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第一个中共县委书记——访原铁道兵学院院长吴建初

黄景渊 史溶

甘州，是甘肃省张掖县的旧称，地处河西走廊中部。 5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河西，曾在这里同国民党马步芳匪军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篇。当时秘密建立的中共甘州中心县委，作为河西走廊第一个党的县委组织，在那腥风血雨的艰难岁月里，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光荣的战斗足迹。

中心县委书记重访故地

1984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中共张掖县委的大院里喜气洋洋，县委的同志聚集一起，准备欢迎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他来了！”一辆上海牌小轿车缓缓驶进院里，车上走下来一位身材魁梧，两鬓斑白的军人。他虽年已古稀，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学院院长，1937年初西路军总部派出的中共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同志。

重返故地的吴老，兴致勃勃，热情地跟县委的同志们握手问好，并风趣地说：“我离开张掖快50年了，今天到这里算是回娘家了。不过当年我们那个县委，条件没有现在这样好。那是在祁连山的煤窑里，当时这个张掖城我们是不能随便进的。马匪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闹不好是要杀头的。我还算幸运，头没有被拿掉，不然，今天我们就见不上面了。”受到他的情绪感染，县委的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吴建初同志沉吟了一下：“说笑归说笑，那时的斗争可真是残酷啊！我们县委的好几位同志都牺牲了。我在这里八九个月，多亏了乡亲们的掩护。老百姓真是在太好了，我是永远忘不了他们的。”站在身旁的年轻的县委书记插话道：“我们的老书记，请到会议室里，给我们上一堂党史教育课吧。”吴建初谦虚地摆摆手说：“这可不敢当。不过，过去的那些事，我一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说罢，他被县委的同志们簇拥着向会议室走去。

张掖是座边塞城市，确实有着值得夸耀的历史。远在1000多年前，作为丝绸路上的重要商埠，这里曾举办过26国交易会。 13世纪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这里游历和居住过，把这里的风土人情记载在他那著名的《东方见闻记》中。张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祁连雪水世世代代哺育着这块辽阔的土地，盛产的“乌江大米”闻名遐迩，曾作为稀世之物进贡皇帝，素有“金张掖”的美称。但是，在解放前的反动势力统治下，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才恢复了它应有的尊严，百业兴旺，民富粮丰。今天，这里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了。

“甘州、河西走廊这一带地方，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陷入回忆中的吴建初，缓缓地说道：“凡是我接触到的西路军老同志，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愿望，想回到这边来看看。这次坐火车一进入河西走廊，我看到车窗外的山山水水，看到那古长城、戈壁滩，就触景生情，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多少战友的身影在眼前晃动，多少父老乡亲的话语在耳边回响。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那历尽艰辛的战斗年代⋯⋯”

受命于危难之中

1937年2月，千里河西走廊阴云漫天，寒风萧瑟，冰冻地裂。渡河西征的西路军，已和马匪军连续苦战4个多月，不幸接连失利，两万多名红军将士此时余下不足一万，困守在倪家营子。西路军在此过罢春节，为了扭转战局，决定东返，途中在西洞堡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歼灭1000余敌人。客观形势的变化，使西路军又调过头来继续西进，陷入了敌军重兵的层层围困之中。倾巢出动，企图与红军决战，形势一天天严重起来。

西路军总部的首长们分析了眼前的形势，深感自西征作战以来，没有地方工作配合，没有后勤支援的困难。尽管现在为时已晚，但还是要考虑抽调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到地方上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以策应部队的军事行动。经过研究，总部决定以甘州为中心，建立中心县委，并建立山（丹）永（昌）县委和高（台）抚（彝）县委，隶属甘州中心县委领导，开辟地方工作。吴建初曾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当时担任西路军敌工部白军工作科科长，这样，他就成了合适的人选。

吴建初奉命来到总部，西路军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向他下达了新的工作任务，并任命他为甘州中心县委书记，令他立即着手筹建县委，待机出发去开展工作。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吴建初，深知面临情况的严重，二话没说，欣然领受新任务，告别首长，来到政治部，着手调配人员，组建甘州中心县委。时间紧迫，筹建工作迅速进行，调来的干部有：组织部长岳太华，宣传部长阮志祥，民运部长张××。因县委成员多是四川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又抽调了总部干部李天义和六名甘肃籍战士参加，河西走廊上的第一个县委就这样组成了。他们在保卫局领了经费和武器，改换服装，规定了和总部联络的方法，准备奔赴新的工作地点。一天黑夜，一支身穿光面羊皮袄，腰揣手枪，一色当地农民打扮的小队伍，悄悄出发了。

