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群众工作部长吴永康不平凡的一生

贺玉森

⋯⋯我这条生命，即便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但是，也要暗暗地以一脉生气给予人类方是。

——摘自吴永康烈士日记

写这一日记的人，已离开我们有半个世纪了。他的原名是庞大恩，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改名为吴永康。再后来，他血洒祁连山。

（ 一 ）

吴永康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两个大学。他的一生，也不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可50多年来我们很难听到或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似乎已经和如烟的岁月一道流逝了，但是，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他，谈起来，常常带着一种深情，一种惋惜，有时甚至激动得让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感染了在旁的晚辈，使他们对烈士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已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生前赞扬他敢于在张国焘淫威下坚持原则，赞扬他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处事谨慎。已故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闻名遐迩的红军女将军张琴秋，生前说他作风朴素，埋头苦干，对党忠心耿耿，不计较名利地位。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协副会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在全国解放不久便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当确知他已光荣牺牲，就不断发信寻找他的家属。夏公始终深深怀念着这位老同学和入党介绍人。已故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生前一提起他，就多次重复着“他是个好同志，是个难得的大知识分子，很勤劳，是无名英雄”。这一切，无不说明庞大恩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沿着烈士一生的足迹，可以找出他感人至深的原因，他很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拓荒者，在大荒原里冒着严寒，顶着烈日，年复一年，苦苦地耕耘，默默地播种，待到这土地开出绚丽的花朵，结下累累硕果时，他却静静地长眠在地下。那里没有刻着他显赫英名的墓碑，也没有作家为他撰写歌颂功绩的墓志铭，甚至没有人们常见的那抔普通的黄土坟堆，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深深地留在同龄人的心中，他，他才更称得上是一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

（二）

1926年7月，地处粤桂交界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穷乡僻壤兴业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县）大贺村突然热闹起来，人们纷纷传说：“庞昌勤的头生仔回来了！听说在东洋留学七年，这次回来要做大官喽！”

“那是自然喽！昌勤刚起了新屋，儿子又回来了，真是喜上加喜！”庞家的族长派了乘轿子到南石去接。庞昌勤家新起的住屋沁着潮湿的泥土香气，三四桌酒席置备停当，庞家的族长以及本地的士绅名流都已到齐。有些中小财主也不请自来，个个都带了厚礼，他们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留学归来的现代才子的风采。

旧的科举制度随着大清国的垮台废除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用旧尺度去衡量新事物，用旧眼光去看待新事物。他们把小学毕业看成当年的“秀才”！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就看做是“举人”，留洋生似乎比“举人”还高一级。这个比喻虽然不恰当，但在如此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出了个留洋的人，总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是庞家宗族的福气，四乡八邻也会受到庇荫。尽管庞昌勤三番五次邀绅士们入座，大家还是坚决不依，一定要等留洋生到了共同举杯，不然，就失去了家乡父老对他的那份尊敬。

轿子来了，颤颤悠悠地来到众人跟前，刚落地就有人赶紧上前掀起了轿帘，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人哪？”跟随忙答：“在后边。”有人又问：“他为何不坐轿子？”跟随又答：“他说自己挑着行李走，更方便！”众人向远处望去，在竹林掩映的小径上走来一个挑行李的青年，他高高的个子，着一套黄咔叽布学生装，清秀的脸上带着一副宽边近视镜，透着知识分子的文静和稳重。遗憾的是，这挑行李的举动实不合他的身份。他就是庞昌勤的长子庞大恩。

庞大恩异乎寻常的举动，免不了引起绅士们的议论，绰号“流涎四”的大绅士庞纬仁摇头顿足，连呼：“不成体统！不成体统！”有人则说：“这正是庞大恩的精明，看那两个竹篓里装的一定是金银财宝，不然竹扁担能弯得像张弓！坐轿子固然舒服，那么多财宝让别人拿着岂能放心？啊！昌勤家该大发了！”议论里有善意的猜测，更有轻蔑的讥笑和讽刺挖苦，但庞大恩毫不在意，他对绅士们连招呼也不打，竟独自挑着行李和两竹篓书走向屋里。昌勤让他出去和众人见见面，应酬应酬，可他一口回绝：“不！”

