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话昌浩——李培基将军访谈记
千秋功过话昌浩——李培基将军访谈记
魏亚平
为了撰写以红军第四方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为题材的长篇系列小说《死亡三部曲》，笔者曾沿着红四方面军出川陕根据地后的长征路线走了一趟，行程逾万公里。沿途采访了近百位当年流落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采访了数十位党史工作者，并且还远行于兰州、成都、武汉、南京、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走访了几十位仍然健在的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收集了大量有关红四方面军辗转鏖战的史料。
由于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是一位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因此经多方查询，终于探得陈昌浩当年的勤务兵仍然健在的可靠消息。于是，我循着人们提供的线索，在一座大城市的军队老干部修养所里，找到了已经离休多年的李培基将军。
面对老人，我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我非常清楚这会让老人重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不过，我还是开始说话了。我说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听那些前辈们在河西战场悲壮厮杀的故事了，我这次只想多听一些有关陈昌浩的事情，这个人太重要了，他率领着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打到川陕，又从川陕打进甘肃，虽然最后兵败于河西走廊，但其功过是非都是非写不可的。李培基将军点头赞同。
红四方面军里没有人不佩服陈总政委的
正式开始采访之前，老人先进书房，片刻之后回到客厅，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年代很久的照片，片基已经发黄。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可我已经猜出是谁了：“这一定就是陈昌浩了！”老人点点头。 “是哪一年照的？”我又问。老人想了想：“20世纪50年代初吧，大概是陈总政委从苏联回国后照的。”我注意到老人对陈昌浩的称呼仍然是当年的叫法。 “记得那是1956年吧，我和几位当年在陈总政委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道去看望他。当时我们刚授了军衔，几个人都是上校。见到陈总政委时我们非常激动，因为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首长了，这中间还隔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能活着见到首长当然是喜出望外了。一来到首长身边，我们好像又变成一群红小鬼了。当时，我们几个就知道傻笑。”
少顷，老人接着说：“首长见到我们也很高兴，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历，问我们现在在哪支部队工作，还问我们解放后回过家乡吗，问我们是否娶了妻生了子。我们都一一向总政委做了汇报。最后，首长把我们拢到他身旁，仔细看过我们军装上佩带的肩章和胸前的战功勋章，一边还用手摸着。他当时很动感情，叮嘱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培养，不能辜负先烈们的期望。他还说，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有了今天呀！我记得非常清楚，首长说这些话时流泪了，我们也都流泪了。”
“那么，当时他在哪个部门工作呢？”我问。 “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看我有些疑惑的样子，老人解释说：“现在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部门，即使在那时，知道这个部门的人也不多。首长告诉我们，他在1939年去苏联养病期间，编过一部《俄汉词典》。全国解放之后，他向中央请求回国为党工作。回国后先后去了中央马列学院任副教务长，后来调到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主持编译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解放后你们见过几次面？”我又问。老人摇摇头：“只有那一次，后来我随部队调动，再就没见过首长。这张照片就是那次接见临分手时，首长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了一些介绍陈昌浩的文字：
陈昌浩，湖北汉阳人。生于1906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昌浩在武汉坚持地下工作。同年12月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史称的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委托顾顺章安排，跟随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于4月1日凌晨3时扮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一只货船，奔赴鄂豫皖根据地，并被委任为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兼该区少共特委书记。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深入群众，工作扎实认真，积极努力。当年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期间，陈昌浩当选为中央军委鄂豫皖区军委会委员、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在嗣后的历次作战中，陈昌浩勇猛果敢，身先士卒，指挥得当，又于当年9月中旬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委员，时年25岁。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又被任命为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2年冬季，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率部翻越秦巴山脉，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之后，在川陕苏区著名的旺苍木门会议上，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大大地不同于1931年11月改编时的情景，它辖五个军，约五万人。
老人这时翻过一本白色封皮的油印资料，他的情绪平缓下来。我又开始发问了：“听说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亲自坐飞机往敌营里扔炸弹，那个时候鄂豫皖苏区怎么会有飞机呢？”“有，有呀。”老人合上手里的资料，连声说，“那可是我们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德国制造的教练机。飞机原是四川军阀刘湘的，从南京返航时油料烧光了，驾驶员只得紧急迫降，没想到竟然落在我们根据地的地面上。”
“那是1931年12月，我们正在攻打黄安县城，把黄安城已经围了好几天。总攻开始之前，陈总政委坐上飞机，用手枪和手榴弹逼着那名川军驾驶员飞到黄安城的上空。那时，整个鄂豫皖苏区坐过飞机的恐怕只有三五个人。人们对飞机的印象，认为它是个铁怪物，而且都很怕它。因为白军每次大规模进犯苏区，都有飞机在空中配合，那玩意儿飞得快，还会扔炸弹，我们的枪炮根本伤不着它。陈总政委坐上飞机上了天，我们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飞机还会坠毁，只是怕那家伙没油了落在敌占区里，那可就坏了大事。飞机在黄安城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扔了不少传单，返航时还扔了两颗炸弹。那可都是陈总政委一个人干的呀。”
老人笑起来，笑得蛮开心。我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老人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三四岁。“我们红四方面军里没有人不佩服陈总政委的，徐帅就很钦佩他，张国焘有时也怕他呢。他和徐帅在作战指挥上的风格大不一样，但在战略策划和战术行动上，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还常常一起反对张国焘的意见。”
