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纪念
华中农业大学陈华癸院士写道：
我和樊庆笙在事业上合作近50年。我们最初于1945年在重庆认识。1952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两人同住一室。此后南京农学院和华中农学院两校为我国微生物事业的发展长期一道工作。庆笙教授的敬业精神，高尚人品，反对伪科学旗帜鲜明的态度，堪称典范。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院校没有我国自己的微生物学教材，师资严重缺乏。华中农学院和南京农学院成为微生物学教师进修的重要场所和第一批培养三年制研究生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中期，庆笙教授和我合作编写和出版了《微生物学》和《土壤微生学》。
1979年，由他（指樊庆笙教授）组织和安排在江苏太湖东山举行《微生物学》第三版修订讨论会。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闭塞，当时教师们对微生物学的新发展知之甚少，迫切需要一个新版教材。讨论会邀请了农业院校大部分微生物学主讲教师参加修编和审稿，既保证了修订质量，也使到会教师们获得了新的知识。第三版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微生物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条件。10年后《微生物学》第四版修订是他和我共同进行的，它的出版适应了20世纪90年代的需要，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奖。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庆笙教授做人风格令人佩服。他对同仁和学生十分宽容，在学术交往中融会深情，对晚辈诲人不倦，是一位亲切的长者。在交往中体现君子风度，我们长期合作清淡而情深，也培育了晚辈的友谊。然而，他对伪科学则毫不留情，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抵制。20世纪80年代，南京王某认指线虫根结为固氮根瘤，扬言取得重大发明，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科学与无知、真理与谬误的大抗争。一时间媒体中的个别人也兴风作浪，站在伪科学一边大肆操作。某地某某杂志也发表评论和封面照片，支持王某人的错误，影响极其恶劣。他们的代言者们叫出擒贼先擒王，将攻击目标对准樊庆笙教授。某日报一女记者甚至在樊庆笙教授办公室对他纠缠，施加巨大压力，要他接受错误结果。庆笙教授巍然而立，揭露错误，捍卫真理。他带领全国同行，粉碎了嚣张一时的伪科学闹剧。庆笙教授爱憎分明的高尚气节是学术界的光辉榜样。我一直怀念这位与之交往半个世纪的老朋友。
金陵大学校友、中国农业科学院卢良恕院士写道：
樊庆笙先生为人谦虚，克己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敬业、勤奋、严谨的美德。他不顾个人安危投身中华民族的抗日复兴运动；殚精竭虑地推动我国农业微生物事业的发展，以及在83岁高龄的时候抱病组建金陵研究院的感人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农业科研及教育工作者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为加快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以及农业科技的跨越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陵大学校友、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农业组左天觉写道：
樊老师的音容笑貌——在我面前，他温文尔雅，不疾不徐，他的讲话和文章简洁清楚，没有废话，不自我表扬；对学生教诲认真，慈祥爱护；办教育身体力行，高瞻远瞩。为中国农业，为学校，为国家，能像樊老师一生敬业不苟鞠躬尽瘁者，天下能有几人？高山仰止，我们做学生的敬佩之余，只有更努力、再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报答于万一。
中国科学院余永年研究员赋诗：
怀念樊庆笙教授
余永年
菌物睿哲四海春，
蜚声中外九州尊。
学富五车融古今，
才高八斗潜慧根。
留美梦萦桑梓月，
坎坷未忘故国魂。
德才双馨情万缕，
鞠躬尽瘁励后昆。
华中农业大学李阜棣教授写道：
樊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桃李满天下。樊老培养人才的功绩不可单纯以数量相衡，他高尚的人品和优良作风深深感染着学生们和学术界同仁，因而培育了我国农业微生物学术界的优良传统和风气。学校和学校之间以及学会和学会之间，农业微生物学领域同行们非常团结合作，相互学习和支持。
我当时受陈华癸先生委派来宁协助樊老工作。他为我国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呕心沥血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他放手让我工作，使我在教学的实践中得到锻炼，我感受到他和蔼可亲，使我无拘无束。我经常说，我是樊老的一位走读生，他是我最崇敬的良师益友，待晚辈如朋友，为严师而可亲。樊老的修养达到至高境界，在行为中传授做人规范。他的高尚人品在我国微生物学界有广泛而深远影响。我难以表达其中之万一。正如古人所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金陵大学校友、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湘泉回忆：
