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三部副部长胡正先访问记
原总参三部副部长胡正先访问记
冯亚光
他从鄂豫皖走来，跟随四方面军西行五千里[1]，进入川陕；他跟随四方面军长征，三过草地，二爬雪山；他跟随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征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先念到达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延安。他就是原总参三部副部长胡正先。 2005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西山风光秀丽，笔者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在他的寓所访问了这位当年的小红军。如今，小红军已是87岁的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也要追上红军
胡正先，1918年农历八月初五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他的童年时期，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时期。 1929年11月，六安的独山和霍山的西镇爆发农民起义，即六霍起义，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他的家乡是皖西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此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在鄂东北、豫东南创建起来的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三支红军也得以统一，最终发展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
胡老的家乡位于青山店、两河口之间，距苏家埠不远。他是苏家埠战役之前参加革命的，同年底参加了红军。苏家埠寨高壕深，是敌人的重要据点。苏家埠战役从1932年3月22日开始到5月8日止，红四方面军“围点打援”，全歼敌人援兵，并迫使困守苏家埠据点之敌全部投降，共歼敌3万余人。
胡老11岁经地下党员高成星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底，他的家乡成为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他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不久，敌军大举进攻，苏维埃政府撤到大沙河以西坚持斗争，同独山县保卫局特务队同住一个庄。他看到特务队员人人有枪，特别威风，便对队长说：“让我参加你们特务队吧！”队长看他很机敏，一口答应，从此他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特务队经常化装到敌占区侦察，大人化装成“爸爸”，他年龄小个子小，就化装成“儿子”。特务队的积极出动，使红军能及时掌握反动民团和敌军的情况，使红军及时出动消灭敌人。这使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惶恐不安。他多次到敌占区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在真刀真枪的厮杀中，经受血与火的磨砺。但是，领导上还是担心他太小，怕出事，便把他送到独山保卫局工作，在看守连当了看守员，后又当通信员，学吹号。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跳到外线寻机歼敌。红军准备转移的那天晚上，政治部把司号连安排在山后。第二天大家起来一看，部队早已出发走了。主力红军不带他们，他又不愿回家，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拼命追部队，追上部队后，便跟在后面走。部队走他们走，部队休息他们也休息，部队吃饭他们就过去要点饭吃。
一天夜晚，他和小伙伴罗惠春还有一位带彩的排长，坐在路边休息，很快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部队又不见了。他和罗惠春拔腿就追，一口气追到魏家店小镇上，见到了部队，才放下心来。他俩喘息未定，就听“嘟、嘟、嘟，啪、啪、啪⋯⋯”一阵枪声，敌人追来了。他俩赶快向对面山上跑，子弹“嗖嗖”的在脚下飞，打在地上直冒尘烟。“嗖”的一声，一粒子弹打穿了他背在身后的斗笠。后卫部队第七十三师迅速奔来，将敌击退。
枣阳新集战斗和土桥铺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转移外线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追击，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未能改变被动局面，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战后为加强主力，少共国际团的人员被分散补充到各师，跟随队伍的小孩子被分到总医院当护理员。
秋已很深了，部队冒着寒霜，昼夜行进。每到宿营地，他就给病号换药，烧开水。部队被堵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之外，峡谷两侧耸立着一座座如刀削斧劈的高山。宿营时，他为伤病员烧开水，另一个护理员不小心，把水壶碰翻，把他的双脚烫伤，脚腕以下的皮全烫掉了，疼得钻心。医院想把他留在老乡家养伤，他坚决不同意。他对护士长说：“要丢下我，就把我打死，不要丢活的！”医院政委说：“把他带上走吧，他也是伤病员嘛！”他就忍着疼，跟着部队坚持行军。
寒风刺骨，雪花飞扬，红军在秦岭山脉中攀岩涉水，兼程急行。准备入汉中时，上级决定总医院解散，充实师、团医务所，把不能行动的伤病员寄养在老乡家中。黄昏时，一位戴眼镜的首长向伤病员交代：“前面要打大仗、恶仗了，不能带你们走了。给你们每人20块大洋，自己留10块，给老乡10块，由老乡养护你们，待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接你们。”
