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赫尔德的著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充满了矛盾：“我身上思考和工作的力量在其本质上就像把太阳和星星聚集到一起的力量一样永恒……不管我在哪里，也不管我会成为谁，我都将是我现在所是，一种处于一个力量体系中的力量，一种处于上帝世界的不可估量的和谐中的存在。”〔178〕可能是什么，就将要是什么。一切潜能都将被实现。赫尔德相信完全，相信存在的伟大链条，相信一个没有屏障的自然界。受自然主义者、里特尔以及冯·哈勒的影响，他把人看作动物当中的一种动物：由于缓慢起作用的自然原因，因为他直立行走，或者由于他头骨中的一个腔，人成为他所是的样子。然而他也认同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相信自然种类，相信特殊的创造行为。他相信一个普遍的人之本质，一个核心的人之特点：像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所教导的，它像大理石上的一条纹理，由理性和想象培育出来；人人都是本杰明，是“自然的永恒的爱人”，是创造性过程的顶峰。然而，他也相信这种人的本质采取相互冲突的形式：类型相异，区别无法逾越。他做出了新奇的努力，试图把斯宾诺莎世界中（尽管在赫尔德看来，它采取了更为灵活和经验的形式）一切实体在逻辑上严格的相互联系的一元论观念与莱布尼茨动态的自我发展的个性化实体结合起来。〔179〕在赫尔德的自然主义与目的论之间，他的基督教信仰与对自然科学发现的热情接受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也同样存在于下列情形中：一方面，无论如何，他对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一些成就非常尊敬，这些学者相信定量的方法、精确性以及知识的统一模式；另一方面，他又偏好歌德、谢林以及他们的热烈追随者的定性态度。此外，在他有时非常强烈的自然主义决定论与人们能够而且应当抵制自然冲动和自然力量的观念之间也存在矛盾；〔180〕因为人们要是不抵制，他们就会被这些冲动和力量所吞没。犹太人被罗马人所倾覆；他们的灾难性命运被归因于自然因素；然而，他坚信这种命运本来是能够避免的；同样，罗马人所遭受的厄运，本来也是能够成功抵制的。赫尔德对自由意志的问题不像康德等人那样敏感。他身上有着太多矛盾的紧张关系。像大多数自我决定论者一样，他可能相信当人们能够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时，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去问人们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自由；然而，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表明他试图为这个由来已久却又基本不能令人满意的“解答”寻求出路。〔181〕此外，赫尔德一方面坚持人道的多种形式，如作为一个普遍人类理想的人道（也许只有在未来的世界才能被完全实现）和“诸民族的上帝之道”〔182〕（一个后来被黑格尔所借用的短语和概念）；而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更为常见和典型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他对古代日尔曼部落生活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激情与他对罗马及其教会不情愿的崇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前者是自然产生的，创造性的和自由的；后者则体现了普遍主义、秩序，以及理性组织的能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下对比：一方面，他相信流动自然的连续性、创造的自然、磁和电的能量、动植物和人的能量、语言和艺术的能量——一种普遍延续的生命力，万物都是它的体现，而它的规律可以在他那个时代的物理科学，以及他喜爱的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中发现；而另一方面，他又把关键的角色归之于天才、神奇事件和纯粹偶然的无法解释的跳跃，归之于真实创造不可分析的过程，并随后认为单纯通过技术的运用无法取得任何伟大或持久的成就；与之相伴的是，使人或文化个性化并赋予它们所拥有的一切色彩、力量和价值的内核则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只对有想象直觉的眼睛才是开放的，不能被还原为可传可教的科学方法。最后，还有他对教化的禁止，但同时情不自禁地欢呼人类存在的伟大时刻，连篇累牍地诅咒人类统一和创造性的敌人——沾满鲜血的征服者、残酷无情的集权者、狭隘和浮浅的系统化带来的精神的枯萎，可憎的伏尔泰是所有这些恶人的领袖，他的反讽和琐碎使一切失去活力，也缺乏对人实际上是什么的洞见。他那个时代的所有这些混乱似乎都充分映射在他杂乱无章而又总是发人深省的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