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被俘人员蒙难纪实

牟慧芬 安永香

西路军挺进河西，遇到了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堵截。红军一路英勇血战，最后弹尽援绝而失败。“二马”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对被俘、伤病、失散红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这里记述了一部分红军被残害的史实。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西路军在河西与敌血战80余次，沿途留下了数千名重伤员和掉队、失散人员。马步芳、马步青对他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地反动民团、保甲组织以及地痞流氓，也伙同马家军疯狂地残害失散的红军指战员。

红九军血战古浪突围时，一些无法行动的重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里。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以西路军名义给马家军留下一封信，希望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伤害这些伤员。红军撤走后的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城，将数百名伤员全部搜查杀害，仅金得鸿院、张守信院两处，被马家军用刀砍死的就达100余人。在此之前，马家军就在景泰一条山杀害了留在盐库里养伤的30余名红军伤员；干柴洼战斗后，安置在群众家养伤的红军伤员百余人，也全数被杀；横梁山战斗后，红军数十名伤员也被敌军杀害。

高台失守后，敌人烧杀达三天之久。据幸存者西路军老战士罗光华回忆：“惨无人道的敌人闯进高台县城后，对被俘红军大肆枪杀，把我们数百人排成队，拿马刀砍杀。”敌马彪旅参谋长常征说：“攻开高台城后，马忠义等部搜捕了五六百名红军，我亲眼看见马家军用机枪将这些红军全部打死了。”梨园口战斗后，不少红军身负重伤，红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亲眼看到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被砍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乔元玉说：“我是在倪家营子被俘的，亲眼看到敌人迫害被俘红军的情景。最为残忍的是他们把一位连长吊在一个庙前的树上，脱去衣裤，用刀剥皮致死。敌人以此来恐吓我们。”

残暴的马彪在临泽搞了一次大屠杀。红西路军骑兵师班长岳仲连回忆说：1937年1月，部队撤往倪家营子时，将我们200多名重伤员安置在临泽贾家屯庄的一个大屋子里。部队走后的第三天，敌马彪旅进了屯庄，见到我们后凶狠地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一刮（全部）打掉。”此时伤员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乞求，都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以沉默表示反抗。马彪见无人投降，气急败坏，一声令下，几挺机关枪对准伤员们一阵扫射。这时，一位不知姓名的小战士猛扑到岳仲连身上，他成了这次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

马家军杀了红军，当地民团又来剥死人身上的衣服。西路军东返时留在倪家营子的百余名伤员，被马家军和民团全部杀害，当地地主恶棍又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个精光，暴尸荒野。老红军赵天然在梨园口就看到6具女红军尸体被剥得一丝不挂，真是惨不忍睹。

永昌战斗后，在水磨关、赵定庄、唐家坡等处安置200余名红军伤病员，马家军和民团搜身翻铺，抢走了他们身上的钱物，又把他们从居民家中赶到野地里。当时正是冰天雪地，连冻带饿，折腾死的红军伤员就有百余人。

高台、临泽战斗后，被俘红军大部被押解到张掖韩起功部，再由张掖解往青海西宁，途经扁都口、俄博、门源、大通等地，全长338公里，要步行十一二天。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从民乐炒面庄到俄博，两边都是四五千米的高山，百余里路无人烟，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被俘红军大多又是伤病员，他们身着破烂单衣，脚上裹着破皮烂布，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押解的马家军骑兵荷枪实弹，腰挎大刀，对伤残冻饿走不动的、或不满虐待稍事反抗的红军，便一刀一枪，肆意杀害，横尸路旁。

据幸存者回忆，西路军妇女团一营营长胡延秀，因反抗虐待，在众目睽睽下，被惨杀于大坂山下。原妇女团战士邓秀英说：在押往青海途中，她亲眼看到一男一女两个红军被马家军捆住手脚，全身包上棉花，浇上油，被活活烧死。老红军马成海说：他在俄博看到一名被俘红军，先被马匪兵刺了一刀，匪徒们又将他的肠子抽出，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拉死。红九军保卫营二连连长王大英说：在门源流水沟，和她一起被押送的有八名理发员，因民团三个营争着叫他们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有七个人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一个冻坏了脚的也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

