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将军落难记

郭晨

我去年初开始采访西路军失败后归来的将军们，写他们不太愿意提起的落难，写他们短暂的乞讨生涯。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将军提到郑维山将军好像是个“逃兵”，石窝会议后风闻有几位“逃跑投敌”的红军指挥员，通令开除党籍，其中就有郑维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投敌”，而是“投”到了延安；可是“逃跑”呢？我仍心存疑窦。他原是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政治委员，从他的履历来看，他从西路军回来之后，逐级提升，历任要职，曾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六十三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过去的政治运动如此频繁，审查像过筛子一样严格，他如是“逃兵”，能“逃”得过这一关又一关的审查而得到信任和擢升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解或蹊跷。

我必须采访郑维山将军，也许他本人才能解开这个谜团。几经周折，我见到了他，听了他本人对那段经历的叙述，与“逃兵”的传说竟大相径庭。我感到惊诧，历史有时会弄出很多蹊跷的事来，让后人理不清头绪。

（一）

1937年3月7日夜晚，迭遭挫折的红西路军从沙河堡突围到三道柳沟[1]，立足未稳，又被马家军骑兵包围。西路军在祁连山下再次与敌血战五昼夜[2]。众寡悬殊，继续鏖战必遭全军覆灭。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由能征惯战的三十军八十八师撕开缺口，打通突围道路，由八十九师掩护总部，九军殿后，于3月11日夜间再次突围，遁入祁连山。

天空的黑幕全落下来了，掩没了血腥，掩没了光明，掩没了杀得血红的眼睛，这正是突围的好时机。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二六三团突围，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政委郑维山率领二六五、二六八团突围。包围这两个团的敌人晚上缩回宿营地去了，可是，阻击二六三团的敌人却是夜猫子，眼睛不眨地盯着红军，把网拉得很紧，把二六三团裹得不能动弹。郑维山听到二六三团受阻的消息，心焦如焚，即带一部分战士扭头杀回去，接应熊厚发。

围子里已是一片火海，敌人轻重机枪狂扫乱射，火网封住了所有道路。郑维山在一座房屋旁边找到了熊厚发，领着他从断墙缺口处冲出来。他跑在前面，警卫员居中，熊厚发紧跟着，三人以房墙为屏障，躲避弹雨，跃出火海，这时，熊厚发已负重伤，胳膊上中了一枪，他用手捂着伤口，叮嘱郑维山赶快组织部队突围，不要管他。郑维山回头看了熊厚发一眼，正与他催促的目光相撞，只说了一句：“熊师长，部队的事你放心，你自己多加保重，我去了。”便命令警卫员去搀扶他，自己便急急忙忙赶到前面去指挥部队突围。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好战友，西路军也失去了一员战将。

西路军突出敌人的重围后，沿祁连山脚的戈壁滩进至梨园口。戈壁滩无遮无拦，敌人骑兵横冲直撞，跟踪而来，咬住不放。九军占领了梨园口两侧的山头，反击敌人的进攻，掩护部队撤进祁连山，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郑维山率领战士们冲到梨园口，奉命接替九军阻击敌军。九军政委陈海松正在那里指挥作战，身前身后子弹如蝗，他毫不在意。郑维山走到他跟前，他站立起来，三言两语介绍了情况，便吩咐郑维山进入阵地。

临别时，郑维山看着山下破口叫骂的敌人，关切地提醒他：“政委，你注意点，这个地方太不隐蔽！”陈海松简捷地答道：“没关系，你快走吧！”郑维山刚走出100米，仿佛有什么灵感提示他回头一看，陈海松恰好中弹倒在地下，他身边的参谋和警卫人员也倒下几个。他亲眼看着一颗将星殒落在荒凉的祁连山坡。

