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就像一切事物的本性一样，人的本性可以通过追问如下问题来发现：“它变成了什么样子？在何时？以何种方式？”〔138〕人最初所处的状态并非卢梭所说未被制度败坏的天真，而是半兽的巨人，“愚蠢、麻木和恐怖的野兽”〔139〕，充满了恐惧、欲望和关涉畏惧的迷信。〔140〕天际的一声惊雷就是一个向他们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或是向他们发怒，或是向他们提出警告，或是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被这种自然界的恐怖所震动，从而寻求藏身之所；某种超出人类力量的羞愧和恐惧使得他们带着女人一起进入他们藏身的洞穴，由此隐私和婚姻便从谨慎和欲望中生发出来。这些维柯所说的早期道德形式被可怕的仪式和兽性的残忍扭曲了形态了。〔141〕他认为这些人很像《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他们是原始家庭的父亲，专制、野蛮、暴力、残忍，只有通过最严酷的纪律，通过强加绝对的服从才能生存。对这些人来说，自然界充满了令人感到恐怖的力量；制度行为的仪式和严格形式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从一开始就存在：他们宰杀自己的孩子来满足看不见的统治者（维柯举了腓尼基人的摩洛神作例子），这是恩尼乌斯带着恐惧提到的“非犹太人”的实践。〔142〕尽管这些父辈对绝对权力的实践看起来是残忍的，但是它也受到萌芽状态的羞愧感和敬畏感的修正：这是宗教感情的根，是天命把人从其野蛮的开端提升起来而运用的手段；这绝不是自利，因为自利永远无法充分克制其野蛮的自我中心。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不会成为人：没有羞愧和敬畏，就不可能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引导，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文明，后来法律下的自由就更不可能出现了。〔143〕这些人对美一无所知；维柯评论道，甚至现在，农民对美的概念也知之甚少。

这些原始农场的主人面临着更加无法无天的“自然”人的进攻，他们是些四处流浪的野人。为了抵制这些掠夺者，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最早的有组织的群体创造了最早的萌芽状态的定居。在野人当中，一些人由于恐惧更为强悍的生命，来到这些抵御野人“臭名昭著的滥交”〔144〕的原始围栏中寻求保护，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佣人和奴隶阶级，与之相伴随的是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认为最早的政治生活形式是王权（例如，博丹在维柯之前一个世纪就持这种观点），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维柯说，那是一种典型的谬误，它很可能基于一种非历史的词源学，荷马和早期作家在他们的时代用“王”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不是个体而是统治集团。最早的社会是小型寡头政治的“共和国”，父亲群居在一起，他们通过铁的法律联系起来，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并由此对妇女、儿童、佣人和奴隶进行统治。这是一个众神的时代：充满了“哑的”符号和象形文字。起初，统治者谨慎而节制，〔145〕后来他们开始滥用法律，奴隶进行反抗，要求获得认可，强制达成某种妥协。〔146〕这标志着第一个公民秩序的创立，它对贵族和平民这两个阶级的权利都做了界定（维柯完全着迷于罗马历史）。这是英雄的时代。

在赫尔德发明民族灵魂（Volksseele）这个词之前，维柯把一个社会的“共识”称作时代信仰，即“被整个阶级、全体人民、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种所共享的无需反思的判断”〔147〕，它们最生动地体现在其文字记载中。早期诗歌的骄傲、贪婪和残忍忠实地反映了“英雄”的时代，〔148〕囊括了每个统治权贵及其产生的文化的典型特征。法律是残酷的，因为在这个“英雄”时代（对维柯而言，荷马时代以及西方封建主义的初期对应着这个阶段），人们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被统治。这些法律以及体现它们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了，因为在这个阶段没有它们，人们就不可能生存。但是如果它们只是出于个别的人类意志而颁布的，就会缺乏绝对权威，正是这一权威使得桀骜不驯的野蛮人臣服于它们面前。

原始人遵守的规则比起现代社会的规则要严苛得多，而且只有当规则在他们看来似乎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而是客观和绝对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巨大的外在约束的权威，比如自然、上帝或者某种十分神秘可怕以致不可提及的事物时，他们才能够进步。这些人类思维的无意识创造，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精神发展的这个水平上，它们必须同样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表现为外在的实体，它要求绝对的服从，如果违抗规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是著名的物化理论的第一个主张，物化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而异化理论又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石，这种理论主张，长期以来人们被僵硬的信仰、看不见的神祇、法律和制度所统治，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然而他们却把它们幻象成类似客观、永恒、不变物理世界的法则的客观存在，由此从中得出其权威性。维柯的历史观在费尔巴哈之前很久就利用了这种观念。人们害怕死亡，就集体发明了比死亡更强大的诸神。他们追求法则，就发明了被称作法律、正义和神意的客观实体，来维持和保护他们的生活形式。激发恐惧的——尽管是无意识的——仪式被创造出来，用以保护部落，来对抗外部和内部的危险和敌人。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自己的创造，人们能够逐步理解它，不管这种理解多么不完善，因为（尽管他正在实现的是上帝设计的计划，而不是他自己设计的计划）正是他创造了这种仪式。在他看来，正是这一点使得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而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是永远无法参透的。

