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追踪

刘士洪

1998年8月31日，安徽省霍邱县民政局收到由省民政厅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通知书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至此，沉冤六十载的李特被错杀案，有了圆满而公正的结论，任何诬陷李特的不实之词，都将付诸东流。

李特的家世和学历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冯井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随柏文蔚讨袁。李特有未婚妻名杨子英，寿县人。杨父与徐浴亭同在湖南为官，两家相处很好而定亲。后来李特外出求学，曾多次写信回来，让杨子英莫再等他，以免误其终身。 1930年李特由苏联回到上海，曾向家中写信，说他已与两江总督罗松亭之女结婚，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经笔者调查，罗松亭实有其人，但不是两江总督；此外，经走访与李特在苏联留学的师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长征时期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他未曾结婚。因此，李特婚否、有无子女，至今仍是个谜。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该校是著名学府，有英、美两国的教授，他们讲课都用英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唐山路矿大罢工运动波及各界，交大师生采取罢教、罢课、组织募捐等形式，声援工人。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十分恐慌，派一个旅前往镇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并选派代表集体赴北京请愿，致使军阀内阁倒台。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李特、曾涌泉、伍怀让、刘继曾、李桂林去苏联学习，他乔装改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了新的征程。

李特个头不高，胖脸。到苏联以后，人们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以英语戏称“Little ，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为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在学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被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为了做好对这些学生的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翻译名义去做这些学兵的工作。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这所学校为中级军官学校，中国班有60多人，其中冯玉祥的学兵有30多人，其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做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有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苏兆征、瞿秋白等汇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发展了不少党员。师哲是1926年入党的，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干部的正规学校，苏联元帅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有中国学生十多人，除了李特，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萧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校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是李立三，他为了实现其“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一个革命行动委员会，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于是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都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

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

李特回国后，周恩来同志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由于蒋介石发动第四次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于1933年初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后兼任参谋部作战训练科科长。 1936年4月，李特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长征胜利结束。

兵败祁连赴新疆

在长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适当时机派遣一支红军部队进占新疆的意向。 1935年6月16日，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签署的一份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1936年11月11日，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红四方面军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李特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兼参谋长。西路军下辖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连同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共21800余人。而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回族军阀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步芳第一〇〇师以及青海、甘肃两省的大批反动民团。这个地区气候寒冷、荒凉，物资缺乏，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1936年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11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在此前后，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袭占古浪，攻克永昌，进占山丹，数次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激战。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地形不利等原因，虽歼敌8000余人，但自身也有很大伤亡，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仍竭力奋战。

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在给中央和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粮水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此后，剩下的西路军将士，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西行进，于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从1936年10月到翌年4月，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虽在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后惨遭失败，但在战略上却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路军包括李特在内的高级指挥员，始终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剩下的400多名将士带到新疆，后又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

李特被杀

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等率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新疆迪化，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长为杨秀昆，政治委员为刘庆南，下辖干部大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了军事技术的学习和训练。西路军总部及左支队军师级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特、黄超、曾传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苏井观等没有在总支队安排职务。

1938年1月，李先念等奉命调回延安，李特、黄超留在迪化继续学习。当年春，李特、黄超被诬陷为托派被处决。关于李特之死，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有三：

其一，据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赴新疆调查资料证实：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营”正在学习，忽然外面有人来喊李特和黄超到总支队去。此后，李特、黄超再也没有回来。调查人员还查阅西路军余部人员去苏联学习的名单以及回延安的名单、被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职的名单，都没有李特和黄超的名字。

其二，《西路军往事漫记》中说：西路军惨败之后，有人问李先念：“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回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延安。”后来的事实告诉李先念，那次回话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如果他要去苏联，那将是另一番情景，因为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暗暗处决了。(https://www.daowen.com)

其三，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中写道：在延安时，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张还回忆说：“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特到底为何被置于死地

李特被处决的原因何在？他是托派吗？不是。笔者通过查阅全国的托派名单，根本没有李特的名字。何况，即是在“名单”之内，也并非个个都是托派，例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

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吗？也不是。张国焘的问题由他个人负责。李特的确与张国焘曾在鄂豫皖、川陕苏区一起工作过。但组成西路军后，李特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的。

李特在长征途中最大的过失，是1935年9月11日奉命去追赶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以致和彭德怀吵了架。关于这一事件，宋任穷在《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撰文回顾说：“ （ 1935年9月10日）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我们摸黑走了大约20多里路。天快亮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于吉楠编著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中关于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李特把陈昌浩的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李特回去向陈昌浩做了报告。”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是奉命行事，追上彭德怀、毛泽东以后，李特的言行过火、过激，但当毛泽东等人晓以大义之后，李特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

千秋功罪终有定论

李特离开人世已半个多世纪。 60年来，与他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对李特怀着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深深的怀念。

李先念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据说李特是师哲的教师。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师哲说：“根据我过去对李特的了解，他在政治上有一定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据说把他处死了。一些人说了李特许多坏话，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说李特不好。”

程世才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他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的。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杜义德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

徐深吉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时，把李特、黄超留下，后来听说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1994年10月，86岁高龄的魏传统挥毫题写怀念李特同志的诗句：

西征费苦研，转战甘北间，

石窝一分手，长忆祁连山。

最令人欣慰的是在1996年12月出版的颇具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分册和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刊登的李特词条中，客观简要地介绍了李特的一生，最后一段文字是：“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转战河西走廊。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到新疆。 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

李先念、徐向前、师哲、程世才、杜义德、徐深吉、宋侃夫、魏传统等人对李特的评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他们是李特的战友，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十分重视，中央军委于1996年下半年批准李特为革命烈士，推翻了错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60年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

笔者从1988年4月12日起，就受命调查李特的冤案，李特平反了，我甚为高兴。然而，我又不禁感慨万千：李特为革命赴汤蹈火，横遭错杀，死后长期遭到非议，他太受委屈了。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书的亲人也没有；他的老母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在白庙集上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没有想到，早在11年前，她的儿子李特就魂断天山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李特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干部，他被错杀，是党、人民军队、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李特同志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作者刘士洪，先后供职于霍邱县民政局和广播电视局，现为该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