吴建初和同志们根据事先侦察好的路线，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离开倪家营子，踏上了新的征程。在夜色掩护下，他们越过戈壁滩，朝东南方向急速行进。天色微明时，来到了祁连山根的黑河口。这里有一座破旧的空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这儿人迹罕至，没有烟火。他们布置好岗哨，就在破庙藏起来。眼下，中心县委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找到一个立脚点。这个立脚点必须有利于县委的隐蔽，能够接近群众，又可以和倪家营子的总部保持联系。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北面戈壁边缘冒出几缕炊烟，他们判断那里有村庄，就决定先到那里试探试探。

这个不大的村子叫龙首堡。在冬日的阳光下，散落四处的农舍，断壁残垣，苍凉荒芜。村子里不见人影，显得死气沉沉。他们在村外的壕沟里观察了半天，决定派两个甘肃籍战士，以找活干为由，进村了解情况。不一会儿，两名战士回来说，由于这里离倪家营子不远，那边战事正紧，村中的青壮年都被拉去运粮草了，保甲长已通告各家各户，遇到外地生人要立即报告，知情不报者以通匪论处。老乡们家家闭门不出。

显然，这一带敌人控制很严，县委是站不住脚的。可再往哪里去呢？大家静静地躺在壕沟里苦思冥想。一会儿，不知谁冒出了一句：“平川待不住，我们不会进山吗？”马上有人应和道：“对，到山里去。在倪家营子时，听老乡们说过，祁连山的浅山区有许多小煤窑，到那里去吧。”吴建初和几位负责人一合计，认为这个意见切合实际，山里面的小煤窑偏僻、分散，远离战区，可以开展工作。于是，中心县委的同志们就朝着祁连山进发了。

吴建初领着同志们，沿着崎岖的小道谨慎地向浅山区行进着。他们翻过一道道山梁，越过一道道沟壑，细心寻找着煤窑。一天，他们登上一座小山头，就听到近处山脚下的一条沟里传出人喊马叫的声音。不一会儿，一辆辆拉煤的牛车、驴车顺山沟走出来。显然，沟里有煤窑。几天不见人烟的同志们，精神振奋起来。吴建初要大家三人一群，两人一伙，从不同的方向朝沟下走去。

这里叫灰条沟，小煤窑很多，沟两面的山梁上，小煤窑和住人的小窑洞比比皆是。煤窑都是原始的手工开采，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营生。窑工们一个个赤条条地背着煤筐，脚着地爬进煤窑里去，用铁镐一点一点把煤刨下来，再手脚着地将煤一筐筐背出来，常常弄得遍体鳞伤。一年到头，窑工们除眼睛和牙齿露点本色外，全身墨黑。相互见了面，如果不开口说话，就认不出是谁来。窑工们都是断了生计的贫苦农民，来到煤窑上挣几个卖命钱。煤窑大多数掌握在窑官和把头的手中，他们疯狂地榨取着窑工们的血汗。县委的同志先后进入灰条沟，混在一堆堆买卖煤炭的人群中，一边帮着干活，一边和窑工们攀谈。他们以找帮工的名义，打听着这一带煤窑的情况。据窑工们说，从灰条沟往东几十里的浅山区，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不少煤窑，规模都不大，但煤的质量颇好，均是优质的无烟煤，销路很好。灰条沟煤窑集中，每天车来人往，络绎不绝。

吴建初仔细观察了这儿的山形地势，认真分析了窑工们介绍的种种情况，他见天色暗了下来，就向同志们一使眼色，自己先朝着沟后的山梁攀去，大家也陆续跟了上来。人员到齐了，吴建初就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一带煤窑的情况基本搞清了，灰条沟的煤窑太集中，人也太杂，不适合县委隐蔽。既然往东都有煤窑，我们就再往东走走，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同志们都赞成他的意见，遂继续向前行进。天黑了，幸喜有点微弱的星光，可以勉强辨认出坎坷不平的山路。他们翻了几座山包，穿过几道沟壑，半夜时分，从一道深谷中走出来，刚转到沟口，只见对面的半山上，有一线昏黄的亮光。 “那儿有煤窑！”这点微弱的光亮，给疲惫的同志们带来了希望。吴健初兴奋地说：“走，过去看看。”