天黑以后，红十师特务队住到寄养他的老乡家。特务队队长原是独山县保卫局的，和他是熟人，告诉他说：十师是全军的后卫，负责收容。他听了后决心跟红十师特务队走，脚上裹了块布，手里拄了个棍子，一瘸一瘸地跟着部队走。山高、沟深、路远，部队走，他跟着走，部队跑，他也挣扎着跑，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决跟上部队，就是死也要死在追赶红军的路上！不久，他幸运地碰到了总医院，同志们看他回来，特别高兴，问寒问暖。因总医院正在解散中，就把他分到红九军医务所当护士。
他在老家没上过学，到部队后才学认字。那时各级首长提倡学文化，经常把字写在纸条上，让大家认。部队行军，每个人的背包上都贴几个纸条，上面写着字，叫大家一面行军，一面认字。几年下来，他认了300多个字。 1934年春，总部从各部队挑年轻人学习无线电，九军政治部的团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认识多少字，他说：“我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团委书记拿出笔和纸让他写字，说：“认识多少就写多少。”他写了300多个字，团委书记说：“行，你去学无线电！”这样，他就被分配到通讯训练队学习报务工作了。
没有退路，不能犹豫，只有前进，只有突围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红军四方面军一部，就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西渡黄河。渡河部队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余人。 11月8日，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这时，他刚满17岁。
西路军挺进河西，强敌环伺，战火连绵。部队在永昌呆得较久，仗打得没有停过；在倪家营子呆得更久，仗打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惨烈。炮声雷鸣，弹雨横飞，他们无线电训练队照常上课和训练。训练时要用干电池，干电池没电了，他就把电池壳子剥了，扎上孔，用盐水泡，仍然可用。训练队没有配发枪，干电池就是他的枪、他的武器。他用两节竹筒子装上电池，两头用绳子拴上，行军时挂在脖子上。他们通讯训练队和电台的人员虽不直接和敌人拼杀，但天天在敌人的枪眼里转。白天行军难，就晚上行军，白天进土围子对付敌人，休息也是和衣而睡。
胡老记得，有一次他们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住在同一个围子里，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突围。徐、陈首长突出围子不远，就碰上了敌人，他俩带警卫人员冲了出去，其他的一些人却被堵了回来。天黑看不清，人和牲口乱跑，不少人和牲口掉进深沟里，他也跟着掉下去，脖子上挂的干电池摔了出去。后勤驮辎重的几匹骡子也摔了下去，驮的箱子摔坏了，只听有人叫“装金条的箱子摔碎了”。他想着自己的干电池不能丢！就赶快摸，摸着了电池，他悬着的心算是落了地。他装上干电池，爬出深沟拼命地向前跑，跑出没有多远，又碰上了敌人的埋伏，把大家冲散了。没有退路，不能犹豫，只有前进，只有突围，才有出路。他在黑夜的掩护下，带着干电池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天快亮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围子，就叫开门钻了进去。围子里有好几个单位的人，长短枪加起来只有十多支，又缺子弹，难以抵抗敌人。大家用土坯把门堵死，敌人骑兵来了，叫门，砸门，他们都不理睬，他们不生火，也不叫老百姓生火，就像围子里没有人一样。天黑了，他们抖掉身上的尘土，冲出围子，追赶部队。
在临泽县倪家营子的大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天天减员，各级机关人员不断充实到连队，通讯训练队的同志也被充实到连队去了，他被分配到电台做公务员。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裹伤浴血，以死相拼，坚守阵地，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被迫撤出，边战边退。无论是前锋、后卫、随行，白刃搏杀，奋勇冲击，一道道的火线，一阵阵的弹雨，一摊摊的血迹⋯⋯西路军最终兵败祁连山。
在祁连山里，一直跟着李先念政委
石窝会议决定，徐、陈首长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西征战况，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祁连山中展开游击活动。三十军余部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军长率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左支队行动。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等首长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胡正先他们的电台，跟着工作委员会，跟着李先念政委。
为了摆脱敌人，部队将伤员、病号就地疏散，将妇女、小孩组织起来分散游击。部队分定后，左支队在岔路口派人把哨，队伍经过，一看是小孩就拉出来，不让跟左支队走。他因年龄小，个子也矮，就被拉了出来。电台台长王子纲说：“这是我们的报务员，你拉下他，我们怎么工作？”电台的人又把他拉了回来。西路军原有八部电台，现在只剩下一部和中央保持联系。有两个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他刚从训练队毕业，也用不上，就跟着电台做公务员的工作，有时帮个忙，打个杂。(https://www.daowen.com)
