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大将征战河西记
王树声大将征战河西记
范江怀
古浪损兵，临危受命
西渡黄河之后，映入眼帘的，全是黄色的世界。天是黄色的，地是黄色的，只有在劲风中摇曳的骆驼草，才使人感觉到茫茫戈壁上，还有生命存在。
被称作“虎狼关”的古浪，地势险要，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6年11月14日，红九军在拂晓前占领古浪县城，这引起马家军的极大恐慌，马步芳勒令马元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县城。一场血战就这样开始了。这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同马家军进行搏杀。
其时，王树声随九军行动，他对九军的布防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提醒军长孙玉清：“应该叫部队连夜加固工事，以防敌人打突袭。”孙玉清没有听进王树声的意见。这也好理解，部队连续作战，好好休息一下也没错。再说，马家军不一定有那么快的反应。王树声自过草地前受命担任“教导团团长”的虚职，过河组成西路军后，虽然还有副总指挥的头衔，但还处在半“靠边站”的状态。红九军的军事指挥权，还是在军长孙玉清的手中。
翌日天还没有亮，马元海就率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近两万人马，如狂风刮到了古浪城的跟前，气焰极为嚣张。马家军的战法异常凶猛，他们先是用重炮猛轰红九军尚未垒好的工事，同时呼叫蒋介石的飞机前来轰炸。顿时，古浪城就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中被硝烟和炮火吞没了。在摧毁红军的工事后，马家军就派出剽悍的骑兵和步兵，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一窝蜂地向红军发起进攻。
仓促应战的红军战士，用少得可怜的子弹阻击敌人的进攻，并适时出击反攻，把马家军杀得人仰马翻，四处逃窜。激战两日，马家军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惟一的战果，就是用一群群士兵的血肉之躯，消耗了红军宝贵的子弹。第三天，马家军不再一窝蜂乱攻，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先进攻红军在城南面的一个制高点。他们在用重炮猛轰之后，就驱使民团成群地往红军阵地上冲。马元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民团来进一步消耗红军有限的子弹。
渐渐地，马元海发现红军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就下令他的正规军出击。一时间，马家军成营成团地从四面往红军阵地上拥。没有子弹的红军，在扔完最后一颗马尾手榴弹之后，只好用大刀和枪刺来迎战，一场残酷的白刃战就在山头上展开。中午时分，守卫在这个制高点上的红二十五师的一个团全部壮烈牺牲，马家军由此开始转入攻城。
古浪城东西两面临山，城内地势低洼，城墙因地震被毁，残破不堪，极不利于防守。尤其是在南面的制高点被敌军强占后，整个县城就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马家军把山炮推到离城只有十几米的地方，抵近射击，不一会儿就将城墙轰开口子，敌军骑兵不等硝烟散尽，就挥舞着马刀冲进城来，敌人步兵也随后跟着拥入。敌人冲入城内后，沿着街道横冲直撞，挥舞着马刀见人就砍，血浆流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军部的交通队战斗力很强。这些百里挑一的精壮小伙子，人人一把大刀和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个个英勇善战。这个百十人的交通队，在左手负伤的军政委陈海松率领下勇猛出击，遏制住了敌人疯狂的进攻势头，然后兵分两路，向敌人发动反冲击。正当交通队挥舞大刀与敌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敌人后面突然枪声大作，喊杀震天。原来，扼守在城北山头上的红二十七师，得知敌军突入城内，军部危在旦夕，就派出一队人马杀来。冲进城里的马家军，一看腹背受敌，阵脚顿时大乱。红军趁势猛冲猛打，瞬间即杀得敌人四处溃逃。在傍晚时，马匪军就被全部杀退出城。
夕阳映照着充满血腥和硝烟的古浪，房塌屋倒，血流满地，尸首遍街，惨不忍睹。军政委陈海松收拢了部队，一清点，部队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重要干部壮烈牺牲。红九军歼敌2000多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余人，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便于当夜在总部派出的援兵接应下，撤出了古浪城。古浪一战，红九军损失惨重，顿时给整个西路军蒙上了一层阴云。后来，徐向前在回顾这场战斗时，这样写道：