押解途中被集体杀害的被俘红军也屡见不鲜。红五军骑兵团长吕仁礼回忆：路宿洪水时，马家军就偷着杀了我们20多名战友。被俘红军贺颜太说：我们被押到门源后，敌人在夜间把伤员捆绑起来，扔到几辆木轮大车上，每辆车装5至10人，拉到东门外窑沟一带杀害了，因我被一个警察救下，才免于一死。经查证，在门源东门外窑沟槽和北门外麻尼旗杆等处，活埋的就有100余名被俘红军。

据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参谋长李惠民交代，1937年元月，马步芳曾密令所属各部，“‘被俘人员中老弱伤病走不动的，就地杀了’。一批被俘红军由武威押往西宁，途经永登时，被屠杀了几批，我亲自参与活埋三次，每次10余人，共40余人”。据国民党《青海日报》1937年元月25日报道，从张掖押至西宁的290名战俘中，沿途被惨杀的、冻饿而死的有27人。类似这样残害被俘红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从河西押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总数为6000余人，其中沿途被害的就有300余人。

在张掖，马步芳一〇〇师三〇〇旅韩起功部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在东教场、王母宫、牛王宫、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墙下、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多次残杀和活埋被俘红军。据张掖地委五人小组1958年社会肃反时统计，仅张掖一县，被残害的红军战俘就有2093人，其中活埋1633人，枪杀刀砍380人，用火烧死53人，扒心、挑喉、割舌、断筋残害致死27人。

经查证，韩起功随从副官马兆祥曾两次指挥部下活埋被俘红军139人。张掖民团团副韩绍华参与活埋红军370人。民团团长罗兴章带领民团清乡，先后俘获流散红军的180余人，全部交韩起功活埋。据幸存者回忆，在康隆寺俘获的一部分西路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韩起功全部活埋在张掖南门外的义园广场。

张掖农民李成文回忆，马家军在城东飞机场挖了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 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深夜，全城戒严，韩起功部下押着装有被俘红军的几十辆木轮大车，向飞机场方向驶来。第二天拂晓，他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到公路上和周围的地里，两个大坑被尸体填得满满的。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从死人坑里爬出来，又被马匪兵拉去埋了。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解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很多人也被马步芳这个杀人魔王惨杀。当时任《青海日报》社社长的陈秉渊说：1937年7月，马步芳在西宁南郊的杨家滩、东塔院、苦水沟等处，活埋红军三次，第一次约400人，第二次约600人，第三次200余人，共1300余人。这里只是一个月内杀害的，其他小规模和零星杀害的还不计算在内。1952年，西宁市人民挖掘安葬被活埋的红军遗骨，在苦水沟挖出头骨1000余颗；在门里头挖出头骨700余颗。

马步芳屠杀被俘红军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陈秉渊回忆说：第一次惨杀红军战俘是一个黄昏，马步芳命令卫士按编定的次序，解红军战俘到一个大院中，他对战俘们说：把你们送到兰州去，即日出发。随即由派定的匪军押往南郊一带的沟壑中残害。起初用大刀顺头乱砍，使其倒入沟壑中活埋。有些红军战士激愤之余，自行跳入坑中，视死如归。其后的两次也用了同样的残酷手段。第二年夏季，我们道经东滩东塔院时，在沟壑中犹见血渍与土块交积一起，血腥气仍在升腾，被掩埋在上一层的尸骨露出地面，惨不忍睹。

马步芳做贼心虚，屠杀被俘红军多半是在夜间秘密进行。他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屠杀时一不准打灯笼，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马步芳的传令队长马英交代说：一天晚上，马步芳把他叫去说：“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不要出事，把血迹收拾干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监督惨杀，这一次即被砍杀活埋130多人。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人，每谈及当时的凄惨场面，就声泪俱下。红九军交通连指导员黄科林（原名戴登高）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马家军把他同一批红军战俘一起活埋，前面的，每人先砍一刀，砍死砍不死，都一脚蹬下坑去；后面的，砍下去就把前面的压上了。黄科林是后面的，还没有被敌人砍上，他就跳了下去，刽子手们在上面盖了土。不多时，天就黑下来，黄科林偷着爬上来，爬到一个老乡家里才得以活命。被活埋过的女红军李桂珍，被铁锨砍了一下就被推进坑里，她脑子很清楚，就爬在坑边，马匪兵在上面压土，等刽子手走后，她就爬上来，藏在一个山洞里，终于脱险。象黄科林、李桂珍这样从万人坑里侥幸逃生的人，还有红五军战士姚芝珍和妇女团一营副营长胡秀英。他们都是马步芳血腥屠杀被俘红军的见证人。

