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赫尔德对理解人类及其历史所做的特殊贡献就讲到这里。他关于人的概念有两个含义尚未引起他的阐释者充分注意。首先是他关于人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学说，以及必然由此得出的他关于艺术家及其在社会中的表现角色的观念；其次是他的多元主义以及人们的根本目的之间互不相容的学说。

众所周知，赫尔德执著于审美问题，并试图在艺术最丰富和最充分的形式中寻求其所有表现。他试图在人类早期的创造中发现它们。对赫尔德来说，艺术是人们在社会中最充分的表现。说艺术是表现就是说它是一种说出来的声音而不是一个对象的生产，比如一首诗、一幅画、一只金碗、一首交响乐，所有这些都拥有它们自己的属性，像自然中的对象一样，不依赖于创造者的目的、特点和环境。〔152〕通过恰当地把书名取作《民歌集》，并通过明白的论据，赫尔德试图证明一个人说的、做的和创造的一切一定表达了他的完整个性，不管他是否有意这样做；既然一个人置身于一个群体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他从中分离出来，他还是在一种残缺的状态保留了其特点），个人也就传达了其集体的个性〔153〕，文化也就被看作一条奔流不息的思想、感情、行动和表现之河。他尖锐反对的观点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一样富有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家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其优点独立于创造者的个人品质或意图（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或社会条件的对象。

这种审美学说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学说被公开提出来之前，统治了相当长时间。按照这种观点，制造金碗的工匠有权利说，那些获得或崇敬他的创造的人们，不应该询问他本人是否真诚或算计，信仰虔诚还是持无神论观点，是否对婚姻忠贞，是否在政治上可靠、是否具有同情心，是否在道德上纯洁。赫尔德是以下学说的真正创立者：艺术家的使命是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他自己内在经验的真理；〔154〕从中可以推导出：对这种经验任何有意识的歪曲，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尤其是任何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的消费者的口味，为了愉悦他们的感官，或者甚至为了通过与他自己的生活或信条无关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指导，或者为了运用技术或技巧进行超脱自我的操练，或者为了施展艺术技艺或获取由它带来的愉悦的企图——都是一种对他职业的背叛。

这也暗合了后来的狂飙运动，赫尔德正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有一个观点认为人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在制作艺术品时表现了自己特定的部分，而其余部分则与之无关，得以观察这一表现；还有一个观点坚信一个人作为父亲、法国人、政治恐怖主义者的行为可以完全和其作为木匠、医生、艺术家的职业功能完全割裂开来，如果伏尔泰曾经考虑过这一观点，他也几乎不可能给出任何反对意见，但这两个观点对于狂飙运动的所有作家来说，都是致命的误解和对人的本性以及他与他人关系的扭曲。既然人事实上只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分裂为多个部分（那些真正人格分裂的人实际上不再是精神健全的人），那么不管一个人是艺术家、政治家、律师，还是士兵，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表现了他的全部存在。

在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中，有一些人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例如海因泽和克林格尔。但是赫尔德与这些自大狂势不两立。对他来说，个体无可逃避地是某个群体的成员；相应地，他所做的一切必然表现他所隶属的群体的渴求，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因此，如果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行动（一切自我意识都属于胚胎状态的评估，因此都是批判的），那么这些意识，像一切真正的批判一样，不可避免地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批判，因为获得社会意识是人的本性：表现就是交流。赫尔德感到一切历史都表明事实就是如此。割裂（而不仅仅是区分出一个实体的各个侧面或方面）身体与灵魂，科学与工艺或艺术，个体与社会，描述与评价，哲学评价、科学评价与历史评价，经验陈述和形而上学陈述，仿佛这些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独立于其他因素，这对赫尔德来说是错误、肤浅且误人子弟的。

身体是灵魂的肖像和表现，而非它的坟墓、工具和敌人。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没有“铁幕”；〔155〕每个事物都能够通过莱布尼茨在其《人类理智新论》中谈到的不可感知的过渡进入到每个其他事物中去。人曾经“是一切：诗人、哲学家、土地测量员、立法者、音乐家和武士。”〔156〕在那个时代，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和公民的统一，这是一种被劳动分工破坏了的统一；在那之后，人们“一半变成了思想家和一半变成了行动者”。〔157〕他评价道，所谓不行动的道德家、缺乏英雄气概的伟大诗人、不是政治家的演说家、不能创造任何事情的美学家，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一旦学说在不经批判的情况下被当作教条，被当作不可改变且永恒的真理来接受，它们就变成了死的公式，或者它们的意义被严重扭曲。这种僵化和腐朽导致了思想中的胡说八道和实践中的荒谬行为。〔158〕

这种学说注定会达到一个伟大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应用异化概念的青年马克思和他的左翼黑格尔派的朋友们的著作中，以及那些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运用这些观念的人身上，而且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前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激进主义者和革命者身上。从未有过任何人像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如此虔诚和热烈地相信人的统一。这些人一开始是贵族当中的持不同意见的成员，然后扩展到许多阶级，他们被一种火热的信仰统一起来，他们相信一切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根据所有人都被赋予的理性和道德洞见实现他们的创造潜能（物质的和精神的、思想的和艺术的）。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和德国浪漫派所鼓吹的，正是这些人试图去实践的。他们的光来自于西方。既然在俄国，识字的人（更不用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了）的数量与生活于无知、痛苦、无望的饥饿和贫穷中的人的数量相比如九牛一毛，那么很明显，任何体面人士的首要职责就是竭尽全力把他的兄弟们提升到一个能够让他们过上一种人的生活的水准。

