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原红西路军人员情况的调查

黄景渊 洪炉

（一）概况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西渡黄河，于11月组成以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的西路军，下辖第五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李先念同志任该军政委），共约2. 5万人[1]。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蒋、马敌军十几万人的围追堵截，牺牲达万人，余一万多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以后，不幸被俘、失散。只有700余人在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下突围至新疆[2]。

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分别被马步芳部关押在河西地区或解送至青海西宁，年轻的同志都被罚苦役，年长和病伤的同志则被大批屠杀，仅在西宁一地被集中活埋杀害的，解放后找到尸骨者就有1700余人，又有大批人在劳役和押解途中被枪杀和折磨致死，侥幸活下来的以后陆续逃亡和流落到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有的当长工、下煤窑、甚至做和尚、道士活命，有的讨饭度日。被俘、失散者中有成千的女同志，她们的遭遇更惨，不少被敌人污辱或沦为妻妾，有的被标价出卖，受尽了痛苦。

解放以后，他们多数仍分散在农村牧区，成为当地的农牧民，少数在城、镇和兰州、西宁等城市，其中只有极少数被分配了工作，大部分人无固定职业，靠体力劳动为生，女同志则几乎全部成为家庭妇女或普通劳动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各地党委和政府曾对他们的情况作过调查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次对他们作过调查登记，并发给“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书”，给予了一定的优待补助。据统计，目前健在者，甘肃有800余人（其中兰州市有190余人），青海有200余人（其中女同志140余人），宁夏约有100人，共约1100余人。其年龄大多在70岁左右，最小的为62岁（9岁参加红军，11岁参加长征，13岁被俘）。

（二）失散前后的遭遇

在河西战败的原西路军同志，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饱经磨难。如原红五军班长姚志珍（女），1930年13岁参加红军，河西被俘后押至青海，深夜被集体活埋，亲耳听到许多战友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敌人刀砍后踢入万人坑活埋，自己被砍伤脚后推下坑中活埋，后被老乡发现挖出，因是“共产女子”，老乡不敢收留，只给点吃的，让她逃命。她因脚伤走不动，在山里爬了三天，被另一老乡救起，为不暴露身份，学会甘肃话，嫁与当地农民为妻，解放后丈夫因病神经错乱，至今尚未痊愈。

原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梨园口战斗中被炮弹炸成重伤，由三个负伤的战友救出，逃到张掖黑河口一庙中，被老道徐合德藏在山洞里，用草药治好了伤，又设法使他恢复活动能力。伤口稍愈后又被坏人发现，用草绳勒住他的脖子，要往冰河里扔，后被乡亲们制止，就在庙中当了小道士，直到解放。

黄科林，原名戴登高，湖北黄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被俘前曾任红九军八十一团连指导员。永昌战斗时因伤被俘，押到西宁后被拉去活埋，因身上压的土不厚，敌人走后便爬了出来，又被马匪军抓到工兵营劳动，架桥、修路、开荒、做苦工，亲眼看到有的战友受不了折磨，跳河自尽，有的战友逃跑不成，被敌人砍头示众，直到解放前二年工兵营解散，才逃离敌手。

向思玉（女），原妇女独立团排长，1932年14岁参加红军，被俘后被迫给敌团长当使唤丫头，因不驯服，被换到敌军法处长家当佣人，又因抱不动娃娃被毒打，后逃跑出来，无法谋生，只得嫁与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为妻，过着屈辱的生活。

何芝芳（女），原西路军政治部新剧团舞蹈演员，1932年8岁参加儿童团，次年参加红军。因娇小活泼，被战友们戏称为“疙蚤”，被俘时才13岁。开始被迫给马步青家当使唤、丫头，因为顶嘴被痛打，后又被马步青“赏给”一个营长当丫头，15岁时就被迫嫁与营长的马夫为妻。

原红三十军工兵营排长何明坤同志说：“我们西路军同志受的苦太大，我负伤后爬了三个月，拾点死马的骨头和肚肠吃，以后讨了二年饭，又被敌人抓去为他们修路、挖金子，后来因为我病得不能干活了，才被踢出，流落下来。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三）解放前后的表现

原西路军通讯学校的任廷栋同志，突围后随左支队到了安西，在白墩子战斗中被俘，被敌人押到张掖，利用黑夜逃出，藏进祁连山中下煤窑，背了整整13年煤，才熬到解放。 1949年解放军进军大西北，他发现残杀红军的刽子手敌师长韩起功逃进祁连山，立即赶到张掖城向解放军报告，又带解放军的劝降信回到祁连山，冒险找到韩起功，亲手把信交给他，又当面劝降，使韩起功下山投降，为捕获这一罪行累累的匪首立了一大功。

原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长侯玉珍同志（女），1949年8月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兰州，便背上干粮，步行三天三夜，赶到兰州，找到解放军第一军军长贺炳炎请求归队。贺军长见她已有家庭，劝她仍回西宁，并写了介绍信，让她从事地方工作。以后她一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工作，解放初期任民兵连长，五十年代入了党，当过拥军模范，多次受奖，她说自己至死也忘不了党，忘不了革命。