那儿确实是座煤窑。一个门口挂着破麻袋片的小窑洞里，有位汉子正在灯下缝补一件破皮袄，嘴里哼着一曲幽怨的小调。吴建初布置好警戒，带着两名同志钻进了这孔孤窑。那汉子见状，迅疾抓住身旁的镐头，以防不测。吴健初赶忙按住他的手，和蔼地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过路人，看见了这儿的灯光，想来歇歇脚。”汉子见吴建初善意的面孔和外乡人的口音，就应了一声：“啊！那你们请坐，坐下歇一歇。”吴建初他们席地而坐，察看了一遍四壁皆空的狭小窑洞，就和这位敦厚、淳朴的汉子拉起家常来。

“请问大哥，你贵姓？”“我叫王有福。”那汉子答道。 “啊，王大哥，这窑上就你一个人？”“就我一个，这片山上就我一个人。”“你没有成家？”“有家，在平川里的大满堡乡下。”“怎么样？日子过得还好吧？”王有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好什么？过不下去啊，有今日没明日的。你们外乡人不知道，马家队伍可把我们这儿的老百姓糟践苦了，随便杀人、抢人，捐税又多又重。我那点薄田养不活家，收拾完庄稼就上这里来挖煤，换点活命钱。”

“煤窑是自己开的？”“倒是自己开的。这里的煤少，难挖，路又不好走，窑官们看不上，可我还要按时给他们交税。这年月可真不好活人呀！”王有福感叹了一阵，接着就打问起吴建初他们来：“你们是——？”吴建初见他是受苦人，正直爽快，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大哥，实不相瞒，我们是红军。”王有福惊奇地说：“红军？就是打马匪的红军？”吴建初点点头。王有福拍着大腿痛惜地说：“哎呀！你们这些好人啊！怎么没有把马匪收拾掉反而吃了人家的大亏啊，太可惜了！”

见王有福真诚地同情红军，吴建初就进一步说：“王大哥，我们就是和马匪打仗被打散了的，现在想回东面去，可听说路上风声紧，打算避一避再走。”“对，对，现在千万走不得。”“王大哥，我们人生地不熟，你看到什么地方去避好呢？”王有福爽快地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避在我这里。我的煤窑里空地大，十天半月也没人来。”吴建初感激地说：“那就一切拜托你了。”“好说，好说，你们还没有吃饭吧？”“没有，王大哥，我们外面还有人。”王有福招呼着：“快，都叫进来，一起吃饭。”

这样，有史以来，甘州的第一个中心县委，就在这个小煤窑内建立了第一个立脚点。经过一段相处和了解，王有福确实是个有正义感、敢作敢为的贫苦农民。县委也了解到，这个地方叫石灰窑，离王有福煤窑不远的山上，还有煤窑，统称石灰窑。他们在这里站稳脚跟后，吴建初先后两次派组织部长岳太华回倪家营子向总部汇报情况，向总部说明，吴建初化名为“老周”，总部有什么事，就到石灰窑通过王有福找老周联络。

甘州中心县委的活动

王有福的煤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县委的安全来说是理想的。这儿偏僻，远离村镇，便于隐蔽，所产的煤炭都是自己驮出去卖，很少有行人往来。因而，县委落脚在这里后，没有露出一点风声。山腰上的煤窑居高临下，方圆十几里的景物能够一目了然。王有福领着县委的同志们，对周围的山形地势、交通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进退方便，很利于县委的活动。

要开展工作，就必须接近群众。通过王有福的介绍，县委的同志们都分散到远近的煤窑上去，在可靠的窑里帮工，和穷窑工们结交朋友，掌握这一带的社会情况。县委成员都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县委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西起灰条沟，东至西羊圈，四五十里的浅山区就都成了县委的活动区域，并建立了几个据点。县委成员分别住在各个据点里，交通网也建起来。吴建初经常到各个点上巡视，逐渐和各处的窑工熟悉了，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五哥”。县委同志们和窑工一起干活，也个个是浑身煤黑，跟窑工没有什么区别。(https://www.daowen.com)

这一带的窑官和把头们，各自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占山为王，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煤窑的经济利益。为了进一步巩固县委的安全，对他们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使他们不要捣鬼。吴建初和县委的同志常常改换装束，有时全副武装，趁黑夜去一一“拜访”他们，故意显示一下自己的装备和力量，让他们感到这是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而且来无影去无踪，人多势众，很不好惹。在言谈中向他们递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要管闲事，不得向马匪军和地方当局通风报信，这样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如若不然，一旦察觉，决不轻饶！”窑官和把头们一时摸不清底细，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河水不犯井水，不轻易冒犯这帮人为好。磨子沟有个窑官，他弟弟就是山下一个民团的团长，他不仅不敢给弟弟透一点风，而且每次吴建初他们去时，他都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地招待。因此，在一段时期内，这里的局势相对平静。