解放前我在金陵大学选读普通植物病理学，一次实验课上首次见到樊师，蓝布长衫一袭，足登圆口布鞋一双，亲临实验室指导我们的实验课。当时好多同学都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是实验室的辅助人员，当得知他是植物病虫害系系主任、堂堂大教授樊庆笙博士时都大吃一惊。真没想到一位美国教会大学的教授、系主任、留洋回来的博士，其外表竟是这样朴实无华，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樊师一直住在20世纪50年代分配给他的青石村123号，尽管学校有多次调整宿舍的机会，但他从未有搬迁新房的念头。南农复校从扬州回到南京20多年来，他每天上下班都和普通职工一样，总是提前站在候车地点等候学校的交通车排队上车。就在他身任南京农学院院长的年代也是如此。有时他因工作、开会不能及时赶班车回家，从来不要小车送他回家，总是步行到卫岗乘公交车回去。我听学校的小车司机师傅说：“在这个学校里，我最敬重佩服的就是樊院长，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
1988年到1991年，我每周有三天协助樊师工作（注：编写《农业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和樊师同桌进餐。他总是一个饭盒内装饭菜，无论寒暑，稍热一下，草草了事的结束了这一日的“正餐”。当时樊师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每天都是这么简单的中餐，饭后也和我这“年轻人”一样，往藤椅上一靠，打个盹儿，休息一下，随后又是孜孜不倦地开始下午的教学、科研工作。数年如一日都是如此。尽管校方为他安排过专门午休的房间和卧榻，但他为了节省时间从未光顾过。樊师对生活上要求可说是简单到了“马马虎虎”的程度，而对照他对教学、科研工作的“苛刻”要求，真使人感慨万分。
南京农学院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周璧华教授回忆樊老师：
他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他那严谨的、一丝不苟的作风，自始至终贯穿在科研、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有一次，我违反了无菌室操作规则，老师没有让我再进无菌室，整个上午都是他一个人在无菌室忙个不停。我急哭了，悔恨自己做事不认真。晚上老师找我谈话，亲切地对我说：“无菌室能随进随出吗？这样如何保证无菌要求，看来是小事，实际上反映了你对工作不负责，无责任感。你工作不严谨，又怎样培养出严谨的学生呢？”老师苦口婆心，深深触动了我。老师慈祥地拍着我的肩膀，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满脸泪痕地摇摇头。老师拿出一盒他早准备好的点心。望着这一盒点心，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我感到老师既是我的严师，更像我的慈父。
1980年6月的一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他，我恰好也在。当他谈到一些往事时放声大哭，我第一次看见老师这样激动，我虽不知道老师这些年的遭遇，但从他苍老瘦削的脸上能看出他曾遭受过的磨难。我完全理解老师的心情，平反还了老师政治上的清白和学术上的地位，但还不了他20多年在事业上的损失，他痛惜他失去的宝贵年华和一生做学问的黄金岁月。我被老师的真情所感动，也泪流不止。后来，我轻声轻语劝他说：“老师把科研搞好，书教好，多培养些研究生、博士生算了。”他马上直眼瞪着我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夺回来！要把有生之年贡献给祖国的农业科技事业！”一个人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和磨难，一心想到的仍是报效祖国，我不能不对眼前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南京农业大学娄无忌教授写道：
1960年，我和另一位刚毕业留校工作的毕业生被安排到南大听课。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公共汽车很少，半个多小时才来一辆，我们经常一早动身，从卫岗步行10余里到南大听课，沿路烧饼店都要排长队等候，因此不敢排队买烧饼吃，经常饿着肚子听完4节课。樊先生知道了，把他家里每人仅有的几两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让我们买个面包当早餐。当时樊先生的子女都在长身体的年龄，他们也很需要。但先生为了我们集中精力学习，把按户口分配的仅有的一点糕点票给了我们。先生的关怀激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认真学习，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南京农学院研究生，扬州大学教授刘自强教授回忆：