原红九军的李桂芝同志（女），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工作都很积极，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的先进模范人物，1983年当选为省妇代会代表。可是现在一说起往事，就难过得哭起来，说：“我离开红军太早了，对党的贡献太少了！”

原西路军总政治部新剧团演员张桂英同志（女），被俘后流落到临夏农村，解放后入了党，历任村农会主席、乡妇联主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临夏地区闻名的老先进和模范党员。困难时期不伸手，还动员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她说：我是党员、老红军，要为别人做榜样，过去我们连树皮、草根都能吃，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给我们25元补助，很好了！

原新剧团团员项秀英同志（女），1937年在张掖被俘，被敌人打得浑身是伤。后被押到青海做劳工，因不甘心受压迫，就逃到兰州，嫁人落户。几十年来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很受群众拥护，连年被选为市、区人民代表和人民陪审员。她说自己活着就要坚持革命，努力为人民服务，只是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感到对不起党。

这些同志对党和军队始终怀着深厚感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为党工作，虽然他（她）们一直生活困难，但却有苦不叫苦，反而为自己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而难过。

（四）面临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政治上抬不起头。人们不了解西路军失败的历史背景，使他们长期受到政治歧视，加之一直在农牧区或在城镇基层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地位很低，“文革”中更普遍受到揪斗迫害，严重地伤害了他们。

1977年以后，曾经对他们的情况作过调查登记，并发给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但是这个“证”并无实际价值，仍然被人们视作“打了败仗的红军”或“逃兵”等等，有的地方干部嘲笑他们说：“你这个证管什么用，还不如个普通老百姓呢！”还有人责问他们说：“谁叫你们不去陕北，却跟着张国焘跑到河西来了？”1983年4月，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看门的侯玉春同志（原红五军战士），在执行门卫制度时，被人无故打死在工作岗位上，法院只给凶手判了10年徒刑。侯玉春同志的亲属不服上告，向有关干部说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过雪山草地没饿死，在河西苦战没战死，现在不能白白被人打死，接待的干部却说：“他那么早参加红军，怎么没到中央当官，却在这里看大门？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同志平时有了困难去找有关部门时，更是常受白眼冷遇和嘲讽申斥。现在兰州市的原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张秀英同志说，她每次有事去政府机关求人时，“总是笑脸进去，哭脸出来，人家对我们就像对叫花子一样，还说‘谁叫你们流落的？’我们叫天天不应，只有关着门在家里哭。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那样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反而过不去了！”党和政府也曾对他们做过一些优抚工作，但是他们在感谢党的同时，都得特别“感谢”某科长、某干事或某街道主任对他们的“极大关怀”，就怕得罪了他们。

十年动乱中，他们被扣上“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等帽子，遭到残酷迫害。原红三十军炮兵营战士杨贵文同志说：“‘文革’中说我是‘自首分子’，停止了党籍，一直抬不起头。”原红二十七师通讯员马进忠说：“我当红军时挨了反动派的子弹，‘文革’中又挨了造反派的扁担，头戴‘叛徒’帽子，跪得两腿都是疤，把牙齿都打掉了。”原红三十军电台号目吴自强同志说：“‘四人’帮讲专政，是专门专我们老同志的政，把我们当‘叛徒’又打又骂，受尽了苦！”原三十军勤务员何天坤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打仗没死，却在‘文革’中被斗死！我们苦了几十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得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怎么能把张国焘和上边的错误，算到我们战士的头上呢？我那时才十几岁，知道个啥？”原红五军通信班长孙邦儒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背叛革命、出卖同志和泄露机密，凭什么叫我们叛徒？”

这些老同志普遍反对将他们称为“流落人员”或“失散人员”，他们说：“不是我们自己要流落和失散的，我们三过雪山草地都没掉队，到河西后，完全是因为上面错了，才使全军失败，才被迫离队，有的还是奉上级的命令‘各寻生路’的。”他们有人至今还记得领导同志临别前说过的话。张秀英同志说：“红军流落人员这个名字多难听呀！弄得我们几十年人不人、鬼不鬼、军不军、民不民的。”活埋未死从万人坑爬出来的姚玉珍同志说：“解放前我们被人家骂做‘共产丫头’、‘共产婆’、‘共产娃子’，一直抬不起头；解放了，我们又被叫做‘流落人员’，当成‘叛徒’，还是翻不了身！”还有的同志说：“解放前在敌人统治下，我们不得不流落，解放几十年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还叫我们是‘流落人员’呢？”

生活都很穷困。他们大多数是农牧民，在城市者也多是体力劳动者，加之年老多病，有的孤寡无靠，盼望党和政府对他们关心照顾。建国以后，对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优待安置。 1979年以后，才开始对他们中的无职业、无固定收入者，每月有少量补助。开始时每月不足10元，后陆续增至15元、20元，后加上5元副食补贴，共25元，住在农村的一般不超过20元。甘肃省最近决定，每人再增加5元，但因民政部门经费不足，下了文却没有发钱。