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县委决定发展党的组织，在这一带播下革命的种子，以期生根开花。窑工们都是深受剥削压迫的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县委的同志所宣讲的阶级压迫、翻身求解放、抗日救国等朴素的革命道理，很容易为他们接受。不久，王有福等六七个先进分子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新党员成了县委的宝贵财富，他们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般的联系。在县委存在的八九个月里，他们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天，县委接到党员报告，发现马匪军的散兵由此经过。吴建初领人去追赶，原来是青海民团开小差的逃兵，于是，缴了他们的枪后就释放了。又一次，有党员报告，山下有支三四十人的红军队伍，沿着山往东面去了。吴建初很纳闷：这支队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干什么去呢？难道有什么特殊使命？为了谨慎起见，他决定只身前往了解。那确实是一队红军，吴建初向领队人询问情况，可对方始终不回答，只管往前走。中心县委的情况只有总部掌握，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吴建初苦于无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只好随着队伍走了一大段路，想进一步取得对他的信任。但不料那位领队人反而拔出手枪来，严厉地说：“你什么也不要打听，再跟着我们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吴建初无奈，只好目送这支队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三月间，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战斗，西路军撤入祁连山，在康隆寺一带遭受了最后的失败。不久，在山中被打散的红军同志，三五成群地流散出来，有的途经石灰窑。中心县委通过他们，才知道战斗失利后部队已全部退入祁连山。县委最为关心的是总部的下落，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当时各种说法都有，甚至误传说：“总部的首长都牺牲了。”战友们相逢，一起抱头痛哭。从此，刚刚站稳了脚跟的甘州中心县委，就和自己的上级失去了一切联系。

从山中逃出来的同志，不断带来令人痛心的消息，惨无人道的马匪军，肆意虐杀红军伤病员，大批干部和战士被俘，幸免于难的都是九死一生。途经石灰窑的同志，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看样子不知有多少日子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口热饭了。不少人还带着枪伤和冻伤，挣扎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中心县委的同志们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大力进行救助。县委将仅有的经费全部买成粮食和衣物，把战友们分别掩护到党员和可靠人的煤窑中，待体力稍事恢复后，再一一将他们送走，指明东去的道路，使他们设法过黄河到陕北去。在此危难中，县委的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冒着风险救助了大批战友。

一天，王有福急匆匆地寻找吴建初，见面后赶忙说：“周哥，快！来了两个人，指名要见你，等了半天了。””吴建初心头一怔：知道我在这里的只有总部，肯定是总部来人了。他急忙赶去，等在王有福窑洞里的那两个人，果然是总部的，一位是总部参谋陈明义（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一位是总部警卫排长肖永银（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二人都是老百姓打扮。见面后，吴建初把他们领到自己的住处。原来，西路军失败后，在最后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陈昌浩、徐向前两位主要负责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指派陈明义和肖永银护送。在山中，他们与敌人遭遇，发生了战斗。事后，陈、徐首长认为，人多行动不安全，不如化装成老百姓，分散行动，不管谁先回到陕北，都向党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陈明义和肖永银结伴而行，首长交给他们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并告诉他们：“如果路上有困难，就到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通过当地窑工王有福找周哥，他是我们派出的中心县委书记，让他设法掩护你们东返陕北。”

陈、肖二人与首长洒泪而别。山里四处都是敌人，几经危险，干粮早已吃光。今天，他们好不容易走到石灰窑，就来找中心县委。吴建初见到总部来人，十分激动，他多么想知道首长们的情况和总部对中心县委的指示。但是，陈、徐首长的情况是绝对不能泄露的，对于中心县委也没有什么指示要转达。所以，陈、肖二人闭口不谈总部的情况，只说：“首长要你帮助我们回东边去。”吴建初懂得秘密工作的纪律，也就不再询问了。当时石灰窑一带风声也紧了，为了安全起见，吴建初将陈、肖二人安排在新党员小张的煤窑里，想办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半个多月后，他们离开石灰窑，踏上了东返的路途。

