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营救西路军
周恩来营救西路军
董汉河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多次提出西路军问题，要求“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
1937年2月，当中原大地已开始转暖的时候，河西走廊仍是一派冰天雪地的肃杀景象。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经一条山、永昌、山丹、古浪和高台等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斗，已由西渡黄河时的2. 1万余人，锐减到1 万人左右，被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正规军步骑兵3万和武装民团10多万人，围困在河西走廊中部的倪家营子，已经一个多月，进退维谷，毫无转机。
此时的周恩来，正来往奔波于延安和西安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殚精竭虑，同时也为解救西路军费尽了心机。2月9日，周恩来在西安根据毛泽东、洛甫的电报指示，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明确提出：红军拟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1]
周恩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也就是要将红军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个军。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心里也明白，他们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了红军改编的最低方案：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虽然由第一方案中的四个军改为四个师，但红军的人数和实力基本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因为改编后的红军正规部队每个师的人数定在1万～1. 5万人。西路军为正规部队，至少可改编为一个师。
在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把停止进攻西路军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当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不能阻止马步芳、马步青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又于2月27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红军只有自己组织部队增援西路军了！
由此，中共中央即于当日决定：以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和军委直属的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对西路军进行援救。[2]
这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情况下，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西路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兵援救。但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这时也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然而，中央军委主席团又十分清楚：“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因此，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建援西军。为不给蒋介石以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借口，专门给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拍发电报，明确指出，援西军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3]
就在同一天，西路军经五昼夜血战，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并于当晚进至威狄堡地区，准备沿祁连山北麓向东转移。因此时援西军刚在两千里以外的陇东镇原县集结，无法策应。西路军旋又折返倪家营子。
3月4日，西路军困守倪家营子已两月有余，缺水少粮，濒临绝境，被迫与敌血战七昼夜，准备于次日晨突围，向西边的三道柳沟转移[4]。是日，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同时，请张冲催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马步芳、马步青进攻西路军的问题。第二天夜间，西路军浴血苦战，从倪家营子突围，只行十数里，又在三道柳沟遭敌重兵包围。因此，3月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合作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由于周恩来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物施加压力，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 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的电报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在今肃南县境内）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了三个问题：（1）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2）余部由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的工委会领导，分头行动，以保存有生力量；（3）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三个支队和若干个小分队分散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三十军余部为主体的千余人为左支队，沿祁连山腹地向西游击；王树声、教导团政委朱良才、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等率领九军、教导团和骑兵师余部为主的500余人为右支队，沿祁连山腹地向东游击；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总部特务团、妇女团等数百人为第三支队，与其他若干小分队一起，多方向行动，以吸引敌人，保存主力[5]。
周恩来巧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借机派吴鸿宾去西宁了解被俘西路军人员情况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4月4日，当他在百忙之中得知西路军约6000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时，立即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要求其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
马德涵回到西安不久，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等从麦加朝圣归来，路过西安，住在桥梓口天安栈。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张文彬约上吴鸿宾和马德涵去看望。过后，周恩来又想和马麟亲自见一面，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马麟等人回青海后，为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提供方便；同时也考虑到马麟等人刚从南京回来，也可以向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情况。但是，怎样安排这次会面才好呢？马麟是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目标大，到七贤庄去见周恩来不好；周恩来是共产党的要人，到马麟住处去看马麟，对他也不利。大家商量后，决定以吴鸿宾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酒席宴上让马麟和周恩来见面。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吴鸿宾和马德涵给马麟和谭克敏下了请帖。在桥梓口的天赐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71号，请马麟和谭克敏届时前往。这71号本是一位县长马子健的住处，较为敞亮，因马子健不在家，由马德涵借住。