马家军潮水般涌过来。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进入祁连山，指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炮火和马刀。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全部拼光，八十八师也损伤惨重，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和新任团长周洪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黄英祥是在郑维山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倒下的。他倒下后，郑维山扑过去：“黄英祥，黄英祥⋯⋯”他失声地喊着。倒下去的生命已经喊不回来了。黄英祥脸色苍白，气息奄奄，吃力地吐着心声：“政委⋯⋯我不行了，我枪里还有⋯⋯几发子弹⋯⋯留给你打⋯⋯”黄英祥合上了眼睛，给战友留下的最后一个字是：“打！”

3月12日，西路军沿着梨园口河谷向祁连山深处的康隆寺一带转移。刺骨的寒风携着雪粒从山头扑入峡谷，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犹如刀刮锥刺。这支被马家军追赶得疲惫不堪的队伍，穿着破破烂烂、沾满血迹的衣服，蜷缩着身子，索索发抖，不少同志的耳朵和手指被冻坏，有的一摸鼻子就掉下一块冰疙瘩，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雪窝里长眠了。而穿着皮大衣骑着马的马家军，还“呜呜哇哇”地紧追不舍，发泄着胜利者的骄矜和残忍，不把失败者斩尽杀绝不罢休。拂晓时光，西路军劫后余生的将士们撤退到康隆寺，李先念命令郑维山率领二六五团占领对面的山坡，掩护机关、部队休息。中午时分，马家军骑兵嗷嗷地叫着追上来。为避敌凶锋，主力被迫向西南方向的石窝撤退。

郑维山奉命率领不足200人的二六五团在左前方担任掩护。他们占领的阵地是高山与河谷之间的一块狭长坡地，左侧是悬崖绝壁，像屏障一样隔断了去路，无论我军或敌人都难于从正面爬上去。郑维山把指挥所设在悬崖下面的乱石堆里。这是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又在大山根下，敌人攻上来还可以居高临下地抵挡一阵。不多时，敌人就从右侧绕过了二六五团的阻击，直接追击主力，西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而郑维山这里却寂静无声。他带领通讯队20多人在这里指挥，把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摆在前面严阵以待。

下午，追击主力的一部分马家军和从山下赶来的民团，从三个方向向这里包围过来，子弹不断倾泻下来。二六五团战士们的枪管里已没有多少子弹。此时的所谓战斗，已不是对等的交战，二六五团处于绝对劣势，同志们用生命同数十倍优势的敌人作殊死拼搏。战至黄昏，虽杀退了几批敌人，山前却摆满了二六五团勇士们的尸体。西垂的夕阳匆忙地收敛它的光芒，仿佛被这血腥的景象吓退了。

正在这时，郑维山隐隐约约地听见身后的高山上传下来厮杀声，还有零零星星的枪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郑维山好生纳闷。奇怪！敌人是从什么地方爬上这千寻绝壁的？山上怎么会有厮杀声呢？他好生不解，立即派通讯员到距离四五百米的山前阵地去看。通讯员气喘吁吁、泪眼汪汪地回来报告，阵地上没有二六五团的人了，只有一大片尸体。他恍然大悟，二六五团完了，少数幸存者爬上绝壁脱了险，居高临下地向敌人发射仇恨而又无望的子弹。他举着望远镜的手颤抖着，冰冷的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二六五团彻底垮了，竟然是在他的眼前垮的，怎不叫他心疼呢？二六五团是创建于鄂豫皖苏区的老团队，是闻名红四方面军的“夜老虎团”。这个团在长期的实战中练出了过硬本领，在行军中能静得过村庄而不惊动鸡犬，战斗中能在敌阵中穿行自如而不被人发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人鼻子底下打个痛快。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从西渡嘉陵江到三过草地，每遇硬仗险仗，上级常把这个团拉出去打，一上去就克险排险，屡建奇功。谁能料到，这只威震敌胆的“夜老虎”竟然在祁连山垮了，无数好战友、好兄弟血染山林，魂断雪谷。在黯淡的夕阳余晖里，他伤心落泪，默默地向高山深谷痛悼忠魂。