艰难的时日

西路军失败了，又没有得到总部新的指示，中心县委今后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吴建初和同志们几经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党派出来开辟地方工作的，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县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前，县委要坚持在这里战斗。吴建初和同志们仍继续进行着接济失散红军过境的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祁连山里的零星战斗停息下来，途经石灰窑一带的红军同志也日渐稀少。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山中撤出的马匪军，纠集当地的反动民团，在沿山村镇、交通路口，大肆搜捕隐蔽在群众里面和流散在外的红军同志，并疯狂报复救助过红军的人民群众。在张掖城里，马匪军成批屠杀被俘红军和伤病员，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到处可见。整个河西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心县委的同志们，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以往曾是相对安全的小煤窑，如今成了敌人重点搜查的地方。开始时是小股的马匪军和民团来搜捕，县委的同志们靠着前一段工作的基础，在新党员和窑工们的掩护下，一次次避开了敌人的搜捕。但县委救助失散红军的活动，终于露出了风声，加上坏人告密，大批敌人开来，迫使县委不得不转移到后山的原始森林里去。这时虽已到三四月，但祁连山里仍是一片冰雪，道路崎岖，一步三滑，稍有不慎，即会掉进万丈深渊。一次，他们正在险道上攀登，山上一块浮石掉落下来，正砸在吴建初的前额上，顿时鲜血糊住了双眼。幸好被他身后的同志拽住，才未掉进深谷。在这天寒地冻、渺无人烟的荒山野林里，县委的同志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在一次转移中他们与敌人遭遇，民运部长张××当场牺牲，紧接着组织部长岳太华、宣传部长阮志祥相继被俘（后来二人均脱险），六名甘肃籍战士，有的牺牲，有的被打散。最后，县委只剩下吴建初和李天义二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他们仍十分沉着坚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中心县委也要坚持下去。”

王有福的家，在大满堡附近的乡下，那里的反动民团头子曹明和张成仁，是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搜捕红军残害群众最为卖力。当时有一句民谣，表露了群众的愤恨心情：“要使甘州人心平，先杀曹明张成仁。”每当失散的红军同志在这一带问路时，好心的老乡都让他们绕开大满堡走，以免惨遭毒手。吴建初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大胆地判定，若这时县委转移到大满堡附近，栖身在反动民团的鼻子底下，倒可能相对安全些，因为敌人不会想到在这种时刻，竟会有共产党主动到他们身边来落脚。经过仔细研究，中心县委毅然转移到大满堡乡下。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县委在大满堡乡下，一直未受到大的惊扰。

王有福的家及其亲朋，都是些淳朴、善良的穷苦农民，在这些可靠的乡亲中，县委安下好几处隐蔽点，根据情况的变化，吴建初和李天义来回变换住所。这些住处差不多都有夹墙、阁楼、暗室，很利于隐蔽。可敬的乡亲们，尤其是一些老妈妈，把吴、李二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照看，料理他们的衣食起居，精心保护他们的安全，使县委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日。 50年后，吴建初忆起这一切，总是感慨万分，老泪纵横。

共产党人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都要坚持斗争。中心县委在大满堡农村刚站住脚，秘密工作就展开起来。与县委接近的群众中，有一批青年农民，其中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吴建初和他们朝夕相处，给他们讲解共产党的宗旨、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针政策，灌输革命的理论。这些有朝气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的思想，纷纷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泽喜、潘发生、阮文章、阮文云、王克勤等，都先后被吸收到党内来。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辗转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成长为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是这个地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

县委安全撤离

1937年六七月间，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张掖一带的紧张形势逐渐缓和下来。马匪军撤回原驻地，民团也不那么逞凶了。隐蔽得好，幸免于难的一些红军伤病员，可以大白天公开外出谋生了。吴建初深感半年多来不了解外面情况的苦楚，特别是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他更是盼望得知党的消息。中心县委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现在，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他决定到外面去活动活动，调查了解些新的情况。

吴建初装成一个瘸腿的伤员，以打短工为掩护，在大满堡一带乡下流动。为了接近群众，便于工作，他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和农活。那时这里遍种鸦片，割烟的技术要求较高。穷乡僻壤里纸张奇缺，老乡们就用野草沤制麻纸。这都是很热手的活计。吴建初很快成了这方面的能手，为公开活动创造了十分方便的条件。乡亲们夸他心灵手巧，争先雇用他。他走村串户，广为活动，有时还和乡亲们一道，进到敌人驻有重兵的张掖城里探听消息。他急切地盼望着和党取得联系，可张掖城里哪会有党的组织？