关于陈昌浩在战场上横刀跃马冲锋陷阵的描述，即使在留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文字中，字里行间无不对他的骁勇表示心悦诚服的肯定，这点毋庸置疑。
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路线”，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后来人的心目中，苏区在执行“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中搞的那个“肃反”，完全是苏区中的白色恐怖。过去我对当年苏区的“肃反”始终有不少的困惑，也许是我和那个时期之间隔着近60年甚至更长的时空，这使我在审视那段历史时产生了盲点。我问老人：“陈昌浩在‘肃反’中的表现如何呢？”老人嗫嚅着说道：“他是随张国焘从上海来的，是党中央派来的，又是苏区的高级领导人，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路线，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许继慎、周维炯等领导人就是他批准逮捕的。”“据我所知，陈昌浩爱兵如子，难道他不爱惜自己的将领吗？”我又问道。老人急忙摇头说：“不能这么说，陈总政委对手下的将领是爱惜的，比如他就很赏识李先念和程世才等人。我经常听到他在徐帅面前夸奖他门，夸奖三十军，即使是张国焘也别想动他们一根指头。”
对于陈昌浩的“肃反”，徐向前曾有以下的回忆：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1]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2]旧部，准备在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贵。所以陈昌浩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柯相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20 多人⋯⋯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3]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3个月就顺利完成了扩编五个军的工作，苏区一派建设高潮。徐向前回忆说：
7月底，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免去西北军委会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没过几天，曾中生又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过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了？”陈昌浩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等人，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向我打招呼：“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4]
1933年9月至10月的营渠战役结束后，陈昌浩与总部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是否该打军阀杨森发生了争执。据徐向前回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见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难道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的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按说，舒玉章扣帽子不对，但保留意见有什么错？陈昌浩在火头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行，把舒玉章杀掉了。[5]
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九军七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很会打仗，被列为审查对象，要抓起来。军长何畏跑来找我，我说：“他是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呀，不能抓！”我打电话问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川陕，是拼命拼过来的，哪里有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有张国焘撑腰，奉命行事，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电话里应付了我几句，实际上仍然坚持“肃反”。[6]
老人对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战斗生活娓娓道来，像是在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随着这些真实故事的发展，一位极有个性，既犯有严重错误又功不可没、英勇果敢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形象，逐步在我脑海中形成，渐渐地丰满起来。
长征路上的是是非非
在为几代人所瞩目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草地分手，卓木碉另立中央等这些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亡党和兴党这个重大的党史事件中，陈昌浩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究竟有何种表现？这些从未在后世公开发表的史料里披露过。我认为陈昌浩的态度和立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比之中央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陈昌浩的资历稍显浅薄了些。我因此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从公开发表的资料上看，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在草地发生争执，当时毛泽东等人坚持继续北上，而张国焘等人则坚持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甚至建议西入川康藏。结果，毛泽东率队继续北上，张国焘则命令陈昌浩去追杀毛泽东等人。据我所知，凭当时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的实力，即使有两支中央红军也会被消灭的，可是，为什么却毫发未损呢？谁都知道陈昌浩当时就在亲自指挥着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
老人抓起身边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他把茶杯捧在手里没有放下，接着说道：“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勤务兵，没有文化，很多事情发生在眼前，却不晓得是什么重大事件。只要首长安全，这些事件对我们这些小兵并不重要。好吧，就说说陈总政委，其他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晓得。”老人仰起脸来，一副极力回忆的样子。少顷，他说道：“我先说一下两个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情况那时，总部命令红三十军出川北直向中央红军来的方向冲杀过去。对，是当了清道夫，解放了沿途的县镇，为日后的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总政委和徐帅这个时候还在茂汶县率部阻挡企图破坏我军会师的川军主力，而四军也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击甘南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南下入川。”老人用力比画着。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当两个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县境内会师时，其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正是这个史实，却从来没有被后世的人们说起过。
老人接着说：“陈昌浩总政委是在两军会师继续北上后，在卓克基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期间，和徐帅一道去参加会议才离开总部的。我记得陈总政委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中央领导人时，特别兴奋，老是面带着笑容，话也说得多了，还经常哼歌，甚至还跟我们这些小鬼开玩笑。卓克基的联席会议后，陈总政委的情绪像是有些低落，好发脾气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知道，但接下去走到毛儿盖后，一切也就清楚了。”(https://www.daowen.com)