出人意料的是，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仗没打好，吃了大亏。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红九军西撤后，进行了整顿。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负伤的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红九军原有六个团，打得只剩下三个团，士气极为低落。危难之际，总部决定王树声兼任红九军军长，又派刚刚病愈的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该军任参谋长。
倪营突围，败中求胜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风像刀子一样，“割”得人生疼。红军身上的单衣早已破烂不堪，难于抵御河西走廊零下十几度严寒的袭击，冻伤的竟比战伤的还要多。比严冬更残酷的，是马家军的疯狂进攻。红军越打人越少，越打子弹越少，越打粮食越少，越打地盘越小；相反，马家军虽然不断遭到红军的大批杀伤，但增援快，反而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凶狠，越打越狡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曾一度给西路军带来转机。但没过几天，马家军又重新向红军发动了进攻。本来，西路军还是有希望完成打通新疆，接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的。但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时而要东返，时而要原地坚持战斗，创建根据地，时而又要继续西进，如此反复变化，使得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这个狭窄的通道里走走停停，忽东忽西，不但失去了西进的机会，而且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对此，不少西路军的将领很不理解。
西路军集结倪家营子的第二天，连枪眼还没掏好，马家军的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和甘、青两省大量的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就将倪家营子团团围住。王树声爬上瞭望楼，用望远镜一看，敌军黑压压一片。他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见马家军上万匹战马，按不同的毛色组成的花马队、黑马队、白马队、红马队等战阵，不停地在倪家营子周围来回驰骋，与其说是调兵遣将，不如说是在向红军示威。倪家营子周围集中了马家军的全部精锐部队，一场血战一触即发。
久经沙场的王树声，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神枪手。四五十米开外，他的手枪是百发百中。一开始，他也把敌人放到20米的地方进行“点名”，后来发现子弹不多了，就和士兵一样，挥舞着大刀杀向敌群。开始时，还有人来阻止这位副总指挥与敌人拼杀。后来他频繁地与敌人肉搏，再也没有人来拦他了。
红军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没有粮食、没有子弹、没有水、没有药品，就连绑伤口的布条都没有了。近一个月的鏖战，红军虽然歼敌万余人，自己的兵力也不足一万了，而马家军的兵力则在不断地加强。危难之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突围东返。2月21日，西路军分两路突围[1]。王树声率九军为右翼，三十军为左翼，两天后，东进到西洞堡一带。在马家军的眼里，西路军已是溃败之军。所以，尾追而来的一个骑兵旅和手枪团、宪兵团，极为狂傲，目空一切。他们向红军猛烈地扫射，但不见红军还击，就以为红军已无还手之力了，争相向红军阵地拥来。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军号骤响，喊杀声震天，一排排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炸开了花，马匪猝不及防，人仰马翻，乱作一团。不等敌人醒悟过来，红军冲击部队就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挥舞着大刀，端着枪刺，冲入敌群。遭红军的突然反击，马匪就乱了阵脚，竞相四处逃窜。不可一世的敌骑兵，被红军打得纷纷溃逃。这一仗，红军大获全胜，敌宪兵团被红三十军全歼，骑兵旅被红军击溃。此战，红军共缴获了1200多条枪和大批军用物资，大伙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西洞堡一战，红军败中求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是，西路军并没有由此扭转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可西路军的一号人物陈昌浩，却让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创建甘北根据地。
血战梨园，兵败祁连