樊师学问精邃，科研功底深厚，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科研和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无私支持。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校接受任务，进行单细胞（白地霉）蛋白质研究。由于缺乏资料，对研究前沿不了解，只能求助病中的樊师，樊老师抱病回信对这项研究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寄来英文资料和参考文献目录。在试验期间，樊师不断给予咨询和指点。试验后期，产生了对单细胞（白地霉）蛋白质安全性的争论。樊师鼓励我：“这项试验前所未有，不能主观臆断，应以实验数据为证。”他亲自去函向有关单位查找材料，并介绍我与上海细胞研究所合作进行单细胞（白地霉）安全性试验，最后以事实和数据证明了单细胞（白地霉）蛋白质的安全可靠性。樊师的无私支持，给我无限力量。经鉴定，投入生产，取得了成果。1980年获得了江苏省科技进步奖。樊师引导我做的另一科研项目——细菌农药在1982年获得农垦部科技进步奖。
樊师秉性正直，作风正派。他孜孜不倦的工作，正在“起锚扬帆”之际，在风雨变幻中蒙受不白之冤，身陷逆境，忠于职守，饱受磨难。他始终坚定信念，坚持真理，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编写的《微生物生理学》，为我国农业微生物学基础理论教材填补了空白。他心清如水，淡泊名利，一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成长。对我们青年教师编写的教材讲义和翻译的文献资料与科学研究报告，他认真修改，润饰文字，自己从不署名。樊师一身坦荡，不计荣辱，甘为人梯，乐于奉献，是吾侪终身学习的榜样。
南京农业大学沈爱光教授回忆：
樊庆笙教授是我的老师，我是1957年进入南京农学院土壤农化系的。在樊先生的精心培养下，我走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岗位，成为高等院校的一名教师。樊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有一次我从土壤中筛选固氮菌，两天后发现培养皿中长满杂菌，我不假思索地把它倒了。樊先生知道后，及时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轻易处理掉？有没有找原因？有没有观察到异常菌落？你所用的器皿是不是你亲自动手清洗的？他严肃地告诫我：“搞科研工作，不但要勤于动手，更要善于动脑。要认真观察思考，发现问题一定要找出为什么，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成功了才能得到经验，失败了也能找出教训。”他的教诲，使我得到深刻教育，从而逐步养成严肃认真、勤于思考的作风，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和科研任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李振高研究员回忆：
樊庆笙先生在1954年—1957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具体指导土壤微生物研究室的研究方向、选题、计划制定及人才培养工作，为该室的创建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因工作繁忙，不再兼任我所研究员，但仍经常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南京农学院迁往扬州，教师们几个月才能回南京家里一次。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的时间，但他每次要回南京时，就来信告诉我回来的日期，届时我就一早带着书本、资料前往他家，谈及研究工作，请他给我斧正文章，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师母还热情招待我用餐，直到晚上才回所。真有“三年苦读，不如名师一点”之感。
回忆往事，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科所戴承镛研究员回忆樊教授在扬州指导紫云英北移：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秋天下午，一位长者风尘仆仆来到扬州，经他自我介绍，方知是我仰慕已久的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他是来农村考察、指导工作的。我陪他每天行走二三十里，从高邮走到兴化，考察基点。所到之处无不深深感到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大田一片萧疏、农业生产很不景气。我们同吃同住，住的是极其简陋、卫生条件极差的农村旅店。一日三餐不仅非常一般，甚至难以吃饱。5天的行程中，樊先生不仅没有一句怨言，而是更加激发他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经常谈至深夜，聆听他的理想和教诲，使我更坚定了献身微生物事业的决心。他不仅是我事业的领路人，同时也成为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在樊先生的指导下，里下河地区农科所进行了沤改旱和旱改水两种类型土壤微生物区系变化的定性分析，他带领我们找出了引种紫云英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地土壤中缺少根瘤菌，并指导我们通过广泛采集样本，在兴泰广陵的农民田里，成功分离获得了一批紫云英根瘤菌。1964年，经高邮、宝应、兴化、邗江等7个基本点试验，紫云英接种根瘤菌后，生长正常，安全过冬，绿肥亩产近万斤。从此为紫云英北移拉开了序幕。