暗无天日的集中营

马步芳集团在屠杀被俘红军的同时，又将被俘红军中年轻而体质较好者编入其“补充团”、“补充营”，进行劳役折磨。在西宁，马步芳将25岁以下的被俘红军编入新二军“补充团”，共2800余人；在永登，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的“步兵第三团”由1200余名被俘红军组成，也称“红俘三团”；在张掖，韩起功将搜捕到的20岁以下的红军战士400余人，编为“补充营”；在武威，马步青将被俘的小红军编成“童子营”，后改为“工兵营”。这些被俘红军在军阀部队的驱使下，进行无休止的劳动。马步芳官僚资本在青海办的义源工厂、毛顺皮毛厂及陆军医院、新剧团等，都有被俘红军。这些“补充团”、“补充营”、“工兵营”等，实际上是强迫劳动做苦役的集中营，是从被俘红军身上榨取血汗的人间地狱。

这些集中营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受迫害最深、服苦役时间最长的要数马步芳的新二军“补充团”。该团成立于1937年春，辖四个营，每营四个连，共2850人，排以上军官都是马步芳从他的现役军官中选派的，操有对红军战俘的生杀予夺之权。该团强迫被俘红军修路、架桥、建房、伐木、垦荒、种地，终年劳役不止。被俘红军在集中营如同奴隶，人身不自由，行动受限制，生活待遇极为低劣，常年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杂面糊糊，蔬菜很少，肉和油根本见不到。由于劳动繁重，生活待遇很差，人员大量死亡。 1938年夏，马步芳奉国民党中央令，将补充团二、三、四营分两批解送国民党第八战区。行前，马步芳将韩起功的“补充营”补充了“补充团”，这样才达2000余人。补充团一营直到1946年才遣散，这时原有的600余人只剩下250余人了。劫后余生的红军战士，都已面容憔悴，体质衰弱，腰腿不灵了。(https://www.daowen.com)

曾在补充团一营经受劳役折磨的红军老战士罗阴山说，他修了五个月公路，从未吃过肉和菜，穿得极为破烂，常年住的是单层帐篷，因冻饿而死者时有发生。每日劳动在十一二个小时以上。白天没完工的，晚上还要继续干，劳动稍有怠慢，就要遭到毒打，轻则压杠子，抽皮鞭，重则严打致死。监工们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向马步芳邀功，不断施以种种非人的折磨，以致许多红军被致残致死。

曾在补充团一营三连服苦役的原红九军战士王英武说：“在窑街峡修路期间，由于吃不饱，劳动量大，有病没医生看，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我们一营三连就死了40多人，我参加掩埋的就有30多人。在阎王崖边吊空作业，炸石头，打炮眼，因绳子断了，一次就有三人跌倒大通河里淹死。我们连的伙夫到山上打柴，当天没回来，第二天被抓回来，打背花，打得半死不活，又从悬崖上抛下掉到窑街峡河里了。”

像罗阴山、王英武讲的这种情况，在补充团其他营里比比皆是。如补充团一部300余人，在修建西宁惠宁大桥的施工中，就有四五人被淹死或石头砸死，50余人头部及四肢受重伤，近100人受轻伤。补充团调往张掖修飞机场时，途经祁连山遇大雪，被冻死30余人，冻坏手脚而成残废的100多人。

为了防止被俘红军逃跑，补充团军官每天夜晚睡觉时，都将战俘们的衣裤收走。原马步芳补充团一营副营长宋占彪说：1938年春在大河坝修公路时，有谣言说，被俘红军要从草原逃跑，营长马世祥就命令战俘们每晚把衣服脱下，集中到各连连部保存，第二天早晨再发下。