英雄时代的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构架，是统治者施加于其臣民之上的残酷纪律，这一制度主宰着社会进化的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应被其中的用语所误导。这些人为之奋斗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篡权者和暴君侵害的自由，而不是奴隶或侍从的自由，对于后两者，他们只会无情地惩罚和消灭。维柯指出，后来的时代严重误解了诸如“自由”和“人民”等等在“英雄”时代的著作中出现的词语，并且赋予了它们一种民主的内涵，这体现了他们历史感的缺乏。在一定时候，平民开始不满意他们低微的身份，这种低微身份的基础是他们对本性固有的不平等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这种不平等不允许他们享有他们主人的权利，如继承权、土地所有权、婚姻权、继位权等等。这时不断累加的社会压力再次出现，有时会爆发成争夺公民或宗教权利的武力斗争。富豪统治和对美德的奖赏替代了寡头政治，而这样的统治模式，又在大多数非特权人士的人民主权要求下分崩离析了。富人缺乏危机意识，他们被平民百姓所击败。民主正义的规则上位，伴随它而来的是自由讨论、合法争论、散文、理性主义和科学。言论自由不可避免地滋养了对既有价值的无限制质疑，这就是哲学与批判，它们最终瓦解了社会的既有结构。个人主义过度膨胀，由此破坏了联系人民大众的纽带，人民大众不再出于对无情的超自然法则的恐惧而紧密联系。这导致了怀疑主义的萌芽，虔敬和统一信仰的毁灭，以及被紧密编织起来的“有机”国家的解体。这个过程或者终于无政府状态，或者（维柯于其深心是一个反民主思想家）终于“自由民族未经审视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最为糟糕的独裁”。〔149〕公民美德消失于无形，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任意的暴力。这种疾病适时地孕育出了其自身的猛药：它要么被一个强大的个体镇压，由这个个体统治着社会并恢复秩序与道德（就像奥古斯都在罗马所做的那样）；或者被一个处于早期原始发展阶段，更具鲜活生命力的社会所征服。但是有时候病入膏肓了，衰败社会的成员堕入了一种二级野蛮状态，这并非一种年轻或者“感知”的“野蛮状态”，而是一种“反思”的“野蛮状态”，即一种衰老和无能为力的状态，那时每个人都生活在其自我中心、充满焦虑的世界里，不能与他的同伴交流或合作。在这种处境中，尽管人们在物理上仍聚集在一起，但“像处于深刻的精神和意志孤独中的野兽一样生活着，几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因为每个人都依他自己的喜怒而行事”。〔150〕人类因为“反思的野蛮状态”而不再为人，这种“温柔言辞和拥抱下的下贱野蛮”〔151〕最终使得人们屈服于他们自己的弱点和腐朽。社会分裂为碎片；可怕的战争（无论是自相残杀还是与异邦仇敌之间的战斗）毁灭了社会的成员，文明坍塌了，人们四处逃散，城市陷落了；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又出现了森林。一个循环完成了自身的轮回，一个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简单、粗暴，以及独眼巨人般的“父亲”再一次居于统治地位。在死去文化的遗迹上又长出了一片处女林，人们再一次变得“敬拜宗教、可信和忠诚”。〔152〕作为社会唯一的真正有凝聚力的力量，宗教再一次占据了其恰当位置。野蛮人肆虐之后的罗马就是如此，新的循环打开了，伴随着它的是文明的三个阶段的不可避免的前后接替：首先到来的是独眼巨人般的法兰克国王，他们修建了原始的堡垒抵御游牧野蛮人，他们具有盲目的权威，弱者从强者那里寻求保护，这是封建主义的开端。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英雄”时期，其象征是武器的纹饰，这其实是这个文化阶段自然象征的纹章图案，它被后人错误地解释为有意识的巧工。第二个循环并不是第一个循环的精确复制，即便只是因为它包含着前朝的记忆。除此之外，第二个循环依然信奉基督教。〔153〕这个运动本身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循环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引人入胜的。中世纪社会，就像古典世界的英雄时代一样，是由牧师统治的，它适时地诞生了它自己的伟大诗人，这就是“英雄的”新意大利语巨匠但丁，他是第二轮人类文化的荷马。奥林匹斯诸神的位置现在被基督教的圣徒占据了。甚至公共仪式也在重复着自己：在荷马时期，当一个城市被包围时，城市的诸神在其被最终洗劫和毁坏之前，会被庄严地祈求离开；而现在则是前来征服的基督教军队邀请诸圣徒离开行将毁灭的城市。这种寡头政治秩序又会被富豪统治所替代（在维柯的时代），并且毫无疑问，它也将适时地被民主、个人主义、怀疑主义、无神论，最后的独裁或征服所相继替代。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又将进入衰退和堕落，此后又是不可避免的原始森林。这就是著名的发展路径和重复路径，它是维柯形式的文明交替演进的循环模式，在他所有学说中，这一点也许是最有名的。他因其最无趣、最没有道理、最少原创性的观点而闻名于后世，对于这位特别不幸的作家来说，这尚且不是他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