“有一天，秘书通知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送张国焘和陈总政委到一个叫沙窝的小村子去参加中央会议。沙窝离毛儿盖大约二十几里路，骑马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到了沙窝后，我们一行人却被告知留在村外等候，不可以进入村子。记得当时是张闻天在村口迎接的，陈总政委也随张国焘进了村。不一会儿，就只见陈总政委一个人出来了。当时他的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沙窝村发呆。村口有红一方面军的士兵把守。我们也开始感到紧张了，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谁都不敢弄出响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半夜，张国焘开完会后，我们才护卫着他们离开沙窝村。一路上，只听见张国焘不停地对陈昌浩说着什么，陈昌浩还不时地插一些话，两个人的情绪都显得有些冲动。沙窝会议已经载入党史，被称为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现在从党史资料上看到的当然不是那次会议的全部内容，甚至无法全面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无论那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何等地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次会议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个方面军在草地分手。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今后红军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经由朱德和张国焘两人同时认可方能进行。会师后的红军被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先西行，然后从阿坝北进；陈昌浩和徐向前则率领三十军、四军同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为右路军，从毛儿盖直接向北进入甘南。左、右路军分开行动后，中央又在右路军所在地毛儿盖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毛儿盖会议。这时，张国焘已经随队西进，没有参加会议。毛儿盖会议后，便是挥师北上，走出草地。这期间还由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打了一场红军历史上有名的‘包座战役’。在这场走出草地后至关重要的战役中，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举全歼了前来堵截红军出川的胡宗南部1. 5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得后来的中央红军入甘后如入无人之境。”据徐向前回忆：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如果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7]我给李培基将军喝干了的杯子里注满水，我理解老人为什么
在切入采访的主题时何以如此大费周折。我可以非常耐心地等待。老人看着我，目光是沉静的：“毛主席他们突然走了，事前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历史证明他做对了。但没有人下命令去追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又把老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老人断然地点点头，那神情是毋庸置疑的。“张国焘那时还是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建国前中共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有权这么做，也没人敢这么做。张国焘那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军委主席，而且，他并没有丧失理智。即使张国焘真的动了杀心，朱德和刘伯承会同意吗？你认为徐向前和陈昌浩会执行这个命令吗？”老人反问我。我感到身上一阵燥热。
“那么，陈昌浩在得知毛泽东等人率队突然北进后，是怎样的态度呢？”我还是硬着头皮问下去。 “很伤心。”老人叹了一口气，把端直的身子斜靠在沙发靠背上。“部队里的指战员都不晓得发生了啥事。从毛儿盖北上，我们两支队伍就走在一起，不分彼此，相处得很好。打包座战役完全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的，战斗非常惨烈，我们死伤了很多人，记得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还来慰问呢。那时我们像兄弟一样。可是一方面军的队伍趁黑夜一下子走得无影无踪，还把指挥部仅有的一份甘南地图带走了，的确让人难以接受，所有的人包括陈总政委都惊呆了。消息是从前卫部队传回来的，说是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已经开拔，而且不准前卫部队靠近，问发生了什么事，也有问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开拔？反正问啥的都有。”
“红军大学校长何畏当时跑来问陈总政委，究竟出啥事了？有没有开拔的命令？陈总政委说没有下开拔的命令，都晓得要等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来汇合的。而且部队刚刚打完大仗，也需要休整。我记得当时指挥部里很乱。徐帅坐在一张床板上低着头一声不吭。陈总政委又着急又无奈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子。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报告情况的，也有请示是不是需要拦住擅自行动的一方面军的。你想想，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放弃开辟了几年、已经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和非常好的生存环境的川陕苏区，一路奔杀出来，就是为了配合中央和一方面军北上的。打了那么多的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走了那么多的路，为中央和一方面军能顺利北上做了那么多战略和战术准备，尤其还刚刚打了包座战役，虽然大获全胜，可是也增加了那么多的伤员；而他们就在这个当口走掉了，叫人怎么能想得通呢？我不管后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处在当时的我们，可没有现在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心平气和来分析讨论。我们就是不理解。”
“陈总政委一脸茫然的样子，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两天前，张国焘曾就敦促其迅速北上拍来过电报，认为马上北上很危险，认为四川军阀比胡宗南等军队要弱得多，而且几年中的较量已经把川军打怕了，他建议部队南下。接着，中央又回电要求左路军向北发展。一边是党中央，一边是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在两者之间，陈总政委左右为难。这时，前卫部队又来电话，请示如何处理，可能再次提到了追上去阻拦的事，陈总政委冲着电话直骂大街，说追上去就可能打起来，红军打红军那是发疯了。陈总政委下命令说，哪个敢开一枪就先毙了哪个。陈总政委对红四方面军有绝对的指挥权，一般情况下徐帅都听他的。后世人在提到这件事时，从来不提及陈总政委的态度和立场。但如果当时没有陈总政委坚决反对打的态度，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陈昌浩充满悲愤和无奈
老人接着往下讲。于是我知道了陈昌浩在南下之后，在又一个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卓木碉会议”上，认同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知道了南下作战期间，陈昌浩和张国焘屡次为战斗计划发生争执；知道了南下行动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至四川甘孜地区，陈昌浩和张琴秋结为伉俪的逸事；知道了第三次北进草地时，陈昌浩面对来自士兵的责骂而不敢回话，面带愧色的窘态；知道了陈昌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态度，坚决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挥，从此痴心不改。对这段历史，徐向前曾回忆说：