西路军再次回到了倪家营子，尾追而来的马家军再次把倪家营子团团围住。这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较量。马家军是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反观西路军：缺衣少粮，缺枪少弹，缺兵无援，惟一富有的，是不屈的精神，不灭的斗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仍坚持了七天七夜[2]。在红军每一个阵地前，都横卧着敌人一层层尸首，碎尸压着尸，血流满地。
西路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写就了一曲悲壮的战歌。后，西路军只剩下8000余人了，其中大部分还是伤员和妇女。陈昌浩面对西路军精疲力竭、弹尽粮绝、待援无望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下令突围，向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转移。西路军杀开一条血路，来到了祁连山脚下。
祁连山冰天雪地，气温很低，越往里走，气温越低，风就像刀子一样扎得人生疼。饥寒交迫的红军，踩着坚硬刺脚的石子艰难地前进。马家军并没有给这支伤痕累累的红军部队以喘息的机会，用数旅骑兵追击撤退的红军，他们挥舞着马刀，残忍地砍杀那些掉队的、已无战斗力的红军伤病员和女兵。
3月11日晚西路军向梨园口进发，准备向祁连山的腹地开进。王树声率领九军在前面开道，抵达梨园口后，敌军的骑兵已追到屁股后头了，就命令部队抢占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掩护总部进山，并为三十军构筑第二线阵地争取时间。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这里的山头坡度平缓，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
不足1000人的红九军，迅速在山头上展开。横刀立马的王树声，举起望远镜一看，在曚昽的晨曦中，数不清的敌骑，裹着一溜尘土，扬着明晃晃的战刀，追杀过来。他再一看，总部的电台和供给部的同志还落在后头，没跟上来。 “不好！”王树声叫出声来。他马上命令道：“骑兵师，跟我来，拼死也得把电台接应过来！”所谓的骑兵师，是西路军在坚守倪家营子时，为了以“四条腿对付敌人的四条腿”、提高部队的机动性而重建起来的，由总部四局局长杜义德担任师长，归九军指挥，只有400来个由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组成，马匹瘦弱，有些还是骒马，根本无法和马家军剽悍的马匹相比。
王树声率部刚要过口子，敌人的骑兵就追杀过来，他一面指挥部队挡住蜂拥而上的敌骑，一面带领电台拼死向山里跑去。等电台和供给部的同志跑进山以后，王树声回头一看，政委陈海松坚守的几个山头，已被马匪军的骑兵分割包围。已经打光了子弹的九军将士，在扔完最后一颗手榴弹之后，就用大刀和刺刀与敌骑兵展开肉搏。红军将士身体瘦弱，哪里能打得过凶狠残暴剽悍的马匪兵，尽管他们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但手中捅弯的刺刀，卷刃的大刀，无法与敌人抗衡，最终，一批批地倒在血泊中。只有政委陈海松，带领两三百人退到了一个土围子里。
王树声带着三百来人马，掉过头来，去梨园口解救被围困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他们。面对几个旅的马匪军，王树声率领的这些救兵，只是杯水车薪，还没接近九军余部，就被敌人团团围住。砍！杀！刺！激烈的白刃战进行着。解围的部队又被敌军包围，拼杀了不知多少时间，最后只得突围。他左砍右杀，胳膊都抡酸了，眼睛也打红了，口里还在不停地喊着：“杀呀！杀呀！”傍晚时分，王树声才杀出重围，来到一座山上。
年仅24岁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得极为悲壮。打到最后时，只剩下他和几个警卫员，马匪兵看到他们拿的都是短枪，就断定其中定有“大官”，想抓活的去领赏。马匪兵围上来，陈海松和他的警卫员们用手中的盒子枪一个个“点名”。马匪军恼羞成怒，集中火力一齐朝陈海松猛烈射击。陈海松英勇地倒下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多发子弹，几乎被打成蜂窝。
夜幕降临，马匪暂时停止了追杀。翻过几道山梁，王树声收拢了一些打散了的红军战士，有几十个人。赶上总部，他见到徐向前，只说了一声：“总指挥，九军全拼光了！”就潸然泪下⋯⋯(https://www.daowen.com)
石窝分兵，雪山苦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诗人的笔触，写尽了巍巍祁连山冰峰雪岭的风流，却难以描述清楚朦胧月色下祁连山的凄凉和冷酷。在一个名叫石窝的山头上，散卧着西路军2000多人的队伍。他们或躺或卧或坐，或死或伤或活。夜是这么的寒冷，大家竟然没有冷的感觉。伤兵们没有呻吟，他们已经冻得麻木了。一些没有受伤的战士，反而抽泣起来。他们抱着军旗，不相信西路军就这样失败。尤其是那些从鄂豫皖杀出来的老兵，更是伤透了心。
在石窝山的一侧，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在进行最后一次会议，史称“石窝会议”。大家痛心自不必说，一个个都老了十几岁。王树声木然地坐在那里，脸就像戈壁滩上的石头，铁青铁青的，毫无表情。陈昌浩也算是一条硬汉子，可此时也不禁洒下了两行热泪。他哽咽着宣布：