左支队进到祁连山深处，摆脱了敌人骑兵的追击，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一是天寒地冻，衣破鞋烂；二是四野无人，没有粮食，大家生活非常艰苦。行走在祁连山中，头上是亘古不变的雪山，脚下是摄人魂魄的冰川。天气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刚才还是太阳，马上就有乌云，立刻就下大雪。开始行军时，还有些森林，越往西走林木越少，很多地方山都是光秃秃的。宿营后，没有柴，他们就找牛粪、羊粪生火，烧水煮饭。晚上睡觉，没有毯子，几个人把被单往头上一盖，围成一堆，坐着打盹。虽然这样，依然难以抵御刺骨的寒气，人人冻得发抖，刚睡着又被冻醒。不少人睡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没有粮食吃，几十天没有闻到粮食味。有时搞到一点牛羊肉，也被冻得硬邦邦的，分不清那块是生的那块是熟的。他们拿起就吃，吃得满嘴血丝。更困难的是没有水喝，有雪的地方吃雪，有冰的地方吃冰，不少地方连雪连冰都没有。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又睡不好，每天还得行军。他们步履沉重地跋涉，疲劳得实在不行，常常是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连小便也是一边尿一边打瞌睡。那时，他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想法，能吃上一顿饱饭，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糊里糊涂咽了气算了。
在祁连山中天天走路，也不知道往哪里走，走到哪一天为止。一天，他们电台的几个人商量：“我们还是往回走去延安吧！”电台台长王子纲、徐明德也是这个想法。徐明德是西路军侦听台的台长，主要是侦听敌人的电台，也收听新闻，为首长们提供军事动态和政治动态。为了达到东走的目的，他们五六个人行军时磨蹭着，掉到队伍的后面。李先念政委发现了，就过来问：“你们怎么不走了？”有人回答：“背手摇马达的人落在后面，还没有上来，我们等他。”李政委没有吭气，骑着马走了。走了一段，回头看看，他们几个还坐在那个地方。李政委派身边的人返回来说：“手摇马达还没有来，就不要等了，你们还是走吧！”他们想溜也溜不掉了，只好跟上队伍。在祁连山里，他们一直跟着李政委，跟着工作委员会。西路军唯一的一部电台终于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电示：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去新疆，中央将派陈云前往迎接。中央的指示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舞，使部队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左支队的全体指战员，扶伤带病，在冰川雪岭中艰苦行军，向着新疆前进。
左支队又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劫难
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经石包城，过蘑菇台，接近了安西县城。部队得悉安西城内只有敌人的一个通讯排，为取得给养补充和得到短暂休息，工委会决定攻打该城。
部队进至安西城南的十工村，稍做进攻准备，即分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进发。因为情报搞得不准确，城里已增加不少敌人，而左支队尚未得知。部队进至城东门，即遭敌猛烈射击。部队冲到城下，登梯上城。敌军人多，在城墙上一推，就把攻城的人带梯子推下来，手榴弹跟着甩下来，伤亡了不少同志。攻打安西，使左支队又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劫难。工委会马上决定不攻城了，将部队撤至城西北的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庄一带。那里百姓一家或几家一个围子，围子围墙很高。他们住的围子里，有电台的人，有连队的人，也有后勤的人。左支队击退敌人数次进攻，在黑夜的掩护下，连夜出发向西急行。
戈壁滩一片黑暗，忽然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原来到了疏勒河边。这条河有四五丈宽，水流湍急，有薄薄的一层冰。大家找了个水浅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下水，徒涉而过。冰尖刺腿，水寒刺骨，人人咬紧牙关，趟到对岸。上岸以后，一个个冻得牙齿咯咯作响，直打哆嗦。大家奔跑取暖，急行军45公里，于午前到达白墩子。部队休息吃饭，有的吃上了，有的还没有吃上，敌人的骑兵就接踵而至。部队立即集合，节节抵抗，且战且走，到达红柳园。李先念下令部队占领山包，组织抵抗。总部和二六八团占领南面一个山包，二六七团占领北面一个山包，中间有一里远近。总部下令，所有的人都上到山包上，把所有的红旗都打开。三局局长宋侃夫指挥电台台长、报务人员都上了山包，准备打仗。
胡正先没有枪，坐在山包上。宋侃夫的警卫员有枪，爬在离他不远处。台长王子纲说：“你没有枪，蹲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快下去！”他刚站起来，一颗子弹从他的裤裆打过去，把裤裆打穿了。宋侃夫的警卫员“哎哟”一声，被子弹打中，当场牺牲了。小山包不高，只有二三十米，他顺着山坡往下跑，只见一颗子弹飞来又把牵骆驼的同志打死了。他下到凹里，躺在骆驼旁边。由于疲劳过度，一躺下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地听到敌人喊：“快抓！快抓！抓活的，抓活的！”他起身一看，天已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宋侃夫也从山包上下来，枪别在身上，骑上牲口说：“你拉上我的马尾巴一起跑吧！”马跑起来，四蹄腾空，他拉着跑了几步，跟不上，就说：“你快走吧，我自己走！”
夜幕之下子弹打来，像萤火虫的光，“嗖”的一下飞去。他想，被子弹打着就完了，得赶紧往前跑。跑了好一会，一看没人了。哎呀，这么大的旷野，一个人跑到哪里去？月亮上来了，看见远处隐约有一个人，像是王子纲，就喊：“你是王台长吗？”“是呀！”“你大衣哩？”“走不动，撂了。”“你牲口哩？”“找不着了。”
王台长说：“咱们一路走吧！”他俩走着，又碰到徐明德台长。三人一起走，走到天亮，只好进山，山里好隐蔽。他们进的是路北的石山，石窝窝里能碰到一点水，是雨水。没有吃的，他在路边捡了一袋小米，有一斤多，还捡了三个木头做的驳壳枪套子。他们三人用破瓷脸盆舀上石窝窝里的雨水，用驳壳枪套烧火，煮小米吃了一顿。上了南面山上的人，一天没喝上一口水，有的人渴得没办法，只好喝自己的尿。
他们走着，走着，逐渐汇合30多人。他们没有看到马匪继续追，就下了山。对面山上的人也下来了，夜黑看不清，他们把南山下来的人当成敌人，对方也把他们当成敌人，互相戒备着。走近了一看，都是自己人。两路人会合到一起，大家胆子大了，便顺着大路向前走。路上遇到一池泉水，啊呀，人人痛快地饱喝了一顿。