在通常情况下，每人每月30元可以维持本人低水平的生活，但他们都已年老多病，又无公费医疗，仅看病吃药就负担不起，有的同志因无钱看病，只得卧床等死。加之他们许多人的亲属子女都无工作，收入极少，生活相当艰难，即使每月发30元，也难解困境。极少数有工作的，现在都已退休，因未将他们当红军的时间与解放后的工龄合并计算，只按建国后重新参加工作计算工龄，只能按75％发给退休生活费。这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使其生活水平降低。

还有一些人为的困难情况，如原红九军的曾大明同志，现已72岁，由永昌县手工业合作社退休后，只拿到30％的工资，每月35元，因家里人口多不够开销，只得到街头摆摊焊壶、补锅，以贴补家用，原单位领导竟以不准搞“资本主义”为借口，禁止他摆摊。王定国同志到永昌看望他们，县上有关部门见他穿得太破，叫他临时换了件别人的衣服以遮丑，装完门面后又脱给了人家。还有好几位住在农村的老同志，本人已无劳动能力，有的双目失明或有其他残疾，身边又无子女，所在社队竟照样分给他们一份承包地。有的实在无力耕种，就由县民政局每月出15元包给另一户农民代种。

一些老同志无儿无女，生活尤其艰难。原任张琴秋同志警卫员的张秀芳，和80多岁的半瘫老伴长期住在省人民医院的狗房旁边，一次外出拣煤渣摔倒，一病不起，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却还要照顾老伴，衣、食和居住条件极为恶劣，正与其夫苟延残喘地苦捱晚年。原三十军供给部的余秀英，无儿无女又无房，在兰州聋哑学校的幼儿宿舍一角搭一床栖身。还有原西路军的班长刘尚贤（女）和新剧团的毛秀英（女）等同志，也都孤身一人，一直寄住在别人家中。今后何处是归宿？使他们忧心忡忡。原红九军宣传队队员唐新月同志说：“我小时是孤儿，现在快80岁了，又成了谁也不管的‘孤儿’了！”

不少老同志都反映，眼看外头高楼大厦造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几十年住得猪狗不如也没人问；眼看别人家的孩子就业和当兵，自己的子女望穿了眼也挨不上。有的同志要求转成吃商品粮的居民户口，或想把远在外地的子女弄回身边有个照顾，更是非常困难。住在农村的老同志，有事要找一趟政府，不是走不动路，就是去了也不给办，甚至无人理会。有的同志说：“我们小小年纪就参加红军闹革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好事却没有我们的份，真是死了也不闭眼！”

（五）愿望

这批老同志除了迫切要求解决上述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两大问题以外，还普遍提出了两大愿望：

一是希望去一次北京，看看祖国首都的面貌，瞻仰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居，特别是想看看原西路军的老领导——徐向前总指挥、李先念政委和别的老战友。他们有的人40多年都没出过山沟，甚至从来没坐过汽车，很想出去看看社会主义祖国是个什么样子，有的说只要让他到兰州等省城去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二是他们很小离家参加革命，一别50多年，很想再回老家找找亲人；即使没有亲人也想知道家乡的变化，以慰几十年思乡之心。

他们说自己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可活，有的同志现在已经走不动了，希望他们去北京和回老家的愿望要求能尽早实现。

他们对王定国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大家，反映异常强烈，看成是党中央和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等领导同志对他们的关怀，激动万分地表示对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感激，纷纷向王定国同志倾诉衷肠、反映情况和提出愿望。许多女同志都把王定国同志看作“娘家人”，见面后有的欣喜万分，有的相抱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同志，相见时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位原来与王定国同志相熟的老战友，重逢后更是一步也不肯离开，一会儿回叙昔日的伤心事，一会儿又高唱当年的战斗歌曲，他们都把王定国同志与他们的重逢和聚会，当成一个难得的节日。当地政府请那些老同志与王定国等同志一起吃饭时，有的捧起碗就眼泪滚滚，说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吃过这样的饭，也没有被人当人看。有的说自己的病一下就好了一大半，从此可以多活几年，再为党尽一点力量。

王定国同志曾经到许多城镇和农村的老同志家里去看过，那些老同志明明生活十分艰难却不肯叫苦。当王定国同志脱下自己的衣服或拿自己的钱送他们时，都再三谢绝不肯收，说自己可以过得去，以后会好起来。尽管几十年来对他们的优抚工作做得很不够，他们许多人不仅无怨言，反而对已得到的一点照顾异常感激，为自己未能更多地为党工作感到难过。

以上情况主要是随王定国同志访问甘、青等地时，直接听取和观察到的，有的是各地有关方面提供的。由于访问时间较紧，所到地区有限，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具体和准确，特别是广大农牧区的情况未了解到。因此，仅供有关方面参考。

编者附记：这份调查材料是甘肃省话剧团的黄景渊和《解放军报》记者洪炉1983年陪同王定国在兰州、河西、西宁调查西路军同志情况时写的，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为解决原西路军留在西北地区同志的生活待遇与医疗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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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7页记载，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共21800余人。

[2] 据陈云1937年12月向中央的报告，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共437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