（1）徐向前和我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2）现有部队分成三支队伍游击，坚持斗争，保存实力，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3）王树声率领右支队，由九军余部和一百多骑兵组成，在大山的右翼游击；（4）三十军剩下的人员编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带领，在大山的左翼打游击；（5）剩下的彩病号及妇女、小孩，组成另一个支队，由张荣率领，就地打游击。
大家就要分手了。他们把带不走的枪支和电台都给砸了。大家默默无语，只有眼泪在流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他们的警卫员走了！李先念、程世才的左支队也走了！目送着战友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王树声跨上了战马，率领右支队向祁连山的深处走去。这一天，是1937年3月16日[3]。
王树声和骑兵师师长杜义德骑着马在前面开路，朱良才、李聚奎等九军领导断后。右支队就这样朝前走去，队伍越拉越长。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失败的情绪像浓雾笼罩在每个将士的心头。由于连续征战，大家都疲惫不堪，走着走着，一个个就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打起瞌睡来。
天快亮时，王树声被冻醒。他揉开眼睛一看，糟糕！自己身后早已没了队伍，只有前面的杜义德师长和机关的二十几个人了。“赶快上山！”王树声冲着前面的杜义德大喊起来。白天是敌人的天下，得马上上山隐蔽。这一带山的坡度较缓，王树声扬鞭策马，一会就跑上了山顶。他拿出望远镜，想看看后面的部队跟上来没有。这一看大吃一惊！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部队，却看到了一队搜剿的马匪。没想到敌人这么早就开始搜剿了。
远处的山谷，隐约传来稀疏的枪声，马匪军已经开始了剿杀。他命令随行人员赶快往后山跑。翻过几座山头后，已跑得人困马乏，他们才停下来。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杀，王树声这才感到强烈的饥饿感涌上心头，自己的肚皮早已贴上了脊梁骨。茫茫雪山，渺无人烟，到哪里能找到吃的呢，大家把干粮袋捏了又捏，翻了又翻，已经找不出一粒粮食。
就在大家垂头丧气的时候，一个通信员竟在雪堆里找到了一匹死马。于是，大家割下马肉，生火烤了起来。大家刚把半生不熟的马肉吞到肚里，敌人就循着雪地上留下的踪迹，追杀过来。二十几个人显然不是敌人的对手。与马匪对打了一阵后，王树声留下几个战士打掩护，带领剩下的人马向深山密林跑去。傍晚时分，他们才停歇下来，想等等打阻击的同志，但左等右等，也没有见到人影，只有北风在吼。王树声看了看周围的同志，只剩下十余人了。
在祁连山的深处，马匪搜剿得不那么紧张了。原因很简单，跑进大山深处的红军，就是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大家坐在一个山坳里，情绪低落。快一个星期了，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见到，整天不是吃死马肉，就是吃些野菜、草根，渴了，抓一把雪，困了，就在悬崖旁、大树下、石洞里席地而睡。为了躲避马匪的搜剿，他们昼伏夜出，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大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要一坐下来，就趴在地上动弹不了。
长期这样下去，壮的会拖垮，瘦的会拖死。双眉紧锁的王树声，决心冒一回险。他举起望远镜向下搜索，发现前面的一个小河沟里，有一些人在打捞什么，附近还有几个草棚子。开始他以为是打鱼的，仔细一看，才知道他们是淘金的游民。于是，他就决定去向那些淘金者买点粮食。
夜幕降临，王树声带领大家悄悄地摸下山去。当他们出现在淘金者的草棚时，那些游民一个个都吓傻了。他们以为这帮荷枪实弹的人，是一伙杀人越货的兵匪强盗。其中的一个老者“噗”的一声跪在地上，边磕头边战战兢兢地说：“老总饶命！老总饶命！我们都是穷苦人，没有什么值钱的，求老总开恩！”“请起，请起！”见老乡吓成这个样子，王树声一阵辛酸，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沉默片刻，他弯下腰，双手扶起老者，和蔼地说：“老乡，我们是红军，是专替穷人闹翻身、谋幸福的，是专门打国民党、马匪军的，红军对穷人不抢、不打、不杀。”“我们现在被敌人打散了，要回去找部队，在山里找不到吃的，来求你们帮帮忙，卖点粮食给我们。”老者听到这里，才知道他们造访的原因，就连忙说：“好办，好办！”就朝旁边的伙计们挥了挥手。伙计们一个个钻进各自的草棚，捧出一些米和面，送到王树声的面前。王树声拿出一些银元，老者怎么也不肯收，经再三解释和劝说，老者才收下了银元。对于红军来说，粮食就是生命，买到粮食，王树声特别高兴，就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沙漠历险，大难不死
