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先生
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先生
郑仁泉 全士英
1937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爱国志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来到国民党马步芳军队血腥统治的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在被俘红军地下党支部的配合下，采取各种方法，营救被俘和流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在200多名红军得救、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安全撤离后，他仍坚持在甘州，最后光荣牺牲，谱写了我党统战史上的一曲壮歌。他就是闻名陇原的高金城烈士。
（一）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省襄城县蓦岭乡人，1888年[1]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忠厚侠义。少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的房间时，拾到一块金币，随即归还，受到赵的赏识，自此赵每日教他学英语。 13岁时被赵带至县城基督教学堂学习，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五年后毕业，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又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勃德恩医院工作。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来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的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路经开封时，被当年他学习过的医院留下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与河南督军赵倜部作战，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与来医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便邀请他担任伤兵医院院长。战争结束后，高金城重返肃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与军阀狼狈为奸，驱兵镇压百姓，人民苦不堪言。高金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他们倒行逆施，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并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鱼肉百姓的种种劣迹。高的行为遭到权贵们嫉恨，遂将他逮捕，欲以死罪处之。后在福音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帮助下，得以脱逃。
1927年春，高金城被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任命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参加北伐，路经平凉，见到了高金城，要他随军东征，高欣然同意。到了河南，国民军在陕州成立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为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高仍任院长，收治伤兵。这期间，它结识了吉鸿昌、李德全、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人。他们的斗争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浦化人、余信清，他们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对高金城触动更深。他问浦化人：“我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请你告诉我，共产党如何救国？”浦化人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共产党救国的理论讲给他听，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迫出国考察，高金城也离开军队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1932年他参加了协和医院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奔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战火纷飞的上海，高金城遇到基督教中国内地会英籍会长。该会长无理指责高金城：“你是以博爱为本的基督徒，怎么能参加中日战争！”这些话从一个教主口中说出，使高金城极为震撼。他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当即驳斥道：“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抗击侵略者？”从此，高金城认识到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上层人物，实际上是侵略者在中国的代言人。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国家的忧患和个人的不幸困扰着他，他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于是决心再远涉西北。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的子女寄养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毅然只身来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二）
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帮助下，高金城租赁齐鲁会馆，办起了福陇医院。他思想开放，医术精湛，为人慷慨大度，很快博得各界人士的赞誉。此时高金城对宗教已表示淡漠，提出中国的基督教要以自立为主，不应依赖外国人。他的这些言论，遭到了教内一些人的反对。 1934年，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到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她在兰州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妻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这期间，中共甘宁青特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以朱绍良为省主席的右派，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白色恐怖笼罩着兰州。面对着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局面，高金城异常焦虑，常与友人抨击时弊，公开抒发政见，竟被当作“不稳定分子”，多次被反动军警抄家，福陇医院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10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和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或流落四方，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重要领导人也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开赴镇原准备接应，同时派出陈云、滕代远等到新疆接应。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中共人士南汉宸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也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这时，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到西安，同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因河西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一般人进去站不住脚，吴波便想到了高金城，就向张文彬作了推荐。不久，吴波也到兰州，当面向高金城提出去河西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的问题，高金城慨然允诺，并将医院的各种家具赠送给红军联络处作办公用。