1936年9月18日，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情况，才知在刚开完的“岷州会议”上，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作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张国焘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 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8]
李培基将军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1936年10月，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在甘肃西兰公路地域同国民党朱绍良、胡宗南部发生激战。作战目的十分明确，以中央军委《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的任务南向拒敌，并以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攻打宁夏，以开通国际通道。然而，中央红军并没有派主力部队会同红四方面军与敌在西兰公路地域作战，仅派了陈赓率领一个师的兵力协同作战。这样，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以疲惫之师与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国民党朱绍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展开殊死的决战。这时的陈昌浩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军委主席团六名成员之一（其他五位分别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其身份和地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
陈昌浩率军西渡黄河后，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总政委，掌统西路军的军事政治大权。然而，在接下来的短短4个月时间里，两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几乎悉数牺牲在那条长长的河西走廊上，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戈壁荒滩。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史里最惨烈的一页。
1937年3月13日，被国民党马步芳匪徒击溃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其余人留下来坚持游击战 这些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活下来的将士们极力劝留陈昌浩，然而，陈昌浩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3月16日，陈昌浩和徐向前启程东返。行至一座叫“大马营”的村堡，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没能东返陕北，却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然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但是，自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国民党匪徒对苏区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清剿”，屠杀了几十万名支持过革命的群众。那块曾经飘扬着革命红旗的土地，已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陈昌浩不得不放弃在这个地区重展雄姿的念头。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昌浩终于返回延安。在延安期间，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检讨审查。1938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9年9月，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并留在苏联养病。在飞往苏联途中，陈昌浩曾随周恩来前往新疆西路军残部“新兵营”探视。
我没有让李培基将军太多地回忆西路军失败的过程，因为我刚刚从那里走过来。我不仅听到了马匪军对西路军将士惨无人道的屠杀，知道了陈昌浩面对着一片片倒在血泊中的红军将士是何等的痛苦；知道了陈昌浩和张琴秋夫妇惟一的孩子在临泽突围时，是怎样出生并冻死在戈壁滩上；也知道了陈昌浩在石窝会议上宣布东返时，是多么的悲愤和无奈。我仿佛看到了陈昌浩在奔逃途中那绝望的面孔，仿佛听到了这个坚强的男人在丧子失妻后的哭声，仿佛发现了他心灵深处永生永世无法挣脱的愧疚。
说到在新疆“新兵营”见到陈昌浩的情景，李培基老人脸上浮现出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表情：“那时，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已经被从苏联回延安在新疆转程的王明、康生下令枪毙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400余人也多少晓得了一些西路军惨败的真相，说心里话，是有些埋怨陈总政委的。周恩来把陈昌浩带到队伍前指着他说，这是西路军的总政委陈昌浩同志，西路军的失败由他负责。陈总政委当时就站在我们面前，低着头，说话也没有神气，很羞愧的样子。他说他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要对他们的牺牲负全部责任，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指挥失误造成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没敢多看陈总政委一眼。我曾是他的勤务兵，我晓得他作战时一点都不轻松，这个时候更不会轻松了。我为他感到难过。”
说到此处，李培基老人的眼泪已经流下来。很久很久，他没有再开口说话。老人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整个人像是睡着了。
该告辞时，老人又回到书房，出来时手里捧着一套厚厚的书。老人告诉我，这套书是徐帅通过秘书送给他的，现在他把它送给我，除了因为我是红四方面军的后代，还希望我多为当年的红四方面军写些作品，让后人晓得，这支工农红军的队伍有多么了不起。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没能挨过“文化大革命”那狂风暴雨般的批斗，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批示为陈昌浩恢复名誉。批示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陈昌浩故意为之。陈昌浩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应该恢复名誉。
录自《党史博览》2002年第5期。
[1] 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2] 岳维峻：曾任冯玉祥部河南省军务督办，1925年任冯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后任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第三十四师师长 1931年初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中被红军俘虏。
[3]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18～119页。
[4]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45～246页。
[5] 同上书第259～260页。
[6]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33页。
[7]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1～352页。
[8]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99～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