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不忘报国

正当樊庆笙率领弟子们一步一步把中国的微生物事业做大、做强，向科研高峰攀登时，他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下农村劳动。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他精心培养组建的教学科研骨干队伍被拆散了，他视为生命的以根瘤菌共生固氮为主攻方向的宏大科研规划全部泡汤了。虽然他在1959年第一批脱帽，但仍属控制使用对象。他是个有鲲鹏大志的人，不甘于碌碌无为、虚度人生。当初在美国留学时，他改学细菌专业，就是看准了这门新发展的学科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从抗生素的提炼，到根瘤菌共生固氮以及食用菌、药用菌、发酵等各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造福于人民。可此时他像被捆住了翅膀的大鹏，想展翅翱翔却不能。

身处逆境的他，忍辱负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只要还给他工作做，哪怕一度分配他在实验室刷瓶子，他都仔仔细细刷得干干净净。作为我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编写了《微生物生理学》、《土壤微生物学》、《农业微生物学》、《固氮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实验》等多种教材，填补了农业院校微生物学教材的空白，但他从未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指导过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帮他们修改文稿、讲稿，纠正错误，润饰文字。他心无纤尘，置名利得失于度外，甘当人梯，扶植青年教师成长。他常对他们说：“微生物科学事业，发展无限，要依靠年轻一代。只要你们事业有成，就是对我最大宽慰。”^[1]

1960年南京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微生物学教研组全体教师第一排左起：王一勤 崔秀芳 樊庆笙 刘梦筠 杜秀伟第二排左起：顾本康 汪国斌 张金坤 白克勤 陆鼎彝第三排左起：王盈芬 沈爱光 刘凤鸣 李惠君 娄无忌

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历经磨难，奋斗不止，矢志不渝。逆境中，他从未放弃努力，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目标坚定的人。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科研梦，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丝毫未减。

实验室里的科研搞不成，他就到大田里去搞。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还在“半靠边”的他，带领南京农学院部分教师，走遍大江南北、穷乡僻壤，推广菌肥、生物农药。他将微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扩展到病虫害防治，以及产生生物刺激素促进营养、刺激生长等许多方面。在他的指导下，应用选择性生物快速鉴别法和分离筛选法选取优良菌种，防治植物病虫害效果显著，成为可获得高产的技术措施。^[2]

由于樊先生在学术界知名度很高，当时虽在“文革”时期，各地的农科所同志仍然经常远道而来，不避嫌地登门求教或请他去现场指导，他有求必应。头戴草帽、穿一身褪色旧中山装的樊先生，不辞劳苦，到处奔波，足迹遍及江苏各地，北至陇海线，东至黄海之滨。每到一地他都亲自动手，教农技员如何操作，他对农村青年技术员耐心讲解，使他们茅塞顿开。他帮助农民解决菌肥和生物农药生产及使用中的疑难问题，为农户排忧解难，深得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他也从为农业生产服务中，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收获了快乐。

据西南农业大学何庆邦教授回忆：“当时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经常深入农业第一线，着力菌肥的生产和推广。”“从和先生谈话得知，先生很了解农村，更熟悉农民，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有着密切的来往和交往。”“（我们）在苏北淮阴地区考察时，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技站的同志，多次提到和表扬南农的樊先生对他们帮助很大，菌肥在那里增产效果显著。”^[3]

20世纪70年代，虽然他尚未被平反，但已被邀请参加江苏省微生物科技情报中心领导小组。

1976年江苏省水稻纹枯病大发生。生产出对防治该病有较好防效的新型农药——井冈霉素为当务之急。樊先生和中心小组成员迅速赶到广东引种，回江苏后立即组织多点生产。樊先生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县、市，进行指导，连续奋战三个月，终于赶在水稻纹枯病大面积发生之前，生产了300多吨井冈霉素，防治面积达1000多万亩，减少粮食损失10多亿公斤，得到省、市政府表扬。全省微生物界同仁公认：“江苏省农业微生物科研和应用，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居全国领先地位，樊老作出了巨大贡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