8月1日晚上，从延安抵兰州仅三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偕同驻兰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会面，商讨去张掖营救西路军的事宜，议定由高重开福音堂医院作掩护，进行营救工作，并派红军团长蔡光波协助。谢老特别叮咛高金城要设法找到陈昌浩、张琴秋等领导同志。为了便于开展营救工作，经谢老提议，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办事处还为高金城准备了一笔活动经费。
8月8日，谢老和彭加伦电告党中央负责同志洛甫、毛泽东：已派高金城去河西收容流落红军。年已半百的高金城，像一名出征的战士，告别妻子、儿女，怀着一颗对正义事业坚如磐石、对共产党忠诚不渝的心，迎着艰难险阻，担负起这项光荣使命。
（三）
1937年8月上旬，高金城和蔡光波沿着祁连山麓西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张掖。驻在这里的马步芳军队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第一〇〇师师长韩起功不久前对西路军被俘人员进行疯狂屠杀，不久前在前东门外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人们心中蒙着一层恐怖的阴影。
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知，各界人士敬重他、信任他，真诚地欢迎他的到来。按照既定计划，他首先在上层人士中开展工作。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广交各界朋友，宴请地方官员和绅士，其中就有韩起功和县长马鹤年。他在各种场合说明来意，动员各族各界积极参加抗日，声明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住院治疗。他利用一切机会大谈大敌当前、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提出被俘红军亦可开赴前线杀敌。他还毫无顾忌地以传教士名义，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
为了大造团结抗日的舆论，他建议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开会那天，张掖城内广场人山人海，马家军的一部分人也来参加，各方头面人物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高金城最后发言，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讲到西安事变，特别强调共产党顾全大局，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到大后方都在释放政治犯，甘州也不应例外。他的讲话使敌人十分狼狈，广大群众却心情振奋。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占据的福音堂。迫于形势，韩不得不把福音堂让出来。当年，高金城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卢合林、张秀玉、傅从俭等，都自动关闭了各自开办的诊所、药铺，回到福音堂医院。高金城把自己回甘州的任务告诉了他们，要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https://www.daowen.com)
（四）
福音堂医院的开诊，也就是高金城营救西路军被俘、流散人员的开始。不久，高金城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向韩起功要了被俘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四人来福音堂医院工作。自此，高金城就以福音堂为据点，展开了营救红军的工作。
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红军被俘人员，并没有被马家军的血腥屠杀吓倒，他们秘密串联，多方接头，组织地下党支部，等待机会，回到革命队伍。以红军连长刘德胜为书记的张掖地下党支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刘德胜由于左脚枪伤感染，被送到伤兵医院治疗，他利用此机会，拄着双拐寻找自己的同志，建立起地下党支部，后来又与被俘的王定国和武杰等人接上了关系，分头联络散落各处的红军。
刘德胜的举动引起了高金城的注意，他两次派人请刘来医院治伤，并探询刘的来历，但刘守口如瓶，不露红军的蛛丝马迹。高金城第三次把他叫去时，蔡光波也在场，蔡即告诉刘，他是从鄂豫皖出来的，和高大夫都是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来的，叫刘不要有顾虑。刘德胜将信将疑，回来找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商量，决定让认识蔡光波的王定国去考察一下。经过再次接触，刘德胜等才相信高金城确是党派来的，于是向高金城和蔡光波汇报了甘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提出组织被俘失散人员劫狱，营救红军干部的计划高、蔡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关怀以及谢老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意见，告诉大家，目前国共合作，在甘州的工作中心是营救红军，要刘等配合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高、蔡将与地下党支部接上关系的情况，向谢老作了报告。
福音堂医院在“慈善为本”的掩护下，专设20张病床，收容红军伤病员，医院后门专供被收容的红军出入，以叩门三声为号，由王定国、傅从俭等接应。经过治疗，伤病员中能走路的发给路费，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有的则介绍到牟玉光助产事务所，由牟玉光派人送到办事处；不能行走的，也想办法转移，决不遗弃。红军营长刘克先和女连长万子英等伤情严重，双腿残废，高金城都通过关系，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为寻找陈昌浩，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烈日，到甘峻堡、龙首堡、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探访。他每到一地，都向流散红军转达党的关怀，宣传抗日形势，开展收容工作。他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花寨子一带，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他们找到了掩护过陈昌浩的郭老汉，郭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为进一步证实，高金城二次派人去找郭老汉来甘州城，要他详告陈昌浩东下情况，并立即将陈昌浩已渡河东去的情况密信告知谢老。除此而外，他还搞清了张琴秋（西路军组织部长）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关押在凉州、刘瑞龙（西路军宣传部长）等关押在甘州的情况，向谢老作了报告。
高金城接到彭加伦处长关于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南山一带是洪水区[2]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铎的管辖范围。高金城考虑再三，决定请孙振铎来甘州城见面商谈。孙振铎与高金城早已相识，并敬佩高的为人，便应邀来到甘州城。高金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说明红军是一支爱国的抗日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到他管辖的地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向孙恳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人士，请你为营救流散红军做点事。”孙振铎感动地说：“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营救红军。”