不觉之中，春风吹进了祁连山，山南的坡上，积雪已经融化，枯草开始抽出嫩芽。王树声想，再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深山密林中转下去，不是个办法。他和杜义德商量，决定往东走，选择适当的山口出祁连山，伺机返回延安。快要到山口时，他觉得骑马行动目标大，决定把战马都处理掉。处理完战马，大家沿着崎岖的小道东行。 1937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历经千难万险的王树声，率领着仅存的八名红军将士，走出了祁连山的山口。在冰山雪岭中转了数月后，一见到一马平川的河西走廊，大家都有一种亲切感，心胸豁然开朗，真想大声疾呼：我们胜利了！马家军困不死红军战士！大家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瞥了一眼祁连山，尽管它吞噬了许多红军，但也掩护了很多红军，使他们摆脱了马匪的追剿。
王树声把走出祁连山的八名战友召集起来，兴奋地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摆脱了敌人的搜剿和封杀，现在可以放开步子往东走了，去找红军，去找党中央！”他顿了顿说：“出山以后，过往的行人多了，情况复杂，集体行动目标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分成两路行动。”王树声和杜义德带两个警卫员为一路，李新国参谋带另外三个通信员为另一路。他把剩下的食物煮了一锅粥，喝完之后，就连夜朝东走去。
他们穿越河西平川，来到走廊北部的一个小村，找到了一户人家讨饭吃。他们刚填饱肚子，就碰上了一群敌人，他们四个人就被打散了。王树声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闯进了腾格里大沙漠。在广袤无垠的沙漠里，王树声显得那么渺小，像一只小蚂蚁，在慢慢地蠕动着。开始，王树声身上还有汗水，到后来，连一点汗都没有了，嗓子干得直冒火。
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就找不到一滴水，连一棵草都看不到，映入眼帘的，除了黄沙丘，就是时不时见到的一堆堆白骨。沙子被烈日晒得灼脚，每迈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脚从沙子里拔出来。口干，舌燥，腿沉，腰酸，胃空，乏力⋯⋯王树声终于倒下了。他真想一动不动，一死了之。在沙漠中被煎熬，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王树声觉得有些凉风吹来，是那么的凉爽，他感到诧异，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夜幕降临了。温度一下降，王树声的头脑就清醒了许多。在沙漠和戈壁滩上，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谚语。王树声没有福气吃上西瓜，甚至连一滴西瓜水也没舔上，倒是“享受到了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冻得要命”的巨大温差。
第二天，晨曦刚刚露出来的时候，王树声就向前走去。猛然间，他发现了一行骆驼的蹄印。他循着骆驼的蹄印往前走。骆驼的蹄印，不仅给王树声指明了走出沙漠的方向，而且使他看到了红柳中间，竟然还有一棵沙枣树，枝头点缀着一些透红的干沙枣。这简直就是“救命果”，他翻起身来，把这些“救命果”通统摇下来，塞到嘴里。还没品到什么滋味，沙枣就囫囵下肚了。肚里填了这些东西，王树声又有了力气。一行骆驼脚印，几簇红柳，一把沙枣，使王树声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他咬紧牙关，向前，拼命地向前⋯⋯他终于走出了腾格里沙漠。沙漠脱险，又东渡黄河。他原以为渡过黄河，就能见到红军了。可他见到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兵，就以讨饭为生，也算是一种掩护。
一天，他来到了固北县[4]境，这里已经属于陕甘宁边区了。突然，从旁边的树林子里跳出几个彪形大汉：“不许动！”王树声定神一看，是红军战士，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正想上去解释一下，几个红军不容分说，便把他捆了，带进一间小屋，接受班长的审讯：“你是干什么的？”“我叫王树声，是西路军的，队伍被打散了，我跑回来找部队。”班长不相信，还说他是马匪派来的探子。
“不要误会，我确实是红军，还是老红军哩！”王树声一着急，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证明自己。“没有误会，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你们好久了！”班长哪里能信王树声的话，特别相信自己的判断，就命令道，“给我吊起来审问！”“哪有红军打人的？”王树声一看要动重刑，就急了。“红军不打好人，没有说不打坏人。少废话，吊！”班长一声令下，几个战士拿着绳子就上来了。
