五

这是民族主义吗？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它是。它是反法国的，正是南特和巴黎的航海之行（像后来的罗马之行一样）使赫尔德倍感沮丧。他遇到了一些最杰出的启蒙哲学家，但是显然没有与他们取得任何程度的沟通。他感受到了嫉妒、羞辱、崇拜、怨恨和鄙夷，心里五味杂陈，这是一种落后民族面对发达民族，低层阶级成员面对高层阶级成员时体会到的感受。被伤害的民族感情（这几乎用不着说）培育了民族主义，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政治的。如果说他抨击个人主义，那么他也同样憎恶压制和损害自由人个性的国家。他的社会观是与政府、权力、统治敌对的。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像他们之前的恺撒和查理曼大帝一样）代表了一种可憎的理想。赫尔德不渴求权力，不希望宣称自身阶级或本族文化或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他希望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管是谁都能够过一种充实的生活，实现自由的自我表达，“成为有意义的人”；他认为，统治越少越好。我们不能够返回到希腊的城邦。

对于后来注定要发展为充分和具有侵略意义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来说，这可能的确是它们的第一个阶段。不管这种前后相继从历史学和社会学上来看是否正确，显然赫尔德本人并不怀有这些情感。尽管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这个词似乎是他造的，但是与费希特或黑格尔或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相比，他的好社会概念似乎与梭罗、蒲鲁东，或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与歌德和洪堡这些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文化观更为接近。对他来说，民族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他厌恶狂热地吹捧古代盖尔人或北方人的当代凯尔特狂和条顿狂的主张。他赞美德意志的先祖，是因为他们是德意志文明的一部分，并且照亮了他们自己的文明，而不是因为德意志文明在某种尺度上高于其他文明。“在想象和感觉的作品中，民族的整个灵魂以最自由的方式展现了自己。”〔94〕这被西斯蒙迪、米什莱和马志尼发展为一种全方位的政治文化学说；但是赫尔德的立场与罗斯金、拉梅内，或者威廉·莫里斯的观点，与民粹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与今天所有那些反对地位或权力的等级制度或者任何一种操纵者的影响的人更为接近，他与那些抗议机械主义和庸俗化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是与过去几百年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站在一起。他赞成自给自足，但只是在个人生活中；就是说在艺术创造和自然的自我表达的权利中。他对民族精神（这个词可能由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创造）及其许多别名（人民的精神、人民的灵魂、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天才，和更经验主义的民族性格〔95〕）的使用，都旨在强调什么是我们的东西，而不是他人的东西，即便从某个更为巨大的天平上来看，他人的东西在本质上更有价值。

然而赫尔德不承认有这样的天平：文化是可以比较的，但它不能度量；每一个文化即是它本身，在其自身社会（从而对作为总体的人类）来说具有真正不可估量的价值。对他来说，苏格拉底既非启蒙运动永恒的世界主义圣贤，也非哈曼口中自命不凡的知识主张的摧毁者（他的反讽和自供的无知打开了通向信仰和拯救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雅典人，而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亚里士多德可能比莱布尼茨更有天才，但是莱布尼茨是我们的，而亚里士多德不是；莎士比亚是我们的，而其他伟大的天才，比如荷马或摩西则不是。个性是一切；古和今、本土和异邦的人为结合，导致了错误的观念和破坏性的事件。〔96〕让我们遵循我们自己的道路；不管他人如何颂扬或诋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语言，它们依然是我们的，它们就是我们本身，这就够了。〔97〕不管德意志人到底怎么样，他们要好于伪装的希腊人、法国人和英国人。〔98〕但是当赫尔德说，“醒来吧，德意志民族！不要让他们抢走你们的守护神！”〔99〕当他宣告恐怖的风暴即将到来，警告人们不要像约拿一样在暴风雨中沉睡，当他告诉人们从波兰被瓜分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100〕并说“可怜的、被撕碎的、受压制的德意志，请心怀希望！”〔101〕当他说“德意志人，讲德语！把塞纳河丑陋的泥浆吐掉吧！”〔102〕人们就很难不去认为正是他哺育了格雷斯和雅恩、阿恩特和特赖奇克，以及他们可怕的现代继承者。然而赫尔德的话纯粹是指文化的自我决定；他憎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103〕对他来说，民族性一个纯粹和严格的文化属性；他相信人们能够且应当捍卫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需要永不放弃。尽管他忘情地沉迷于犹太人自古以来的传承，但他依然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保持一种充足的集体荣誉感，没有努力返回到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而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再度发展壮大为一个民族。他所感兴趣的不是民族性，而是文化、世界、各民族的整体经验；他所赞美的这种经验的方面是：个人关系、友谊与敌意、对自然的态度、战争与和平、艺术与科学、追求真理、自由与幸福的方式，尤其是伟大教化的领导者与忘恩负义的暴民之间的关系。就像英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也像扬、托马斯·沃顿和约瑟夫·沃顿一样，赫尔德害怕组织本身，他想保存生活和艺术当中不规则的和独一无二的东西，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体系能够完全包容它们。