和孙振铎达成共识后，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随即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带上字条，来到民乐县南山一带向红军流散人员散发。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高金城介绍他们到兰州办事处，后又经西安回到了延安。甘州中心县委在张掖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也由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红军，由孙振铎负责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住下来，一直到全国解放。 1951年土改期间，这些落户在民乐的红军，证明孙振铎对营救红军所做的工作，因而，孙被当作开明绅士对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高金城到甘州前，刘德胜等已与甘州监狱中的西路军领导干部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取得了联系。高金城到后，刘德胜又带着高的名片到狱中向刘瑞龙等报告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并在兰州设立办事处、派高金城来甘州营救被俘红军等消息，刘瑞龙当即委托刘将他们的情况向高作报告，并写了“我们身体尚好，请家里放心”的字条。高将名单和字条密写后寄兰州办事处，转报了党中央。
1937年8月底，高金城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要将魏传统等8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并要将1000多名编在“补充团”的红军战俘送往洪水一带修公路。高金城、刘德胜等即在福音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蔡光波回兰州办事处报告，由张明新陪同前去。蔡、张就带着高密写的报告昼夜兼程到了兰州，向谢觉哉作了汇报。谢老听了汇报后即电告党中央营救。由于党中央及时同国民党当局交涉，魏传统等一到西宁，马步芳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被押解到兰州，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不几日又东下返回延安，而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董光益四人却被马步芳杀害了。
在营救红军的同时，高金城还配制了一些防冻膏，派张秀玉走街串巷，寻找被冻伤的红军，散发给他们。高还购置布匹，让张秀玉等赶做了一些衣服，发给收容的红军。
（五）
红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失踪”，引起了敌人对高金城的怀疑。他安排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分批撤离。刘德胜走时，高金城把他打扮成商人模样，还带上高金城的名片和购买药品的介绍信。刘德胜问高金城：“你对党有什么要求？”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你到了延安，请转告党中央，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送走了周围的一些红军，继续开展营救工作。 11月9日，他在给谢老的信中说：“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些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多，需要继续营救。”不久，韩起功司令部一位处长冒着风险告诉高金城：“马步芳密谋杀害共产党，名单上有你，你要赶快离开甘州城。”高金城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未完成，坦然地说：“我的根就在祁连山下，哪里也不去！”此时，甘州城里风声已紧，蓝衣社的特务四处活动，而高金城继续营救红军。 1938年春节前夕，又有19名红军伤病员从祁连山来到甘州城，高金城把他们收容到福音堂医院治疗，不久即被敌人发现。
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派他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到福音堂医院找高金城，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高金城来到一〇〇师司令部，韩起功立刻露出狰狞面目，逼高金城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交代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临危不惧，高声颂扬“共产党是爱国爱民、抗日救国的英雄”，怒斥韩起功是土匪，是残酷屠杀红军的刽子手，是日寇的帮凶、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嗜杀成性的韩起功令其弟在高金城的头上蒙上布罩，押送大衙门后花园，先断了四肢。高金城视死如归，痛骂韩匪不绝，最后被活埋在后花园里。3月3日，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向党中央报告了高金城牺牲的经过。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第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烈士的遗孀牟玉光。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发出通知，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不久，恶贯满盈的韩起功即被人民政府审判后镇压。 1952年2月2日，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给牟玉光写来慰问信，信中说：
金城先生往年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负责，负伤战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却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的牺牲了。他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崇敬的。闻已建塔纪念，更可传之久远。你也是一位热心的人，希望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而继续努力。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先生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同志，当年被高金城营救过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芬、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都送了挽嶂和花圈纪念高金城为革命所作的功绩。
高金城那高大的形象犹如巍峨的祁连山，永存人间。
原载《人物》杂志198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原标题为《祁连魂》由本书编者改为现题。作者郑仁泉，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教员；全士英，系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科长。
[1] 张掖“高金城纪念碑”上文载，高先生牺牲时年52岁。据此推算，他的出生年应为1886年。
[2] 洪水区：即今民乐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及附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