天黑了，祁连山仿佛为忠烈们披上了巨幅黑纱。郑维山含泪告别死难的战友，命令通信队指导员带着十多名战士爬上绝壁去收容幸存者，由他带着去寻找部队，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员和8位骑兵通讯员，沿着慢坡向主力撤退的方向突围。 11匹战马载着11位幸存者，披着夜色朝拦截的敌人冲了过去。一腔腔热血一团团火，泼向了冷森森的刺刀、热烘烘的枪弹，活生生的人转眼之间就可能被打死。但是，没有人想死，没有人怕死。

郑维山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他胯下的灰马着实骁勇，它扬鬃奋蹄，咴咴叫着冲向敌骑。这匹马原本是马家军一个骑兵指挥员的坐骑，它的主人被打死了，它被红军缴获改换门庭之后，为新主人竭诚服务，既勇敢又听话，枪一响就毫不畏惧地驮着主人冲锋陷阵。如今，它载着郑维山勇猛奔驰，冲过了第一股拦击的敌人，冲过了第二股拦击的敌人。快要冲出险境时，又被第三股拦击的敌人缠住了。郑维山举起驳壳枪正要射击，“当”的一声，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驳壳枪柄，弹片四向飞溅，一块碎片反弹到他的右侧额头上，贴皮擦了过去，血一下子从伤口涌出，糊了一脸。好险啊！那弹片还算客气，它要是偏那么半公分，他的脑袋就要开花了。

他抬手捋了一下脸上的血，勒紧缰绳忍着剧痛冲出了敌围，发现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和秘书，8个通讯员生死不明。顾不了那么多了，冲出一个算一个，不能冒险回去接应他们。他的马和警卫员的马也受了伤，流着血，也许神经兴奋着没有趴下，继续为落荒的主人效力。他们一行三人趁着夜幕，避开敌人而逃，默默地在山坡上奔跑。走到一条小河沟边停下来喘息，警卫员忙蘸着河水给他擦洗伤口，又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给他包扎。

他们疲劳极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多少个夜晚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渴望美美地吃一顿，美美地睡一觉。可他们的愿望太奢侈了，餐风可以，露宿却不允许，敌人在后面追赶着、搜索着。他们从干粮袋里抓出两把炒面，塞进连唾液都分泌不出来的嘴里，捧两掬河水冲着咽下去，安慰一下干瘪的肚皮。他们起身要走，可郑维山的马不动了，牵它不动，打它也不动。它用乞求的眼睛望着主人，浑身战栗着。大概是停下之后，它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饥饿和伤口的疼痛，使它丧失了前进的力气。战马挺难受，郑维山也很难受。烽火年代，战马是军人的无言战友，一个指挥员能有一匹劲马是无比的荣幸。忆往昔，郑维山率领部队挥戈驰骋疆场，有战马的一份功劳；想今天，他几次从敌人的重围中冲杀出来，也借助了它的骁勇。如今，它再也走不动了，内心的煎熬不亚于牺牲一位战友或部下。时间不允许犹豫，他与警卫员赶紧从负伤的两匹马背上卸下行装，捆扎到秘书的马背上，与战马告别。三人牵着唯一的一匹马逃命。

饥饿与寒冷同时袭来，他们的两只脚就像绑上铁块一样，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吃力。可他们还是艰难地向主力撤退的方向走去。

（二）

他叙述到这里，我脑海里突然出现另一幅图景，陈昌浩在石窝山顶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郑维山没有出席也不可能出席，因为他根本没有到达石窝。突围过程中极度紧张慌乱，参加会议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此便有人说他和另外几个师团级指挥员“逃跑”了，还开除了他的党籍。