“不准胡闹！”王树声大吼一声，“你们捉住人，一不请示，二不报告，就擅自动手吊人，这叫犯纪律，懂吗？”“你还嘴硬。”班长话音一落，几个战士上去就把王树声吊了起来。正在这时，门外走进来一名干部，说：“你们这么快就逮住了！”“特派员，这家伙挺顽固的，我们把他吊起来了。”班长得意地介绍说。特派员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一看，他就惊讶地问道：“你、你可是王副总指挥？”“正是，我是王树声呀。”王树声一看有人认识他，大喜。 “你们怎么搞的？”特派员有点大惊失色地斥责了几个冒冒失失的战士，“快松绑！快松绑！”
特派员曾是川陕苏区的地方干部，认识王树声。“老首长，实在是抱歉！”特派员边跟王树声松绑，边不停地道歉。一旁的班长，一看闯了大祸，便嗫嚅道：“副总指挥，我、我刚才⋯⋯”“不怪你，不怪你。你们的警惕性很高。”王树声拍着班长的肩膀，爽朗地笑了起来。特派员也连忙解释说：“这全怪我！这一带有个逃亡的地主，跟马匪有勾结，经常带特务来捣乱，我就布置暗哨来抓，没想到闹个大误会。”饱经磨难的王树声，回到了部队，彻底摆脱了险境，难得轻松地一笑了事。
1937年初夏。王树声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王树声还在曲子镇的时候，毛主席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就给他打电话慰问：“树声同志吗？你好！杜义德、李新国等同志都回到延安来了，你们回来就是胜利！”毛主席亲切的话语，使王树声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王树声没有想到毛主席这么关心他。那边电话放下了，他还拿着话筒在那里愣着。
不几天，王树声来到了延安。延安的宝塔，延河的水，延安的窑洞，延安的枣园⋯⋯对王树声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亲切。到了延安不几日，毛主席就来电话要见他。他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显得很不安，因为他是败军之将。“树声同志，你吃了不少苦头，辛苦了！坐嘛，坐嘛！”一见面，毛主席和蔼的话语，解除了王树声心头的许多顾虑。王树声怀着很悲痛的心情，把西路军打败仗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末了，他恳切地说：“部队打了败仗，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牺牲的烈士们。”
毛主席听完汇报说：“树声同志，你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应该学习的！西路军的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毛主席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王树声说：“主席，我的水平低，想到抗大学习学习。”“好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然后叫警卫员拿来纸和笔，给王树声写了一封介绍信。临别，毛主席还鼓励王树声放下包袱，努力学习，为党多做工作。王树声拿着毛主席写的介绍信，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翻开了革命生涯的新一页。
录自《王树声大将》一书。《王树声大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王树声从抗大毕业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军委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
[1] 根据徐向前、陈昌浩1937年1月21日、1月23 日致军委主席团的电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西洞堡、龙首堡的时间为1937年1月21日，不是2月21日，详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39页、546～547页。
[2] 据西路军文献资料记载和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调查，西路军于1937年1月29日晨回到倪家营子，坚持战斗24天，于2月21日晚再次突围，次日晨转进至威狄堡。因此地地形不利于防守，又于当日晚重回倪家营子。西路军再次返回倪家营子后，又坚持战斗了五天五夜，于2月27 日晚从倪家营子第三次突围，转移至沙河堡。在这里仍不能立足，遂于2月28日向祁连山麓转移，于3月1日晨进至三道柳沟。
[3] 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937年3月14日向中央及军委的电报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调查，石窝会议于3月14日傍晚举行，陈昌浩和徐向前于当日晚起身东返，左、右支队也于当日晚分开行动。
[4] 固北县：1936年6 月，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甘宁，7 月在固原县北部和环县西部建立了固北县。 11月红军向东转移，固北县撤 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