樊先生指出既要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又要结合国情，做出自己特色。1978年，我所建立气相色谱分析固氮酶活性系统，对紫云英等绿肥的共生固氮进行生理研究，并利用固氮活性做技术指标，建立根瘤菌快速筛选的新方法，大大缩短了根瘤菌的育种周期。
江苏省微生物研究所卜华祥研究员回忆：
1979年后，樊老先后担任江苏省食用菌科技领导小组组长和微生物研究所技术顾问。我任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樊老做具体工作，因此和樊老有较多的接触。樊老谦虚、博才、朴实、平和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我国的食用菌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4年，食用菌科技领导小组制定了江苏省食用菌技术开发和有关机理研究的中长期规划，樊老亲自修改定稿上报。这个规划提出了发展我省食用菌的指导思想和重点研究内容，提出了我省发展食用菌的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樊老还特别重视食用菌科技资料的交流和科普宣传工作。他倡导创办发行了我省《江苏食用菌》杂志，担任主编，享誉全国。不久他又被聘为《中国食用菌》杂志副主编和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
樊老的博学多才及在食用菌技术推广应用上卓有成效，省内外科技工作者和澳大利亚专家来江苏交流后，引起了国内外友人对江苏省食用菌的研究成果和生产发展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1989年11月，“国际食用菌生物技术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办。樊老用英语作了“中国食用菌生物技术的回顾和展望”的报告，阐述了中国食用菌生物技术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展望，提出了加强国内外交流的设想，得到国内外专家一致好评。1995年，澳大利亚专家洛松先生多次提出希望在南京再开一次国际会议，由于许多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樊老的努力促成，得到了国际蘑菇协会的赞同以及南京市和江苏省微生物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决定于1998年在南京召开“国际食用菌科学及栽培大会”。由于樊老会前抱病为大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这次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境外代表多达80余人，国际蘑菇协会主席、秘书长、全体执行委员都来了，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十分遗憾的是樊老在开会前四个月永远离开了我们，没能亲自主持会议。由于樊老在国内外享有巨大声望，同时为了感谢樊老对大会所作的贡献，全体代表起立，默哀三分钟，对樊老表示了深切的敬意。
南京农业大学校友、河南农业大学教授贾新成回忆：
1980年是樊庆笙教授最值得庆贺的一年。这一年，他获得彻底平反，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误结论，不久出任南京农学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连三件喜事。我有幸参加了批准他入党的党员大会，当全体党员一致举手通过他的申请后，他非常激动地说，愿将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这使我非常感动。虽然他受到20多年不公平的待遇，他仍然十分热爱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愿意为建设自己的祖国努力工作，奋斗终身，他以后的实际行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樊庆笙教授的人品更是国内闻名。他从不与人争名，尊重别人劳动；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献身祖国教育事业；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顽强拼搏，为祖国农业微生物事业培养了大批科研和教学的骨干人才，真可谓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
南京农业大学黄为一教授回忆：
“文革”结束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怀着学习科学知识，振兴中华的激情，我报考了樊师的研究生。第一次见到樊师是在一个秋天下午，花白头发、白衬衫、提着一个人造皮革包的樊师到学生宿舍来看我们。那时研究生大多已有家庭，不少夫妻孩子还分居两地。樊师问我们，生活有没有困难，家庭是否安排好。还说你们又要来当学生了，又要艰苦奋斗了。南农在20世纪80年代住房十分紧张，樊院长亲自关心研究生家属的工作调动、户口安置及临时住房安排。他对学生的关心无处不在。