他在追寻主力部队，一步一蹒跚；主力部队却在风传他是逃兵，这对照十分滑稽。我不禁问道：“郑司令，当时说你逃跑了，你知道吗？”郑维山回说：“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到过石窝。石窝会议的详情我解放后读别人的回忆录才了解到。李先念政委率领三十军剩余人员去新疆，我也是回到延安后才知道的。”他的声调很平静，仿佛在讲着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既没有委屈也无须辩白。我又问：“你是‘逃兵’的传说却有很多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郑维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才有人提起‘逃兵’的话头。因为不符合事实，我没有理会，是不是从这以后引起误解，才传开的？这是无稽之谈嘛！回到延安对我进行了审查，有人证明我失败后的行踪，组织上做了清清楚楚的结论。”他有点激动了。 “结论并没有广泛澄清流传的说法！”“管它呢，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要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即使延安审查能过关，文化革命也过不了关嘛。”他又显得无所谓，几十年的时光早已把冤屈和误解引起的愤懑冲刷得平淡和遥远。

他继续叙述着当年的遭遇。他们三个人一匹马，在黑漆漆的夜里摸索着朝主力撤退的山上爬去。他们隐约听到人的喧声，立即隐蔽在树丛中观察动静，待听清楚是四川口音才敢继续往上爬。晚上十一二点钟，他们爬到山半腰，遇到了西路军一些被打散的人，三人一堆，五人一伙，满山乱走，有的朝东，有的往西，大概是自由结合的吧，乱糟糟的无人指挥。郑维山想问主力的去向，可是问谁谁不搭理。他们情绪沮丧，疲困之极，急急慌慌寻找各自的部队，谁也顾不上谁。郑维山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寒流透彻全身。自参加红军以来，他还未见过如此惨败的景象，他预感到形势严峻，主力部队处境一定不妙。

他们继续往前走，他感到后面的脚步声稀少了，回头一看只有警卫员跟着，秘书和马不见了。失败见人心，秘书经不住考验，不知什么时候偷偷地溜走了。他很愤懑，为身边的人开了小差感到难过，也为警卫员的忠诚而宽慰。他俩走到一块兀立的大石头下，发现了一伙人，但都不做声。他走过去一看，眼睛一亮，他的二十多位同事和部下就坐在石头旁边休息，他们中有率八十八师主力同军部行动的副师长熊德臣，师供给部长叶永松，二六八团政委徐金书，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等人。他大喜过望，又惊愕不止，这些带兵官怎么都垂头丧气地坐在这里？兵都哪里去了？

郑维山急忙走上前问：“你们怎么在这里，部队呢？”他们懊丧地回答：“部队被冲散了！”他听了有些丧气，又问：“总指挥他们呢？”“闹不清，听说走了。”郑维山接着问：“军长、政委呢？”“部队被冲散后，再没看到他们。”“你们在这里等什么？打算到哪去？”“找援西军去，听说援西军到了黄河边上。”谈到援西军，他们提起了精神，仿佛暗夜中悬起了一盏明灯。

郑维山听了如五雷轰顶，站立不稳。群龙无首，出路何在？面对皑皑白雪，飒飒寒风，他思绪万千。在这严峻的时刻，他同徐向前总指挥和指挥部的同志失去了联系，霎时感到自己是一只离群的孤雁，不知如何去搏击阴冷的长空，他也在为首长们的安全担心，怕他们失去了部队的护卫会遭遇不测。他转念一想，徐总和先念政委、世才军长身经百战，有化险为夷的卓越才能，总会收拢一些人冲出重围的。只是不知他们此时此刻究竟在哪里！

他收回远扬的思绪，冷静地面对眼前的现实。继续往前找主力是不可能的了，他决定跟他们一起东返，找援西军去。他跟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依星辰判定方位，连夜朝东走。他在这些人中职位最高，一种当然的责任感促使他按照红军的传统向大家做个简单的动员：“同志们，我们都是老同志，大多是指挥员，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要接受党的检验，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我们要生死在一起，想法冲出困境，去找党组织，去找援西军，再带部队杀回来，为西路军报仇。”