他和王子纲、徐明德继续向前走，其他人也是三个两个结队而行。他对王子纲、徐明德说：“你们两个先走吧！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在这里休息一下！”他俩说：“我们三个是一起的，大家都休息一下吧！”他们疲劳不堪，躺在路边就睡着了。天亮一看，不远处有个骆驼站，原来他们已经离大泉站不远了。这时，又遇到了刘寅。刘寅是他在训练队时的教员，带着两个学员，牵着一匹骆驼。大家喝饱了水，一起前进，走到了星星峡。
至此，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领导下，经过40多天的行程，终于战胜雪山、戈壁的艰苦环境，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脱离险境，进抵新疆。
他从鄂豫皖走来，走到了延安，走到了北京
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几十辆汽车，载运着衣物、食物来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他们。指战员们经受了严重挫败和苦难之后，见到亲人，见到党代表，莫不热泪盈眶，欢呼跳跃。陈云当即向大家作了亲切的讲话。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以后，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就会发展壮大起来，现在的几百人会发展到成千上万人。
他们换上了新装，从头到脚，从盖的到垫的，全都换成了新的。脱下的破衣服上长满了虱子，拿到篝火上一抖，虱子“噼噼⋯啪啪⋯”直响。
“五一”节后不久，他们就乘汽车驰向迪化（今乌鲁木齐）。太阳升起来了，火一般的烤着。星星峡红柳点点，春意浓浓，大家十分高兴。第一批到迪化的有300多人，以后又陆续到了100多人，共400多人，对外称“新兵营”，对内称“总支队”，下编四个大队，一个干部队。干部队有6个班，一班是领导干部，二班是机要、参谋人员，三班是连营干部，还有四班、五班、六班，胡正先是一般干部，编在第六班。这个班都是原通讯训练队的学员和报务员。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把原来通讯学校和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集中起来学习，共20人左右，胡正先也在其中，三局局长宋侃夫给他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管理，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等。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他记得参加第一期训练班的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同志。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都能独立工作。 1938年初毕业，由刘寅带队，于当年4月份回到延安。他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运送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车队中有两辆车坐着他们的人。
新兵营有学无线电的，有学汽车的，有学装甲的，有学炮兵的，有学航空的，学的种类比较多。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的学员，后来他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也是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他和胡正先都被选为飞行员。但胡正先因为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卷入螺旋桨，没有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车队抵达兰州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刁难。他们的车到兰州黄河铁桥时，苏联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的国民党军哨卡的哨兵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一个哨兵突然走过来，指着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的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他们的车前引导，一辆跟在车后，一直护送他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的两辆车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两辆小卧车横着停在他们卡车的前头和后面。这时，国民党的特务在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队的纠缠，他们就住在办事处，任何人不准出门。他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了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他们送到延安。
回到延安，胡正先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军委二局工作。 1949年，他又随军委三局走到了北京！
作者冯亚光，现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西路军喋血河西》、《西路军生死档案》等。
[1] 徐向前元帅《历史的回顾》中说：红四方面军从“撤离鄂豫皖到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见该书第165页、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