樊师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要求教研组老师都来听。鼓励青年教师学外语，他说不能停留在眼前的教学工作，要迅速恢复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他鼓励研究生参加出国选拔统考。为了提高所有教师的外语水平，他让教师轮流脱产参加英语培训，讲课的老师不够了，他主动给上百人上大课。当时他已经70高龄。
樊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他在批阅研究生论文时都认真修改直到标点符号。修改后的论文必须再抄一遍。（注：当时没有打印设备）樊师教导我们对工作要锲而不舍，不断钻研，对荣誉置之度外。
樊师和黄为一的合照
20世纪80年代末，评奖风渐浓。有一天我们准备材料想申报，被樊师知道了，他严肃地指出：“你们的研究是否圆满了？是否没有工作好做了？把工夫花在自我报奖上影响研究的深入。”
我出国前夕，他在院长办公室约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早去早回，把国外的新科学技术带回来，把我们的实验室也建成先进的实验室，和大家一道把教学科研搞上去。”最后樊师和我合照了一张相。
我出国后，不定期地向樊师汇报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写信来说，他的助手刘梦筠老师不幸去世了，微生物系急需要人，问我能否早点回国。那时我已有国外奖学金，我读信时眼前浮现了樊老凝重而又慈祥的面容，他那带着殷切希望的眼神告诉我，我应该及早回国服务。我立即动身回国了。
黄为一先生为了祖国的需要，放弃国外奖学金，提前回国，丹心可鉴，难能可贵。他在海口时，我（樊真美）和他通话说：“你的文章好像没写完，最好补充写一些你回国后承担的工作。”他谦虚地说：“那就不必了。”想不到这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那熟悉的扬州口音至今还在我耳边萦绕。他不幸突然去世，他的同学、同事和学生以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悲痛不已，南农大失去了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他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从不自我表扬。
南京农业大学李顺鹏教授写道：
1980年9—10月，樊庆笙教授受农业部委托邀请美国加州大学Hungate博士和尤爱达博士来华办中国第一期厌氧微生物学讲习班。当时南农刚复校，条件很差，在简易房里上课、做实验。但学员们学习认真。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学到了系统完整的厌氧微生物学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学员们都来自科研所和大专院校，从中培养出了钱泽澍、赵一章、刘聿泰、王天光等国内第一批厌氧微生物学专家和学者。1982年10月，樊庆笙教授又邀请加州大学的Doi教授和尤爱达博士来华办第二期厌氧微生物学讲习班……在两期讲习班的带动下，南京农业大学厌氧微生物学实验室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与丰硕成果。我们到2002年我们已经培养出十几名厌氧与环境微生物学的理学博士和硕士。先后分离4株产甲烷菌株，并从瘤胃里分离出4株厌氧真菌。研究了沼气发酵过程中主要微生物生理群的演替、物质转化及其对产气率的影响，并利用沼气发酵液进行防治某些农作物病虫害的研究，均取得比较好效果。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室厌氧操作箱（2020，生科楼）左起：陈凯 闫新 蒋建东 洪青 李顺鹏 乔文静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室教师合影（2020，生科楼）左起：乔文静 徐希辉 黄星 洪青 李顺鹏 蒋建东 闫新 陈凯 成明根 王保战 何健
可以告慰樊先生的是，他亲手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厌氧微生物学实验室，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初具规模。20多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家与省里多项重点项目，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在沼气发酵微生物和沼气发酵残留物的综合利用，农药残留的微生物的降解与有毒难降解工业废水的处理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江苏省与华东地区的环保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上海农科院潘迎捷教授回忆：