他作动员的事，他早已忘得精光。还是前几年河北省军区一位当年在场的老同志，忆起往事提醒了他。可是带着部队杀回来复仇的誓言，他是兑现了的，他是有幸能兑现此种誓言的少数几位将军中的一位。 1949年6月，他所在的十九兵团在徐向前指挥下解放太原后，奉命和十八兵团一起，冒着酷暑，西渡黄河，在彭德怀指挥下，执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郑维山时任第六十三军军长，西进途中，当年同马家军血战河西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际。 “血债要用血来还，报仇的日子到了！”他毫不隐讳强烈的复仇心理。他率领部队攻进兰州城，仅他的一个军，就击毙俘敌万余人，黄河里飘浮的敌尸漂流了两天，痛痛快快地报了12年前的宿仇。

当“八一”军旗在兰州城头迎风招展的时候，当马家军盘踞多年的河西走廊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郑维山无限感慨地站在红旗下翘首西望，那些长眠在祁连山和戈壁沙漠的西路军战友们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禁不住热泪盈眶，默祷不已。生者酬壮志，死者获慰藉，黄河流淌着正义的历史和不灭的真理。(https://www.daowen.com)

（三）

可是，当年，他们却很狼狈。一行20多人犹如惊弓之鸟，连夜向东走去，到天亮时不敢再走了，躲进一座山上的森林里休息。日上中午时分，敌人搜山部队闯进森林，把他们冲散了。他们各自奔逃，郑维山和熊德臣跑出来，钻进了一口废煤井，藏了一天，才躲过敌人的搜捕。

天黑后，他俩从煤井里钻出来，沿山脚朝东走，走了两天进入民乐县境。离开了战区的中心，敌人搜索的不那么紧了，他们壮着胆子敲开山脚下一户独院人家的门。这一家有兄弟三人，当家的老三是木匠，老大、老二是种地的农民。郑维山看他们兄弟都是善良穷苦的百姓，便把自己的红军身份和遭遇如实告诉了他们。兄弟仨收留了他俩，白天把他俩藏进一个菜窖里，晚上接回家，同老大睡在一个炕上。兄弟仨怕马家军来搜索，藏红军在家里不安全，又把他俩送进山边的树林里，找了一个山洞供他俩藏身。不几天，老大送来一口铁锅给他们，送些粮食由他们自己做着吃。郑维山身无分文，熊德臣身上有点钱，给老大一点作酬谢。他还花钱向兄弟仨买了几件旧棉袄，一人一件，用来抵御祁连山刺骨的寒风。

政委和副师长藏匿山岭，过起了野人般的穴居生活。山洞潮湿得无法居住，他俩便用老大送来的一柄斧头，砍些树枝，利用岩石搭了个棚子，白天躲进洞里，夜晚露宿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他们为了不让马家军白天看到烟火，天不亮就起来升火做早饭，天黑尽后再回来做晚饭。兄弟仨送了一点盐，郑维山便用盐水洗伤口。落难时的生命力格外强，他头部的伤居然一天天好起来。

作为两个师级指挥员，经历了这样揪心的动荡和噩梦一般的惨败，他们的心境很不平静。他们率领的这支历经百战的部队，竟然溃败于河西和祁连山中，数千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溃散的溃散，他俩的内心愧疚得滴血。可是，责任在谁呢？常胜之军为什么会骤然失败呢？他俩一起苦苦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失败得太冤枉，无数战友牺牲得太可惜。他俩躺在草丛里唉声叹气，苦熬时日。祁连山的寒风呜咽着，与他俩心底的呜咽共鸣；祁连山的野草战栗着，与他俩内心的颤战和弦。

在山林里蛰伏了20天，郑维山的伤口基本痊愈。他俩谢别了好心的兄弟仨，朝永昌方向走去。黑夜，他俩走进了一片沙漠，绵软的沙粒陷着他俩的双脚，耗散着他俩体内的水分。最难熬是的干渴，体内的水分都化作汗水挥发了，喉咙干得冒烟。他俩掏个沙坑，幻想掏出一滴水来，哪怕能掏出一捧湿沙贴在喉咙上润润皮肤也好。可是手指抠出了血，也不见有湿痕。他俩想喝尿，解开裤子，窝着手掌接了半天，也没有一滴尿下来。他俩只好躺在沙堆上，借着深夜的凉风缓解燃烧的躯体。缓过劲之后，又爬起来走，拂晓前终于走到了沙漠边缘。