“酒都摆好了，总得坐下喝一杯，意思意思吧？”昌勤都有些求他了。 “阿爹！我不能和那些人坐一条板凳！”父亲忙向他说：“大恩！这些人得罪不起，还要靠他们帮你做官呢！”“做什么官？刮地皮？”大恩回答着。 “可我供你念了十几年书，到底是为什么呀！”庞昌勤伤心得哭了，七八年没见的儿子变了，他有些失望了。

大贺村的头面人物被庞大恩晾在那里不好下台，他们饭没吃一口，酒未喝一杯，一个个悻悻地走了。庞大恩变了！他变得思想极端，举止怪诞，再也不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的后生了。绅士们为批给他“养贤租”而后悔莫及。

是的，今天的他已经不是1919年东渡日本前的那个庞大恩了。七年的留日生活，帝国主义的歧视引起了他的反思，日本工人阶级苦难的生活擦亮了他的眼睛，门司港中山先生的教导加重了他肩上的担子，战友们的激励增加了他战斗的信心。 1925年经何兆芳、何恐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受党的委托，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开展革命斗争。他是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三）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庞大恩的家乡却交通闭塞，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封建势力十分嚣张，不少人处于酣睡未醒的状态。

庞大恩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同一个瞎子长工住在一起，他每晚都去与穷人谈天。他对大家说，世界上有钱的人都一样地欺压穷人，大贺村庞纬仁横行霸道，别处的地主同样为富不仁，穷人想活命就得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那个为他挑行李的卢有齐放了心，逢人便说：“大恩和过去一样，还是那样有德有识，那样体贴穷人。”

有一天，庞大恩徒步走了30多里，来到兴业县初级中学。兴业中学有些老师思想陈腐而又反动，有的行为腐化，常与县老爷们吃花酒，睡横床，抽鸦片。他们怕学生干预政事，动摇他们的统治，制定了不少禁锢学生的清规戒律，若有人违抗，轻者记过，重者开除，更有甚者开除后还不准在本省念书。

庞大恩了解了这些情况，晚上九点悄悄来到学校。此时，师生们大部分已熄灯就寝，只有一个寝室还有一支蜡烛的光在闪烁。寝室的门紧紧地关着，六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围在庞大恩身边，一次前所未有的谈话会开始了。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他们一谈就谈到了夜阑更深。大恩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先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跟着用诱导的口吻问大家，“现在读中学了，比读小学多懂不少东西了吧！”几个学生默默地点了点头。

庞大恩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这些青年学生们像久旱的禾苗遇上甘露，他们多么想向这位兄长多了解些新的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情况。庞大恩说：“我们中国太落后了，太愚弱了！有人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世界上谁也灭亡不了我们；还说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侵，不是我们亡了，而是我们同化了他们。我劝诸位，千万别信这些鬼话，不然就真要亡国了。时局很紧迫，局势很危急！”青年学生震惊了，有的眨着眼睛，有的紧缩双眉，都在努力思考着庞大恩话里的内涵。

“日本是七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四万万，论土地，日本区区三岛，才37万多平方公里，我们的幅员辽阔，是960多万平方公里，甲午一役，它击败了我们，进而战胜帝俄，一跃而成世界强国。现在列强要瓜分我们，叫喊‘利益均沾’，强迫我们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丧失了很多土地，赔了很多钱！照此下去，我们亡国之日还会远吗？五卅惨案、六二三沙基惨案、五七国耻、五九国耻，这些你们都知道吗？是谁把我们的国家弄成这？！”学生们齐声回答：“是帝国主义。”庞大恩引导学生们：“没有家鬼，能引得进外贼吗？”学生们补充说：“还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https://www.daowen.com)

“对呀！要救中国不能靠割据一方的军阀、腐败的官吏，不能靠忍让，乞求敌人发善心。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革命！革命也是青年学生的出路和光明前途！”这话今天听来似乎都是些老生常谈，但在1926年，在偏僻的兴业县，却是课堂上听不到、书本上读不到的发聋振聩的金玉良言。六个青年被他说得跃跃欲试。