我是1983年进入南京农学院微生物学专业，师从樊老从事生物固氮研究。入学不久，在樊老的院长办公室短短的20分钟的谈话中，樊老对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要我抓紧把基础补好，并告诉我科学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事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南京农业大学（1984年，南京农学院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三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中，樊老对我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每天早上，樊老8点不到已经到学校，他首先进的不是办公室，而是实验室。他要求我们每天不论工作到几点，结束前一定要把实验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有几次我没有做好整理工作，樊老就严肃地批评了我。他就是从这一件件细小的事情和环节来培养、训练我们的作风。现在我又把樊老对我的批评来教育我的学生。
樊老在工作中是一位严师，在生活中又像一位慈父关心我。特别是毕业时，由于我父母身体不好，需要我回去照顾。樊老为此不仅亲自帮我联系了上海农科院，又向学校介绍了我的情况，希望给予照顾。因为当时进上海是很困难的，在樊老的帮助下，我顺利回到上海，这是我事先不敢想象的事。
1995年，我获得了上海自然科学牡丹奖，组委会提出请导师来参加颁奖活动。樊老不顾年事已高，手术后不久，又是冬天，从南京专程赶到上海，参加颁奖仪式。……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真是百感交集。我从一个下乡知青，到上大学读研究生，现在又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都是樊老给我的巨大帮助和支持，我作为樊老的学生感到荣幸，更作为樊老的学生感到自豪。
樊老临别送行潘迎捷 摄于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校友、企业家李德明回忆：
我是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大学生活也充满了憧憬。
进了南农大就听说有一位平易近人的樊庆笙教授。大家都尊重地称呼他樊老。等到了我们有机会听樊老师课的时候，才对樊老师的严谨治学、诲人不倦有了逐渐的了解。和想象中不苟言笑的大教授不一样，樊老师讲课很有趣、生动。除了给我们传授课本上的专业知识，还鼓励我们扩大知识面，眼光看远，到科学的海洋里探索，追求知识的真谛。时至今日，他的谆谆教导，我一生都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想做一些根瘤菌的菌种筛选，用筛选的菌种接种紫云英和其他非根瘤菌类的植物上的实验。其实，我对书本上说的根瘤菌半信半疑，想自己动手看看是不是像书上说的那样，根瘤菌还能固氮？作为一个学生，我向樊老师提出这个想法和要求的时候非常忐忑不安，自己觉得有点过分了。想不到，樊老师竟然同意，还让实验室吉正明老师协助我。在整个假期里，樊老师多次到实验室看我的实验，还亲自到温室里看植物生长情况，有时还待很长时间，算数据的时候，非常认真地复审每一组数据。看到樊老师这样一个大教授对学生的“练习”实验数据都这么认真，我甚至有一点后悔，自己这样一个“想弄明白道理的想法”是不是浪费了樊老师太多的时间。实际上，樊老师对待实验不管是大实验、小实验，始终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樊老师这样严谨的治学作风，深深影响了我，我至今都保留了樊老师的工作作风，凡是公司研发部门或车间出来的任何资料我都审核一遍。
后来，我有幸被选送出国学习。学成回国后，我萌发了放弃科研，自主创业的想法。这个想法让我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向我的恩师开口。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向樊老师坦白了自己的想法，那一刻，老师沉默了许久。我想他当时一定对我这个“不务正业”的学生深深失望和生气。当时我真想躲起来，生怕气坏了他。谁知道，樊老师叹了一口气却说：“如果你决定了，你就去干吧！”
我记得，年过古稀的樊老还去了一趟我家，劝我妈妈同意我创业。我妈妈非常尊重樊老，也就同意我自己创业。白手起家创业谈何容易，困难重重。樊老师怕我没经验，几次抽时间陪我一道去苏州参加与外商的谈判。我很感动也很惭愧，作为樊老师的学生，这么多年接受他的培养，现在还让他操心，他年纪大了，我不能够为他分担什么，我心里一直暗暗发誓，等我创业成功了，一定支持樊老师他一辈子奉献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张效朴等四人参加了南农大生科院纪念樊庆笙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后，寄来文稿。全文如下：
樊庆笙老师与我们“三同”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张效朴
2011年11月14日，我们四人（王天光、张道明、朱增炎、张效朴）权作为南农大土化系九一班的代表，参加了南农大生命学院为纪念樊庆笙先生诞辰100周年举行的活动。在大会及座谈会上，有关的领导、樊老的同事、他的许许多多的学生及国内外的朋友和亲人对中国青霉素研制的先驱——樊庆笙先生的事迹，诸如他为中国微生物学事业发展作出的不朽功业，他的光明磊落、克己奉公、谦虚谨慎、爱生如子的高贵道德品质，实事求是、严格严谨的治学风范，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含冤忍辱、呕心沥血、为国为民而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和精神等所作的称颂与述说，为樊老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亮丽诗篇！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也促使我回忆起了半个世纪前樊老师与我们一道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三同”的往事。