这时，一座蒙古包出现在他俩眼前。这座蒙古包，像绿洲，像救星，他俩饥渴难耐，走进蒙古包去讨水喝。可蒙古包不是绿洲，而是陷阱，蒙古包的主人好凶恶，不但不给水喝，还拿起棍子追打他们，口里骂着“土匪”。他俩拼命地跑，拿棍子的人紧紧地追，追出好远才停步。他俩躺在干涸的河沟里喘息，待惊惧的心平静下来。干渴的身体经过清晨荫凉的抚摸，也缓解了，他们又继续穿越沙漠东行。走了几十里，体力不能支持了，他俩只好终止徒劳的冒险，掉头西返，被兄弟仨的善良和友情吸引着，又返回到三兄弟家里了，受了刺激的心灵立刻得到慰藉。

他俩又在兄弟仨家里休息了几天，已到4月上旬，山脚下冰化雪消，天气稍暖。郑维山归心似箭，再也藏不下去了。“老熊，我们走吧？”郑维山征询熊德臣的意见。 “不行，外面的情况还很紧张，蒙古包里的遭遇就是证明，再呆一段吧！”熊德臣受“蒙古包”的惊吓，还没有缓过劲来，想躲躲风头再说。 “那好，我先走！”失败之后，组织和上下级的关系都不那么紧密了，政委不能对副师长下命令，只能听其自然。囊里羞涩，他嗫嚅道：“我身上一个子也没有⋯⋯”“好说，好说。”熊德臣倒也讲阶级友爱，给了郑维山八块法币。

他俩互道过珍重，郑维山又拜辞了那家好心肠的乡亲，在一个墨黑的夜晚，孤身只影，沿着祁连山北麓向东走去。一路上，他念念不忘的是兄弟仨的无私援救，心里立下誓言，有朝一日重返河西走廊，一定要去寻访重谢兄弟仨。 1983年他奉命到兰州军区当司令员，曾几次去民乐查访，可事隔半个世纪，又忘了他们的姓名，没有找到线索。他对此非常遗憾，只得将兄弟仨的恩情在心底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四）

郑维山孤身一人在戈壁滩上踯躅，路途坑洼不平。白天容易碰到凶恶如狼的马家军，他只得夜行晓宿，把生物钟倒拨过来。白天找个干水沟或树林子躺下躲避，黄昏时分出来，叩开独户人家的门讨点吃的，再赶夜路。路径不熟，又不敢打听，行走速度很慢，还常常迷失方向，走冤枉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好在22岁的年轻生命经得起摔打。但是想起西路军的惨败，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怎么也忍不住悲痛，常常是泪眼模糊地边哭边走。

4月的河西走廊，河水解冻，树枝开始抽芽，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心急如火的郑维山，穿着空心棉袄，时常汗流不止，烂棉袄不知被汗水浸透了多少次。每当汗水落过时，虱子发了疯似的又叮又咬，肆意地欺负着这个落难人。棉衣里层贴在身上又粘又痒，难受得要命。棉衣里虱子多得扎了堆，根本抓不过来，他是用手胡捋，看着蠢蠢乱动的虱子，痒森森地挠心。

他当了20多天的乞丐，讨的东西虽然数量少，却没有花一分钱，八块法币还结结实实地揣在兜里，以防不时之需。5月上旬的一天，拂晓前他敲开了靖远县的一个独户人家的门，受到欢迎。这家四口人，老人50多岁，儿子和儿媳30岁左右，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这是他路上遇到的又一户好人家。西路军西进时曾从这里经过，他们了解红军，同情流散红军。他们听郑维山是南方口音，料定他是流散红军，待他格外热情，留在家中吃饭住宿。