庞大恩又介绍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希望青年们赶快参加革命活动，多读些进步书刊。他挑回来的两竹篓书派上了用场，兴业县的知识分子在他帮助下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那次谈话会的梁德焕老人回忆往事，感慨地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恩同志的那次夜谈，不是读十年书可以比拟的，他在我们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庞大恩归家一月，去玉林、桥圩宣传革命道理，到县府清查账目，他禁过烟，禁过赌，风尘仆仆，很少回家。庞大恩归乡的一月，带动起一场革命运动，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命运。兴业中学便有了CY（共青团）的组织，农村也有了农民协会，自卫队背上了土枪、大刀，农民革命举行万人大会，放鞭炮游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响彻了村村寨寨，穷苦人第一次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

（四）

庞大恩来到上海，改名为吴永康，在李富春同志领导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海报》的编辑。他在这里认识了著名电影文学家夏衍，并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他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先任红四军《红旗报》编辑，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即调任方面军总部秘书。 1933年2月川陕省委建立，他被选为省委委员，旋任中共红江县委书记。同年夏，任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说：“吴永康为建设川陕苏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省委书记袁克服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省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了吴永康的肩上。省委一所房子里的一盏灯，经常伴着他从黄昏工作到黎明，一些重要的决策、决议、政策、法令，都出自他的手笔。 1934年初，出任川陕省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抓税收，开银行，组建工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军火生产。他为繁荣苏区经济，成立各种合作社；他为解决军民吃盐的困难，亲自抡镐开凿盐井。他把积累下的几箱元宝、银元，交到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的手上。

四川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本小册子——《革命三字经》，由川陕省委宣传部编印，作者是吴永康、刘瑞龙。这本革命三字经以简洁通俗的语言，鼓动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革命活动。“穷人们、快觉醒，团结起，来革命，国民党，害人精，降帝国，整穷人⋯⋯”这不仅是一本识字课本，更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政治教科书，它凝聚着作者的心血，渗透着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憎恨。他还亲自担任了扫盲班的教师，对广大男女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开始每天认三个字，逐渐增加到十几个，从不间断，哪怕是在行军打仗的途中，他也让大家背起识字板，教大家认字。一些后来当了领导干部的同志，每当提起此事，都说：“吴永康不仅是我们的好领导，还是我们的好老师！”

他作风朴实、民主，从不耍威风、摆架子，对谁都亲亲热热，和和气气，从不高声说话，从不发脾气。吃饭了，他把一盘菜往地上一放，就地一蹲，完全是个普通人。因此，大家都对他无话不谈，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说，他总是耐心开导。

1933年，省委派余洪远同志去巴中县任县委书记，余洪远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就去找吴永康：“秘书长！我都不晓得县委书记应当干些啥子工作，咋个做得好咧！另换个人去吧！”吴永康反问他：“你说换谁去？”余洪远说：“领导来决定嘛！谁去都可以。”吴永康接着说：“领导决定？好，还是决定你去！”余又问：“让我去管几万人，出了问题怎么办？”他回答说：“改正了再干嘛！”

吴永康像个老练的医生，他摸准了余洪远的脉搏，该是对症下药的时候了，就说：“你带三名干部去组成县委，一个当副书记，一个管组织，一个管宣传，你是书记，管全面工作。”余洪远腾地从凳子上弹起来：“就是这个‘全面’，我管不了！”吴永康摆摆手让他坐下，倒杯水送到他的面前，继续对余洪远说：“这么多工作，眉毛胡子一把抓是搞不好的，你可以一项一项地管，像人一天的生活，早晨起床，要先穿好衣服再去洗脸、出操，绝不能没穿好衣服就往外跑，这就是急先缓后⋯⋯”

他的话，像春风，像细雨，慢慢地滋润着余洪远的心田。吴永康接着说：“你到巴中，首先抓组织建设，先办个训练班，培训一批人，吸收优秀的入党，分下去当区乡书记和干部，有了人就好开展工作了。然后抓宣传，用各种方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让穷人闹翻身的。还要宣传扩大红军。这些道理你都懂，这些工作你都干过，还顾虑什么呢？”