补充团的被俘红军终年饥寒交迫，加上无休止的繁重苦役，真是九死一生。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有的冒死逃跑，有的跳河自杀。马步芳的军官们对红军战俘的反抗，用更残暴的手段迫害。凡是逃跑被抓回的，不是打背花，就是砸踝骨，有的还被割头示众。西路军老战士吴光增，在张掖韩起功“补充营”里不堪忍受折磨，与救他的胡嘎杨老人出逃，不幸被抓回，营副拿绳子把吴光增倒吊起来打背花，打昏后用冷水泼醒，再打，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放下来。胡嘎杨老人被脱去鞋袜，把双脚按在大石头上用木棒砸骨拐，直到把踝骨砸碎，不久即悲惨地死去。

在永登的骑五师补充旅的“红俘三团”，于1937年4月成立，开到苦水[1]修筑甘新公路，每人每天八两粮，无油无盐无菜，每日劳动十几个小时，以班为单位住帐篷。红军被俘人员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待遇，一有机会就逃跑。一次逃走三人，被抓回后枪决了。还有一次，十几名被俘红军坚决要求去前方抗日，被旅长马呈祥以“不服从命令”活埋了。

落入敌手的女红军命运更为悲惨。西路军总部文工团、妇女团、总医院、被服厂、兵工厂等单位，共有女战士约1800人。这些女战士除战场上牺牲的外，大部分被俘，有相当一部分被屠杀。如1937年旧历十一月初四，驻防张掖的马家军师长韩起功，就将分散到各连的女红军和孩子活埋了一批。妇女团二营一连指导员马玉莲，是在张掖被活埋时逃生的幸存者，据她回忆，和她一起被活埋的红军女战俘有30人。

红军女战士落到马家军野兽般的官兵手里，被糟蹋、被轮奸，真是受尽了凌辱。妇女团的一女战士回忆被俘后的遭遇：梨园口失败后，马家军将俘虏的100多名女红军押到一个土圈子里，扒光衣服和鞋袜。夜晚，马步芳的胡子兵兽性大发，对这些被俘女战士进行了野兽般的奸污，就连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也未能幸免。另一位幸存的女战士回忆：1937年3月，我们在康隆寺被俘，有280余名女的，在武威关押了五个月。马匪军有两个营盘，每天夜里他们一个班抓去一个，让马匪兵轮班奸污，有的女红军被折磨致死，有的不愿意受辱而自杀。

被俘女红军被马家军糟蹋后，有姿色的即被马步芳、马步青、马步銮和马元海等高级军官霸占，其他的则被分配给马家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做妻妾，有的还随意赏赐、转送。在分配时，敌军把女俘赶到一起，马家军官兵或用手帕扪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

或用抓“阄”的办法，抓上谁就是谁；或把女俘和受赏赐的官兵排成相对的两行，排在对面的就“对”为夫妻。就这样，马步青将200余名女俘赏给了他的部下。

这些当妻妾的红军女俘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她们忍受不了敌人的摧残，有的一次一次逃跑，又一次次被抓回，打得遍体伤痕；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转送他人。原妇女团排长何思玉，被分给马家军的一个团长当使唤丫头，因不堪毒打逃了出来，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嫁了比她大20岁的男人，过着凄惨的生活。红军女连长何翠花，被马步青送给一个商人为妾，后又转送给另一个男人，但此人根本不把她当人看待，轻则唾骂不已，重则毒打成伤。被分配到马步芳义源工厂、羊毛工厂以及医院做苦工的女红军，也是在马家军谩骂、鞭笞、凌辱下生活。一位曾在羊毛厂做苦工的女战俘说，她们白天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晚上又被分配到马匪军中“值班”，有时一个排分一个，遭受凌辱和折磨。编到马步芳新剧团的女战士，尽管伙食稍好一些，但仍摆脱不了被霸占、被残害的命运。原西路军文工团演员孙桂英，因不顺从马家军一军官的欺辱，被惨杀在张掖东南的沙窝里。文工团员党文秀也同样被凌辱后枪杀。

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的命运如此悲惨，她们的反抗斗争精神却十分英勇顽强。有的在押解途中因不堪污辱而自杀；有的被逼与马家军官成亲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还有许多人逃出虎口，流落当地当农民。这些女红军尽管受尽了磨难，生活艰辛，但她们相信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1949年，她们终于盼来了解放，然而这时，已有很多人长眠于甘青两省的土地上。