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1960年春，我们土化系九一班（全班26位同学）被学校宣布由土壤农业化学专业转为“土壤微生物专业”——这是南京农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土壤微生物专业”的班级。而樊老师是南农大微生物专业方面唯一的知名教授，因此，培养教育我们这个微生物专业班的主要重任便自然地落到了樊老的肩上。为了我们，他除去需讲授普通微生物课外，还必须重开好几门专业课，如“微生物生理学”“微生物研究法”“微生物实验”等。又由于这些课程都是最主要的专业课，所以无论是课程的深度、广度，还是课时数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和加深。因此，樊老师必须重新、尽快地编写新教材。时间是那么紧，他将付出多大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再辛苦樊老师也会甘当此重任，因为他那顶被错划的“右派”帽子才刚摘掉，他要把教好我们这个专业班当作他事业的重新起点。
然而，恰恰就在刚宣布我们班转专业不久，学院又宣布“九字头”的学生一律下放农村搞“社教”，要求下去后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班级配三位老师一道下去。我们班被分到石臼湖畔的溧水县渔歌公社陈家大队，老师有薛爱芙和计为农，另外一个竟然又是樊老先生（学校没有给他时间留他在校内编写新教材）！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渔歌公社又尤其困难：农民的粮食十分缺乏，加之某些社、队干部的不法行为，不少农民已经饿死，个别的甚至全家八口一人未剩，真有些“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少数劳力已逃走，村里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很少有几人能下田劳动。我们全体男生（包括樊老师）被安排住在一间较大的仓库房里，房子由于年久失修，下大雨时，房内有几处像是下小雨。所住的床铺，是用旧的竹竿片子钉在木棍上粗粗糙糙地临时制成，两竹片之间有二三指宽的空隙。我们吃的是食堂，一天三餐全是稀饭，主要的菜是萝卜干或生酱，历时八个多月，顿顿天天如此。村上的农活多数要我们这些学生和老师去干。樊老师和我们经常是一同肩扛锄头，手拿镰刀，一同下田去割麦、刨地，一同揣着个瘪瘪的肚皮，去插秧、除草、耘禾……与我们不同的是，在下雨天或稍稍农闲时，樊老师还要给学生教课。由于劳动很多很累，上课时有的学生在底下打瞌睡，而老师则必须挤出时间备课，全神贯注地上课。当时樊老师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是来自旧社会的大知识分子，哪里经受过这样的苦呀！但是，樊老师除做这些之外，他还经常在饭后的短暂休息时间教我们观看他临时制作的显微镜涂片（显微镜是他自己在下放时随身带来的），教我们辨认某些微生物和操作使用显微镜的基础技术，以培养我们的专业兴趣，他的用心何其良苦！
2011年张效朴、王天光、张道明、朱增炎参加樊庆笙诞辰100周年纪念会
给我的印象更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与我们一道扛着除草的耙子，卷起裤脚到水田里除草。时间已经十点多钟，大家的肚子已经有些饿了，但还远未到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个个很累、很无聊，于是有个同学累中寻乐，突然提出，请樊老师给我们唱支歌好不好？大家一起附和。我虽然也随着附和，但估计樊老师会推辞。然而让我未想到的是，樊老师居然应允了，而且他唱了一支非常符合当时情景的歌。他一面继续耘禾，一面带着常熟的地方口音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唱到：“拿起了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咿呀嗨呀呵嗨，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呵嗨咿呀嗨。”在同学们一面叫好、一面更起劲耘禾的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很受感动，因为我意识到，樊老师在看到大家都很疲倦的情况下，为了给我们鼓劲，才强打起精神唱的。他对我们班学生的爱护和言传身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这支歌我以前未曾学过，但是，自从听过樊老师唱后，我一直牢记在心，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学着樊老师的音调唱出来。樊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鲜活地存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