他对政治上的集权化和思想上的两极化的批评出于同一个源泉。当他设想世界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花园时，当他提到一切民族文化之间可能且可望的和谐时，他并没有单纯地忽略了民族国家的侵略潜能，也并非温情地假定在各种民族主义之间没有冲突的可能。相反，他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集权化发展深恶痛绝，但是他找不到文化上自主的各个共同体之间有什么理由需要冲突。当然，假定一种自给自足不会导致其他更为危险的自给自足，是有其不现实和非历史的一面。但是这种不现实并非他以及一般而言的启蒙运动经常遭受指责的那种不现实。他并不信仰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条顿狂主张，或浪漫的国家崇拜，而是信仰某种与上述理念完全不相容的东西。他是那些神秘的力的拥护者，它们是“活生生且有机的”。〔104〕他和沙夫茨伯里（后者就像扬和卡莱尔等英国思想家一样，对德国人的影响远大于对他自己同胞的影响）所见略同，认为最终只有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力：“在创造的各种形式、各种形态、各种渠道中有一种活的东西，那是一种精神、一束单一的火焰。”〔105〕这几乎不是一种经验或科学的观点。他在为人民的灵魂唱颂歌，它是莱布尼茨的生活力的社会化身，“奇妙非凡、独一无二……无法解释、不能消灭，与民族一样古老。”〔106〕当然，它最生动的表达不是国家，而是“它语言的人相学”。〔107〕

我想强调的是，赫尔德这种学说的真正后裔并不是权力政治学，而是被称作民粹主义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其在东欧受压迫的人民中获得了动力，后来扩展到亚洲和非洲。它激发的不是国家干涉主义者，而是“草根”的信仰者——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切民间艺术和大众传统的崇拜者，他们的热情既有严肃又有荒谬的形态，到今天仍然可以偶见。民粹主义也许经常采取反叛的形式，并且滋生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但是赫尔德所提倡的形式是民主与和平的，它不仅是反封建王朝和反精英的，而且是反政治的，矛头直指有组织的权力，不管是民族的、阶级的、种族的，还是党派的。我把它称为民粹主义，是因为这种运动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欧洲以外，在我看来似乎与赫尔德的理想最为近似。它根据其本身的规律应该是多元主义的，把政府看作一种恶，像卢梭一样，倾向于把“人民”等同于尚未被财富或城市生活败坏的穷人、农民、老百姓、庶民大众；〔108〕直到今天，它还鼓舞着民间的热心者和文化狂热分子，平等主义者和地方自治的煽动者，艺术、手工和简单生活的拥护者，以及五花八门天真的空想家。它基于对松散结构、志愿组织、自然纽带的信仰，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军队、官僚组织和“封闭”社会。

从历史上来看，民粹主义当然与真正的民族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也的确常常为盲目的仇外情绪和反理性主义提供土壤，促使其恶性生长；这并不比民族主义和民主、浪漫主义，或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不同时刻的联盟更加偶然。然而，把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与它在另一个时期的后果或者与它在另一种语境中并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的变形等同起来，这便是一种历史错误和道德错误。赫尔德在英国或美洲的后继者主要可以在那些沉迷于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古董和生活形式（古代的和现代的）的业余爱好者中找到，而他在亚洲、非洲，或者欧洲或美洲的“落后”地区的后继者，则可以在古代诗歌的专业爱好者和收藏家那里，在巴尔干或阿拉伯原始的生活形式时而感伤的热心信徒那里找到，此外还有怀着乡愁的旅行家理查德·布尔顿、道蒂、拉夫卡迪奥·赫恩（英国甘地或伊本·沙特）、文化自主主义者和非政治的青年运动，以及语言和社会方面严肃的学生和哲学家。

也许赫尔德最典型的后继者会在他怀有持久兴趣的俄国找到。在那个国家，他的观念进入了那些批评家和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思想中，他们不仅发展了本民族艺术的民族形式和伪民族形式，而且不管他们在何处表现自己，他们都热情地拥护着艺术和自我表达的各种“自然”、“自发”和传统的形式。这些种族肤色和多样性的崇拜者（比如穆索尔斯基和斯塔索夫），以及一些受他们启发的音乐家和画家，他们远离对权威和压制的支持，在政治上站在左翼，同情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尤其是受迫害的少数群体——格鲁吉亚人、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也包括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其他“未被重建的”民族。他们因为所谓的世界主义，因为商业主义，因为一种鼓吹生活的平面和机械形式而摧毁地方和民族差异的倾向——简言之，因为无根（这个术语后来在蒙昧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嘴里变得如此险恶和不祥）、无情、压迫和没有人性——而谴责（不管这种谴责多么不公正和过分）这些“手风琴演奏者”，诸如罗西尼和威尔第，或者新古典学派绘画。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赫尔德风格。

某种类似的东西也可能进入了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理想：一旦他们扔掉了压迫人的帝国主义、朝代的专制统治、否定一切“自然的”人类单位的手铐，达到自由的自决，那么他们就将与德国青年乃至各民族的“青年”和谐共处、相互理解。这些观点也许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但是如果说它们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它们也与其后来贬义的意思大不相同。民粹主义可能部分地为孤立主义、地方主义，对一切平稳、大都市、优雅和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东西的猜疑，对各种形式的上流社会的仇视负责；但是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还伴随着对中央集权、独断论、军国主义、自作主张的敌视，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包含对一切通常与19世纪羽翼丰满的民族主义相关的东西的敌视，对平民的深刻同情——赫尔德区分了人民（即民族的实体）和乌合之众〔109〕——以及对暴力与征服的仇恨，其激烈程度绝不逊色于歌德、维兰德、席勒和任何其他的魏玛人文主义者。赫尔德的忠诚追随者在以往也许经常（可能以后还会）迷惑、感伤、不切实际、无能为力，有时还显得荒唐可笑，但他们绝不是威压、算计和残忍的。对此没有人比赫尔德本人做过更深刻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