有一个观念从中诞生，即历史以神圣的命令召唤知识分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一切可能手段（理智的和道德的，艺术的和技术的，科学的和教育的）的发现和运用中，竭力发现真理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实现它，并在它的帮助下拯救饥寒交迫的人们，使得他们有可能在自由中生活，并再一次成为人。人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不管他的存在与行为都源自于同一个中心；但是同时他又切实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网络中，他作为一分子在其中扮演其固有的角色；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歪曲人的本性。这个著名的学说，即艺术家，尤其是作家有社会义务表现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本质，他没有权利在某种理论——这种理论要求道德中立或者要求专业化，要求艺术或者其特殊的审美功能（一种布道者式的使命，要求保证艺术不受污染，尤其是政治的污染）的纯粹性——的掩盖下人为地把自己孤立出来，这一整套观念，以及在之后的那个世纪围绕着它进行的残酷的论战，都来自于赫尔德关于人的统一性的学说。

“人们着手去成就的一切，不管它是通过行为、话语，抑或某种其他方式所产生的，必定来自他所集结的全部力量；一切分割是可鄙的。”〔159〕哈曼的这个原则受到歌德的顶礼膜拜，也塑造了赫尔德，它也（通过席勒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成为俄国激进批评家的信条。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如果他是他应当所是，他必将表达他的整个本性。最坏的罪莫过于，为了服务某种虚假审美、政治，或宗教的理想而损害自我，压制自己的某个方面。这是反抗18世纪经过修剪的法国花园的核心所在。布莱克为这种信仰激情地发言，丝毫不逊色于哈曼、赫尔德或施莱尔马赫。理解任何创造者（任何诗人，或者就此而言，任何不是半死的人）就是理解他的时代和民族，他的生活方式，以及“通过他进行思考”的社会（如同沙夫茨伯里身上的自然）。赫尔德一再重申真正的艺术家（在最广的意义上）只能通过他整个社会的经验的完满性，特别是通过塑造了它的集体个性的记忆和古迹才能进行创造；他指出，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都受到了他们民族民间传说的深刻影响。关于这一点，他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思考方向是足够清晰的。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不受压抑的生活的直接表现。生活的表现可能有章法可言，但生活本身一定不是如此。早期的诗歌带有巫术性质，对于英雄、猎手、爱人、行动者来说，它是一种鼓舞，是经验的一种继续，因此，在做出必要的修正后，它现在也依然如此。自那之后，社会已经令人悲伤地解体了，赫尔德承认，狂放的克洛卜施托克现在也许能够有意识地表现的只是他自己个体，而不是共同体的生活；但是他必须表现他身上的东西，他的言辞将要向他的同伴传达他的社会经验。“一个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创造者；他赋予它一个沉思的世界，他掌握着它的灵魂。”〔160〕当然，在同等的程度上，他也被这个民族所创造。〔161〕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别人一道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上。”〔162〕赫尔德的这些话注定被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放大并植入浮夸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但是它们同样是马克思最深刻的社会学洞见以及他所发动的历史观革命的源泉。〔163〕

赫尔德可能是艺术家要为艺术而献身这种主张的创始人之一，而在哈曼有意识地谈论（就像人们对这位民粹主义的奠基人所期待的那样）完全献身的作家时，他应该是第一位如是想的思想家，这一主张认为艺术家本来就应该为艺术献身，而不可以把自己割裂开来，不可以把肉体与灵魂、尘世与神圣，特别是生活与艺术割裂开来。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一切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艺术家，而一切艺术家首先和最终都是人——父亲、儿子、朋友、市民、同道的礼拜者，被共同的行动统一起来的人。因此，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存在（后期的《阿特拉斯提》与《卡利贡涅》对这种他怀疑是康德与歌德鼓吹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或者服务于功利主义和宣传，或者为“社会现实主义”添砖加瓦；当然，更不仅仅是寻求装点生活，发明愉悦的形式或者为市场生产工艺品。艺术家是神圣的化身，他被他的时代、地区和社会的精神所塑造，并且是这种精神的最高表达。他尽可能地传达一种总体的人类经验，以及一个整体的世界。这种学说在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推动下，深刻地影响了对艺术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也鼓舞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到《日瓦戈医生》的俄国批评家和作家。艺术作为总体表现和艺术家作为见证真理的人这样一种理论与把艺术家看作一个传播者（不管多么天才和热忱），或者看作一个神秘宗教的牧师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它进入了19世纪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的实践中，甚至像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如此“纯粹的”作家也概莫能外。通过他们的著作，它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和批评，甚至是道德和政治思想、行为都产生一种伟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当赫尔德如此自信地欢呼艺术家在未来的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时，他也许不完全是错误的。

不管是作为一个美学批评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还是作为一个创造了非异化的人这一观念的思想家，还是作为分类者最猛烈的批评者，赫尔德（与哈曼）成为了艺术和生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学说的创始者。在所有鼓吹通过文明和人道的发展来恢复破碎的人类的布道者当中，他是最雄辩的一个，不管这种方法是通过水源探索来重现和延续被埋葬的真正的人文主义传统之河，还是像卢梭所要求的，通过社会变革来达成这一目的，而社会变革能够摧毁禁锢和限制人们的枷锁，并允许他们进入和重新进入他们失去的伊甸园，这一伊甸园在他们屈服于相互组织和统治的诱惑时失去了。一旦把他们隔离开来的围墙（国家或阶级或种族之墙）被推倒，他们就会复归到他们自己，再一次成为人并获得创造性。他的这部分学说对其他人思想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些人表述得更加清晰，行动中带来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影响。〔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