这一天，周恩来和张文彬先到了西羊市街71号，吴鸿宾和马德涵已在恭候。待马麟和谭克敏到来，吴鸿宾便首先把周恩来向马麟作了介绍。马麟大吃一惊，当即脸色大变，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入席后，大家边吃边谈。周恩来主要谈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马麟的表情有些紧张，也不自然地提些问题，谭克敏也偶尔插上一两句。周恩来在侃侃而谈的同时，顺便作答，并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做些好事，包括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散席时，周恩来和马麟握手告别。这件事在回民居住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家走出门时，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好在周恩来来得突然，散席又快，国民党特务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下手。
事后，张文彬让吴鸿宾到马麟处听取一下反映，马麟竖起大拇指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才，健谈，很好！”马德涵住处的群众反映主要有两点：一是把这次宴席说成是共产党的“鸿门宴”，怕把马麟抓起来；二是说聋老汉（指马德涵）还搞这名堂，很吃惊。街头巷尾好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至于国家大事方面，群众还没意识到。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吴鸿宾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吴鸿宾找到马麟说：“我在西安闲住，想到西宁找个事做，请马主席给马代主席写个介绍信。”马麟外出朝圣期间，青海省主席暂由马步芳代理。马麟自然明白“马代主席”指的是谁，便提着马步芳的号回答说：“好，我给子香写个信。”随即吩咐谭克敏代他给马步芳写了信。不几天，吴鸿宾就带着马麟的介绍信到了青海。他通过马步芳的秘书古希贤和马步芳儿子的老师马霄石，把马麟为他写的介绍信转交给马步芳。马步芳在接见一个客人时，把吴鸿宾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有他叔叔马麟的面子，马步芳待吴鸿宾还算客气。接见时看了由被俘女红军组成的歌舞团表演的节目。但是，由于马步芳已经知道吴鸿宾等在西安安排周恩来和马麟见面的事，所以没有答应在西宁给吴鸿宾安排工作。他对古希贤、马霄石说：“我们这里范围小，以后再说。”
吴鸿宾知道不成了，就在毛顺厂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些日子，借机了解了西路军被俘将士押到青海后情况：西路军之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押到青海后，已被马步芳杀害；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押到西宁，让被俘红军女战士们掩护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一部分被俘红军被马步芳改编为“补充团”修公路、架桥梁，大冷天都没有帽子；洗澡时他见到一些被俘小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在饭馆里吃饭时，他见到一些小红军在烧火、当勤杂工。
回到西安，吴鸿宾将西宁之行的情况，如实向张文彬作了汇报，为张文彬、刘秉林日后到西宁的营救活动，打下了基础。此后，吴鸿宾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河西走廊调查了解被俘西路军将士的情况。对于此次河西之行的结果，谢觉哉在193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吴鸿宾同志调查：河西尚有千余人（被俘红军），其分布情形：工兵营约五百人修汽车路，在老鸦峡口杨家店二百多人，在永登县约三百人，待遇很坏，晨三时起，每天二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民接触，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二百多，在工厂、医院做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官长家当勤务。歌舞团二个，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二十余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取。
上述日记中的“贺”，是指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青马”则指在青海的西北军阀马步芳。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是办事处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周恩来派吴鸿宾事先作了较细的调查，谢觉哉与贺耀组和马步青交涉时有根有据。由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已定，加上中共的压力和周恩来多次派人给他们做工作，马步青不得不陆续将西路军被俘干部黄鹄显、谢良、徐明山、曾广澜（女）等人以及凉州“童子营”的几百名被俘小红军送到兰州，转送西安。
派张文彬、刘秉林到兰州、西宁、凉州了解和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千余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平凉以东逃返延安
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西安，周恩来都时刻关心着西路军余部和被俘将士的营救工作。 1937年4月上旬和中旬，周恩来在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得知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将走出祁连山，便于4月13日和毛泽东一起致电仍在西安谈判的叶剑英：西路军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他向顾祝同、朱绍良交涉，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6]。 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叶剑英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电十分重视，当日即找顾祝同交涉，并于同日21时电复党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
5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便和叶剑英致电红军总部的彭德怀和任弼时：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其目的是，防止西路军被俘人员到西安后无法脱身。彭德怀和任弼时接此电后，即让驻在镇原县的援西军总部派出侦察人员，在平凉以东通西安的大道上侦察巡防，20天后，千余被俘人员从兰州被押解到平凉后，被援西军策应逃回陇东根据地。这次策应工作的成功，与周恩来派张文彬到兰州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给彭德怀等拍发电报的同时，周恩来已派张文彬到兰州和西宁活动，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看望、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张文彬到兰州后，得知东郊的拱星墩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军官队130多人，便与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代表中共中央前去探望。鉴于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当局勉强同意，并提前电话通知拱星墩集中营作好准备，以防意外。恰巧，这电话被大队部的勤务兵冷赤哉听到。冷赤哉是西路军被俘人员，立即将此消息汇报到集中营的地下党支部。为欢迎中共代表的到来，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做了积极稳妥的准备。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1点多钟，由于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不派汽车，张文彬在三个便衣特务的跟踪下，坐着马车来到拱星墩集中营。随后，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一个政训处长也坐着汽车赶来了。