八月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委派爱国宗教人士高金城来到张掖。高先生很快和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起营救被俘红军和失散同志的工作。在高先生开办的福音堂医院里，以护士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支部成员王定国，常和医生们一道，以行医为名到各处秘密寻访和营救红军同志。他们还秘密散发写有兰州办事处地址的纸条。这些活动在乡亲们中悄悄传开了：张掖城里来了共产党的人，兰州有共产党的办事处，正在找红军的人回去⋯⋯这些口头传闻，经过传说者的加工，更带有神秘的色彩。正在四处活动的吴建初，很快风闻了这一重要消息，感到十分振奋。因为他在西路军时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当他听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些情况后，经分析认为这和党的主张相一致，很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他赶紧回到隐蔽地点，就决定派新党员王泽喜进城到姐姐家去打探消息。

地下党支部和高金城在开展营救工作中，得到了当地一些同情红军的群众的帮助。说来也巧，王泽喜的一位亲戚也参与了此事。几经联络，在一处饭馆里，地下党支部的邱均品、蔡文良同志和王泽喜同志见了面，从而接上了头。吴建初听了王泽喜的汇报，欣喜万分，决心亲自进城和他们接头。他和王泽喜赶着一辆拉运货物的马车进了城。真叫人喜出望外，吴建初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了王定国同志，他俩是同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工作多年的老战友。

“定国同志，你怎么也在这里？”吴建初惊奇地问道。王定国高兴地说：“吴科长，一言难尽，以后慢慢再说吧。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吴建初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半年多了，我一直在寻找党组织，可没有一点消息，前不久听老乡传说，张掖城里来了我们党的人，还说有一个会骑马打仗的女红军，在四乡八野里寻找红军的人，说她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这个能干的女同志是谁呀？”王定国扑哧一笑：“看说得神的，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哦，才是你呀！多亏你把消息传到乡下，不然我还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天哩！”

王定国把吴建初引见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从此，失去上级领导的中心县委，在意想不到的环境里，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吴建初急切地向地下党支部提出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心县委是当时总部派出开辟地方工作的，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心县委是继续坚持在这里工作呢还是撤离？”这里的地下党支部是在特殊情况下同志们自发组建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让吴建初去兰州，向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请示。吴建初和地下党支部同志约定，他先返回大满堡安排好县委的工作，再赴兰州。

吴建初回到大满堡乡下，要李天义同志照管县委和新党员的工作，听候兰州办事处的决定。过了两天，王定国同志来到大满堡，把吴建初接到城里的福音堂医院，经过高金城先生的周密安排，让吴建初和红军干部丁世方（后任海军总医院院长）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去了兰州。吴建初顺利地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听了他的汇报后决定：中心县委结束工作，吴建初直接回延安；在张掖大满堡的同志，由高金城先生安排送回兰州。

县委在大满堡发展的一批新党员，在吴建初离开后不久，由于反动民团头子曹明的迫害，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曹明把这些青年农民早视为眼中钉，虽然不知道他们已加入共产党，但也处心积虑地要整治他们。这次，他借自己家里马车翻车的事故，节外生枝地诬陷是他们所为，以“窝藏共匪”的罪名，将王泽喜、潘发生、阮文章、阮文云等抓起来，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但这些新党员均不承认所加的罪名。曹明借机敲诈勒索，王泽喜、潘发生由家里变卖田产赎出，阮文章、阮文云兄弟二人，被抓到马家军中当兵，后阮文章在逃跑中被枪杀，阮文云被严刑拷打，致残后悲惨地死去。八月间，中心县委留在大满堡的同志，在高金城先生的安排下，由李天义领着王泽喜、潘发生、王克勤、金志荣等人，顺利地回到了兰州办事处，随即转送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至此，存在了九个月的甘州中心县委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延安，吴建初见到了在抗大学习的这些同志，见到了脱险归来的岳太华、阮志祥。战友们一起回顾了甘州中心县委的这段斗争历史。虽然由于西路军的失败，县委的工作没能充分开展起来，但大家认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县委的同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好几位同志牺牲了。他们在河西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西路军的战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笔；在河西地区的党史上，作为第一个县委，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回到党的怀抱后，战友们相约，要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扬中心县委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人间沧桑，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甘州的第一位县委书记又回到甘州。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都倍感亲切。解放几十年来，张掖以自己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中那些已废弃的煤窑，仍在向人们叙说着过去那段难忘的历史。千里来寻故地的吴建初同志，站在这些煤窑前，流连忘返，依依不舍，他把一个红军老战士几十年来积聚在内心的一片深情，留在了这里⋯⋯

录自《祁连雪》。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作者黄景渊，系甘肃省话剧团剧作家；史溶名程士荣，曾任甘肃省话剧团团长，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厅长，甘肃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