反动民团的疯狂报复

马步芳为达到把红军斩尽杀绝的目的，张贴布告，命令河西各地的民团，设卡盘查，并与保甲组织结合，清乡搜捕，捉拿、残害红军伤病、流散人员。

据1958年张掖县委五人小组专题调查材料记载，1936年至1937年间，韩起功部在张掖、高台、临泽、山丹、民乐等地组织民团13个，每团下设4个大队、12个分队、36个班，约五六百人。这些民团为虎作伥，在搜山、清乡中搜捕红军流散人员很多，并肆意迫害。张掖南乡民团团副张成仁，搜捕西路军失散人员500余人，亲自活埋红军及保护过红军的群众14人。临泽民团搜捕失散红军120余人，均交予韩起功在张掖活埋。民团骨干分子冠存义，把从梨园口搜来的12名红军活埋在张掖南门外。临泽明沙堡甲长周敏和，把三个要饭的红军捆绑起来，送交韩起功，在张掖杀害。

为阻止失散红军东返，各地民团还在各交通要口设置关卡哨所，配合马家军盘查、捉拿过往红军。永昌是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东返的必经之地，驻该县的马家军及县政府，多次张贴布告，悬赏缉拿红军高级指挥员，通令地方百姓不得窝藏红军人员，若私藏红军或武器，均以“通匪”论罪。又令民团在县境各要口设立岗哨，捉拿红军，使不少东返的红军落入敌手。他们设在新城子的哨卡，封锁了祁连山北麓的一些通道，仅半月时间就堵截过路红军40余人。古浪也是失散红军东返的必经之路，仅1937年，该县民团就捕捉东返红军130余人，当即杀害的有20多人。

反动民团对被捕的红军进行疯狂报复。 1937年2月，临泽县刘家墩有四个负伤的小红军爬到一户刘姓农民家，因为这里刚打过仗，敌人搜红军很紧，刘家的老太太便将小红军藏到炕洞里，每天送吃送喝。一日，甲长刘文恒带着四个马家兵到刘家，搜出了小红军，刘老太太跪地请求饶了这几个“红军娃子”的性命，但马家兵不许，就将这四名小红军拖至门外空地上，刘文恒手执榔头，向小红军的头颅砸去，一榔头一个，砸得四个小红军脑浆四溢，倒在血泊中。安西县恶棍柳逢春，因红军用了他家的烧柴，便怀恨在心，将躲藏在他家的两名红军用铁锨活活劈死。武威县清源乡的恶霸地主何天祚，因红军过清源时吃了他家的粮，他便寻机报复，将藏在东沙窝的10名红军伤员活埋。何天祚、何天守兄弟俩，还先后在高庙沙窝、黑马湖等处，打死和活埋失散红军20多人。

更有图财害命者，如山丹县东乐村地痞刘生福，为夺得四名失散红军的枪支和财物，把红军骗至家中留宿，当夜纠集11人，夺走红军枪支与大烟土，并将四名红军捆绑，拖至河滩杀害。民乐县民联乡恶霸地主高凌汉，为夺得红军枪支，将两名失散红军骗至馒头山深沟，放恶狗咬伤，再用枪打死。武威县西营乡的鲁更元，见一负伤红军带有银元等物，顿起谋害之心，将毒草放入药中，将红军毒死。更为残忍的是倪家营子地主李成基，因红军分了他家的粮而怀恨在心，红军走后，他便领着民团把红军留下的伤员全部杀害，还把一女红军留下的不满两月的婴儿撕成两半。

惨无人道的反动民团，还用挑喉、割舌、挖心、掏眼手法，残害被俘红军。 1958年社会肃反时，武威县查出的李贵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杀红军的方法是“胸前挂印”，即一刀砍下，人头正好耷拉在胸前。经他手杀的被俘红军达50余人。再如马步青的兄弟马步瀛，人称马三坏，他将被俘红军杀死后，取出苦胆，泡上银耳，做成眼药水治眼疾。马家军副官马平安，将抓到的失散红军捆在树上，开膛破肚，逐一取出心、肝、肺、胆，让人观看，借以取乐。

西路军被俘指战员，面对敌人的屠刀，不畏强暴，英勇斗争，视死如归。有数千名被俘、伤病、失散红军，在党中央和当地老百姓的掩护、帮助、营救下，历经艰辛，回到延安。

录自《悲壮的征程》下册。作者牟慧芬，女，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安永香，女，现任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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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苦水：乡镇名，位于甘肃永登县南56公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