西路军被俘官兵一见到张文彬，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一个个热泪盈眶，使劲地拉住他的手，问毛主席好，问朱总司令好。张文彬也含着热泪，和围上来的同志握手、拥抱。过后，张文彬又走遍每一间囚室，和每一个同志握手，进行亲切慰问，说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问同志们好，并且发给每人一块钱作零用。他意味深长地嘱咐说：“同志们，这是党给你们买针线补衣服用的！”“同志们知道，党中央和周副主席一下子筹集这么多国统区票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下午3时，在西路军被俘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欢迎张文彬的大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也从围墙的另一边集中过来参加。担任看守的国民党部队如临大敌，特地调来两连上了刺刀的兵力，并在高处架上了机枪。(https://www.daowen.com)
年轻英俊的张文彬从容不迫，走上用两张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待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委托，受周副主席的派遣，从西安来这里看望同志们的。党中央、中央首长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你们。要我向同志们问好！”台下10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一边抽泣哽咽，一边拼命鼓掌。接下去，张文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了“反共”顽固派对红军的诬蔑，也坦率地讲了西路军的失败。他说这是革命前进中的暂时现象，是局部性的，陕北还有强大的红军主力，南方各省还有许多红军游击队，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同时，他也很策略地对看守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照顾”，表示了感谢。
最后，张文彬含着热泪，深情的抚慰、暗示和鼓励大家说：“党了解你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党中央首长们都在关心你们，党中央正在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设法使你们早日回到红军中来！望同志们保重，祝同志们健康！”
张文彬没到兰州时，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就获悉敌人准备押送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官兵去南京。张文彬来过之后，地下党支部根据张文彬讲话中所转达的中央指示精神，考虑到政治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团结，决定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张文彬走后一个星期左右，集中营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国民党九十七师的500多人的押送下，从兰州向西安步行出发了。九天之后，到了陇东重镇平凉，押送者换成国民党第四十三师的一个营。第二天，“军官队”在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有意拖延吃饭时间，刚走到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天色就晚了。公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买卖人”，见了西路军被俘将士便热情地兜揽生意：“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吧！便宜，一角钱十个。”
被俘将士们确实饿了，便拿出张文彬给的钱买起锅盔来。那几个生意人有些怪，你买一个，他给两个，而且总翻下面的拿。原西路军总部电台的黄子坤，拿着买到的两个锅盔，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其他买锅盔的同志，也大都拿到了这样的条子。他们心里明白：这里是逃向根据地的最好地段！
当晚宿营在四十里铺。9时许，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敌人把布置在镇外的岗哨撤回避雨。军官队的许多同志得到党支部的通知，在雷雨的掩护下逃之夭夭，有的则在老乡帮助下藏进镇外的窑崖洞里。军官队的大部分和士兵队的一部分，都在这次行动中逃回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知名者有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他们当然都知道，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党中央的关心和营救分不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周恩来在营救工作中的具体操作和安排。
带着周恩来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张文彬和刘秉林到西宁活动；周恩来、叶剑英点名要回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等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张文彬在看望过兰州拱星墩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将士之后，又和地下共产党员刘秉林一起到西宁活动。他们带着周恩来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帮助张文彬和刘秉林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赵守钰是山西人，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与马步青、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和叔叔马麟相识，大革命时期就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后期，赵守钰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中将师长，曾有恩于当时在他手下当旅长的马步青。 1937年，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护送班禅专使，住在西宁。马步芳、马步青对他十分尊重，皆以“赵老伯”相称。因此，周恩来才写信请他帮忙。
赵守钰见了周恩来的信，掩护和帮助张文彬、刘秉林在西宁活动了十来天。张、刘秘密探望了“新剧团”的西路军女战俘，告诉她们要采取合法斗争，注意斗争策略，不要蛮干，然后又在赵守钰的陪同下，到凉州找马步青，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被关押在西宁“新剧团”的张琴秋，按照张文彬、刘秉林的指示精神，及时制止了女俘们的一个冒险计划：为对付马步芳的高压和屠杀政策，女俘们计划用接近马步芳的机会暗杀马步芳。张琴秋阻止她们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是可贵的，但斗争要讲策略，要从大处着眼，不能蛮干。杀死一个马步芳不难，但那会使更多的同志牺牲。我们要活着斗争，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建立新中国。到那时，解决10个、100个马步芳也不难⋯⋯”一次冒险行动终于被制止了。但张琴秋、西路军妇女团营长陶万荣、西路军政治部干部吴仲廉却被国民党特派员李晓钟于1937年8月带到了南京反省院。
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来到南京反省院，看了关押的“政治犯”名单。周恩来点名要见张琴秋、夏之栩、王根英。她们三人见到周恩来后惊喜万分，百感交集。周恩来与反省院院长交涉，要接走她们。特务阻挠说：“张琴秋她们是俘虏，要接走须有顾祝同将军的命令！”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先出去。周恩来、叶剑英给反省院“政治犯”作了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最后告诉大家：“我党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你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了！”全场一片欢腾。
几天之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车接走了张琴秋、吴仲廉和陶万荣。