“客官是想回家还是找红军？”老人问。 “找红军！援西军过了黄河吗？”郑维山问道。 “没哩！这里离黄河只有50里，你还是顺着红军来的路东渡黄河保险。”老人指点着。 “太好了，我明天就过河去。”“巧了，我明天也要过河去，到亲戚家办事，你就跟我一道走吧，遇到人你装哑巴就没事！”老人的儿子说。

第二天一早，郑维山与老人的儿子做伴同行，朝黄河渡口走去。太阳偏西时，到达渡口附近。八十八师渡河西进时刷写的“反对独裁卖国，反对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打通国际路线”等大幅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他冷寂的心忽然温热起来。望着滔滔的黄河，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的雄壮场面，又出现在他的眼前，恍如昨日发生的事。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各自奉命踏上新的征程。 1936年10月下旬，红三十军奉命赶至甘肃靖远集结待命。不久传来中央军委的指示，令四方面军由靖远附近渡黄河，北取中卫和定远营，配合河东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达到战役目的后，再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东返抗日。四方面军指挥部决定由郑维山任政委的八十八师担负渡河前卫任务，为大部队过河开辟登陆场。师里确定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为二梯队。

接受任务后，军长程世才带领八十八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察看地形，选择渡口。靖远县城有邓宝珊部队驻防，为隐蔽战役企图，八十八师没有派部队攻打，只是严密封锁和监视。县城以南的黄河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缓，沿岸多梨树，绿柳成荫，遮天蔽日，正是偷渡的理想地方。 10月23日，接到四方面军关于渡河西进的正式命令，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指挥二六三团趁夜抢渡。但船行至河中心时，出了岔子，由于当时侦察不周，渡河点选择不当，渡船到达的只是河中的一个小岛，主流还在那边。为不暴露渡河企图，只好下令叫渡船折回，重作准备。

24日夜，月淡，星稀，风紧。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驾着木船，穿越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虎豹口（今河包口）偷渡成功，一阵猛冲，打散了敌马步青的河防部队，占领了滩头阵地，随后，二六五、二六八团陆续过河。当时一共只有十五六只小船，摆渡大部队颇费时间，往返一次，至少一个多钟头。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摆渡，颠簸飘摇，十分惊险。从25日至28日的拂晓，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方面军总指挥部才渡完。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等兄弟部队，因敌重兵封锁，未能过河。从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滔滔黄河隔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一线集中，待机歼敌；西岸红军北进一条山，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过河的西路军共有两万余人，当时的行动目标和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大字标语赫然刷在墙上。时值深秋，早寒的西北气候，已是冷风飒飒，刚经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长征跋涉和数月的连续苦战，还未得到休整的部队，干部战士极为疲乏，兵员不足，弹药和装备奇缺，药品少得可怜，冬装也没有着落，无数困难压得指战员喘不过气来。但是，听说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指战员们二话不说，挺直腰杆，豪情似火，英勇进击。 10月27日，八十八师与八十九师协同作战，在吴家川击溃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28日又在尾泉击溃骑五师祁明山旅。其后，八十九师即向景泰城前进，八十八师又相继击溃敌军一部，攻克敌重要渡口五佛寺，挫敌凶锋。

可是如今，郑维山却孤独地站在黄河边，叫花子一般凄凉。古来征战几人回，大军西进的宏伟脚步声已消失在祁连山，两万多忠勇的将士有几人生还？他率领的八十八师数千能征惯战的勇士们，大多已血洒荒原、骨埋祁连。师长陨落西天，他这位师政委如今孤身只影重返渡河口，目睹此景，怎不揪心断肠。一阵失败后的孤寂和失落感袭上心头，他的眼睛模糊了，热泪垂在消瘦的脸颊上。

“咋啦？走不动了？前面就到了！”老人的儿子见他落泪，以为是走苦了。他哪能理解郑维山痛苦的心。“眼睛迷上了沙子，不碍事，流流泪就好。”郑维山用枯瘦的巴掌抹抹眼睛掩饰着。老人的儿子临走时，又嘱咐他：“你碰到人不要说话，你一个人不要坐羊皮筏子过河，你在渡口等着，碰到穿漂亮衣服的可以一起过。”