“我怕干不好。”余洪远仍有些信心不足。吴永康鼓励他：“你能打仗，聪明，反应快，办事勤勉，派你去，我们很有信心。”他停了停，又提醒他说：“巴中县地方大，生产好，是个交通要道，可敌情十分复杂，你可要依靠群众，提高警惕呀！”在吴永康开导下，余洪远鼓起了信心，很快到巴中开展工作。他在巴中县工作很有成绩，不久又升任川陕省委组织部长。

（五）

1934年3月，吴永康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先后担任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大金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成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下设北路和东路两个工委，他兼任北路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他出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随军转战河西走廊。

红军西渡后，吴永康针对国民党反动军阀马步芳对河西的法西斯统治和少数民族多的特点，指示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用缴获的物资赈济当地的穷苦百姓。红军用纪律严明、热爱人民的事实，粉碎了马家军的欺骗宣传，红军的美名不胫而走。古浪、永昌县的黎民百姓，箪食壶浆，欢迎红军的到来；高台县的妇女们仅用十几天工夫，就为红军缝制好抵御严寒的棉衣；青少年投入革命部队，军民携手共同守城。

中央发出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后，吴永康即组织红军干部、战士开展群众工作，在永昌、山丹、临泽等地建立了一批县、乡、村苏维埃政府。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尽管后来受到马家军的残酷镇压，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少人成为后来解放大西北的向导和建政工作的骨干。

可是，局部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西路军的惨败。 1937年3月，西路军从梨园口退入祁连山区，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3月下旬，吴永康随游击队转移到红湾寺（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以南的白泉门，受到敌军骑兵围攻。敌人的马队冲了上来，吴永康和勤务兵王大德为掩护同志们转移，留在后边阻击敌人，陷入了敌军的重围。那次战斗实在激烈，枪声响个不停，硝烟遮住了天空，人们像在迷雾中战斗。吴永康、王大德还有其他同志，终于弹尽粮绝，这位生于南国的精英，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在祁连山中，年仅37岁。

（六）

1949年冬天，随着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不少久别家乡的共产党人回归故土与家人团聚，因公暂不能回归的也寄回了平安家信。但，兴业县大贺村的人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庞大恩的亲人从阁楼上搬下大恩尘封多年的书籍和日记，从墙夹缝中取出大恩从上海寄给弟弟的信。这信全家人不知读过多少遍，信纸磨毛了，字迹也模糊得难以辨认了，可是家里人还是一字不落地念出来。

“我不是愿意离开家庭的，更不是一个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的事。我读书十几年，在社会上十几年，我要做一点值得做的事，⋯⋯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心的事，请你不要为我多挂念。⋯⋯对我的妻子，我不能自养⋯⋯我觉得心里万分不安，总是觉得对不住她⋯⋯但我实在无法，只望大家原谅，听她自由⋯⋯我在外边没有另外的女人⋯⋯我的心是对得住人的。”

庞大恩新婚三天，便东渡扶桑，七年的异国生活，无数次月光如洗的夜晚，他举头望月，低头思亲，感物伤情。久居国外，他多么想重享家庭幸福，重尝亲人的温暖呀！七年后，他回家仅一个月，为了完成党的嘱托，他四处奔走，找不出时间与家人团聚，与妻子叙叙离情。他走后，妻子陈绍荣仍深爱着他，历史的风雨没有冲刷掉她对庞大恩的痴情，她拖着多病的身子，苦苦地等待着，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回来。解放后，多方设法打听，都没有下落。

庞大恩，你年迈的母亲、你残废的弟弟、你多病的妻子是多么想念你呀！这个家庭是多么需要你呀！可你在哪里？

1957年，当夏衍寻找庞大恩家属的信到达玉林后，全家人才知道他已牺牲。妻子哭了，母亲哭了，弟弟哭了，很多至亲好友都落下了悲痛的眼泪，他们想到祁连山中查找烈士的遗物，但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那里，没有他的坟墓，那里的人们也不知道在无数献身的革命烈士中有庞大恩或吴永康这个名字。

他，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但他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录自《解放军烈士传》第4集。《解放烈士传》第4集由总政《解放军烈士传》编委会编，长征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