徐向前化装潜返，周恩来专程到云阳看望；毛泽东、周恩来、谢觉哉派人去河西查找陈昌浩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命运，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最关心的。因为他们离开部队，化装潜返，在马家军搜查严密的河西走廊被俘、被害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多次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如俘徐、陈，不得杀害！”
1937年4月30日，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向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在云阳的彭德怀、在西安的周恩来发出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然而，却没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20多名警卫人员潜出祁连山时，因马家军搜查甚严，他们又一次化整为零。后因四个贴身警卫员在探路时先后被俘，只剩下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他们到山丹县大马营附近时，遇到了在当地行医的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陈昌浩便留在但复三家养病，徐向前一人扮成羊倌东行。徐向前行至永昌、凉州间，巧遇西路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二人又扮成商人和伙计结伴东行，历尽艰难坎坷，终于到达甘肃陇东镇原县城援西军司令部，受到刘伯承、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同志的热情欢迎。刘伯承和徐向前谈至深夜，安慰徐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是西路军回来了。你休整休整，咱们再一块干！”
5月16日，徐向前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陕西云阳镇，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这时，周恩来正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闻讯之后，特意于5月20日专程到云阳看望徐向前。他们已相识12年了。 1925年，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那时就认识了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夏秋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草地会师的时候。那时周恩来蓄着长长的大胡子，身体不好。这次见面，周恩来已剃去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轻。他向徐向前介绍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不料牙疼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治疗，于是便同周恩来一起到了西安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
周恩来待徐向前很好，在百忙之中常来问寒问暖，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使徐感到很过意不去。当时，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准备到陕北和陇东红军驻地考察，负责人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恩来特意安排徐向前作为考察团的28个成员之一，以示重视。之后，又于6月18日和徐向前一起飞往延安。
在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非常关心，特别是对陈昌浩的下落，十分重视。他指示南汉宸同志电召地下党员吴波到西安，商量寻找和营救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事。吴波当时是护送班禅进藏专使赵守钰的秘书，认识许多进步的民主人士，在西宁曾帮助张文彬等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吴波到达西安后，推荐自己的朋友高金城去河西寻找陈昌浩。高金城是基督教传教士，从1924年开始就在河西的甘州（今张掖）办福音堂医院，后来又在兰州办福陇医院，在兰州和河西各地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寻找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活动容易得到掩护；从政治态度看，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愿意为共产党工作。得到同意后，吴波写了介绍信，由张文彬带交正在筹建中的红军驻兰州联络处，以此与高金城联系。吴波去青海经过兰州时，又与高金城面谈此事，高金城表示愿意到河西去做营救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对此事特别重视，1937年6月28日专门致电叶剑英，指示：张文彬同志多留兰州，收容、慰问西路军流散和被俘人员，并派人与被收容的红军同往西安，免使中途失散；同意多用点款让曹先生赴甘州找陈昌浩。这里说的“曹先生”，就是后来和高金城一起到甘州找陈昌浩的西路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蔡光波和徐向前一起从河西回到陕北，鉴于他熟悉陈昌浩，党中央就派他担当了寻找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任务，来到了红军驻兰州联络处。因为“蔡”、“曹”谐音，徐向前一直把蔡光波叫做“曹光波”、“曹大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便称为他“曹先生”。
1937年8月1日，即中共中央驻兰州联络处代表谢觉哉到达兰州的第四天，便和联络处的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约高金城到五泉山见面，秘商到甘州去寻找陈昌浩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金城重开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蔡光波随同协助。联络处给了高金城一笔活动经费。
不到一周，高金城便和蔡光波步行出发。到甘州之后，高金城把在甘州“新剧团”的原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王定国及徐世淑，要来当护士，然后又让蔡光波和王定国等到祁连山北麓的花寨子、大马营一带寻找陈昌浩。这才得知，那位叫但复三的湖北籍老中医已和养子一起，护送陈昌浩东去，过了黄河后便不知去向。一直到8月底，陈昌浩回到延安，才知道他径直去了汉口，看了老婆孩子，得知他熟悉的鄂豫皖根据地已无红军时，才和儿子一起回到了延安。
高金城和蔡光波等虽然没有找到陈昌浩，却在甘州等地收容营救了200多名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其中包括红军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李孔发、吴建初、丁世方、刘德胜、王定国、刘克先等。
据我多方考察，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营救回延安者，至少有四五千名。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同时也和周恩来的策划、组织以及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等许多干部的大量具体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载《现代妇女》月刊1996年第3期，收入《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作者董汉河，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主编，西路军问题研究专家，著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战俘纪实》、《西路军沉浮录》等。
[1]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6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2]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5页。
[3]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94页。
[4] 西路军向三道柳沟转移的时间开始于2月28日晚，次日凌晨到达目的地。
[5]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页。
[6]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