他在河边坐着，一颗落寞之心感受着寂寥的涛声，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发现穿着讲究的人。天黑时光，恰好有四个穿破旧衣裳的老百姓过河，他觉着穿破烂衣裳的人比穿着讲究的人可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上了羊皮筏子。

过了河，他给船老板一块法币，便在岸边休息，天黑后朝靖远城走去。他不敢进城，从城南沿着通向会宁的大道走去。到达会宁境内，发现气氛不像河西那么紧张，便改为白天行走。他翻过六盘山，大约已是6月天气，太阳下走起路来汗流不止，一身笨重的烂棉袄成了累赘，加重了行走的负担，可又舍不得扔掉，棉袄里头并无单衣，总不能光着脊梁走路吧，何况晚上棉袄可以当被盖。

这时，讨饭不那么顺当了，好在他身上还有几块钱，一直省着未花，每天便花几角钱买一个大锅盔背着，饿了啃几口，到沟边捧点水喝，倒也自在。到了平凉以北的十里铺，花几角钱在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听当地人说，平凉城里驻有“中央军”，为防意外，他赶忙离开十里铺，朝东北方向疾走。他归心似箭，一口气走了20多里路。中午，他到了一个小镇，正好逢集。赶集的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拣一个僻静的小吃摊子坐下，刚想买点东西吃，忽见一位戴红五星帽子的战士从他身边一闪而过。他见了红五星比见了救星还兴奋，立即起身悄悄尾随那战士朝镇北走，战士也发现了他，但双方都没有打招呼。走了不远，那战士回头望了他一眼，算是打了招呼，便一头钻进一个地下大窑洞，他也跟了进去。他抬头一看，惊喜不止，一大片红五星在他眼前闪烁，原来这里住着红三十一军的一个侦察排。他们获知郑维山的身份后，排长立即给他指点了到镇原县城的路。因为侦察排要执行紧急任务，就叫他到镇原县城找援西军去。他急如星火，快步向镇原走去，来到县城已经天黑了。他不敢贸然进城，便绕着城墙转了三匝，到晚上11点钟才叫开城门。进了城正好碰上援西军随营学校的校长张贤约，收容了他。

他领来了夏装和日用杂物，急忙换了装，为的是防止虱子扩散。他脱掉那件给他带来温暖和痒痒的烂棉袄，点把火烧掉，用毛巾把身上的污垢和虱子卵擦干净。先把虱子彻底打发了，才穿上新军衣。刹那，浑身感到清爽，似乎比洗了一个澡还痛快。他在镇原休息了一个星期，又由三十一军的同志把他送到了延安。

死里逃生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他高兴得夜不能眠。不几天，他遇到了在祁连山失散的警卫员，他被马家军冲散后，吃了不少苦头，比他早七天回到延安。过了一个多月，熊德臣也回到了延安，经他俩分段证明，组织上很快给郑维山做了结论，恢复了党籍，分配到抗大四队学习。

河西征战的悲剧和郑维山落难的经历，在他的生涯中是一片阴影。他走出这片阴影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可是，关于“逃兵”传说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他。结论搁在档案里，看到的人很少，不可能起到大面积澄清误解的作用。但是，阴影并没有把他裹住，他的心灵里有一片阳光。

人生不可能是晴空万里，总会有些阴影，要紧的是自己不能被阴影裹住。坚定地走出人生阴影的人，历史才会承认他是强者。

原载《中华英烈》2000年第6期。郑维山曾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六十三军军长，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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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徐向前、陈昌浩1937年2月28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及《悲壮的征程》上册23页记载，红西路军从沙河堡转移到三道柳沟的时间是3月1日凌晨。

[2]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95页和其他史料记载的时间推算，西路军在三道柳沟血战11个昼夜。于3月12 日晨转移到梨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