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

冯富贵

郑义斋是红四方面军和红西路军的供给部长，是一位出色的后勤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红军的好后勤”。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3月，在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中，不幸英勇牺牲，时年36岁。

（一）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1901年7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个贫农家庭。 8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前后上了四年小学。 12岁到资本家经营的商号里当学徒，不仅每天要给老板家倒尿盆、叠被、洗衣、扫地，而且还要东奔西跑买东西，稍不称心，即遭打骂。他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便逃出来，到一家印刷厂当了工人。苦难的童年，贫困的生活，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为响应这次大罢工，郑义斋积极投入印刷工人举行的两次罢工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二七”大罢工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后，他被资本家开除。他在这次革命风暴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决心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二七”大罢工后，他托人介绍，到京汉铁路当客车检票员。从此，他接触到了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了共产主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但他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利用在火车上当检票员之便，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协助革命者运送枪支弹药。由于他革命坚决、办事认真，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义斋入党不久，就被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各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经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0年春，党组织让他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为党筹集经费。他的公开身份是“经理”，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郑义斋了。他在钱庄工作整整两年，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大连、青岛等地，闯关越险，为党筹集经费，为红军购买和转运军火物资。

一次，党组织派他给关押在上海法租界看守所的同志送些款子，他装作一个小商贩，到法租界后故意违犯卫生规则，于是被警察抓起来送进看守所拘留了一夜，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把款子交给了被关押的同志。另一次，党组织派他到青岛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不料当地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取得联系，他的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处境很困难。然而他没有气馁，继续坚持工作。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把身边带的一些衣物变卖掉，艰苦工作数月之久，终于完成了任务。

（二）

1931年，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供出了党的重要机密，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大破坏，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根据党的指示，郑义斋迅速处理完善后工作，于1932年春，由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动身时，他把党的重要文件秘写在内衣上，带到了苏区。

郑义斋到鄂豫皖苏区后，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为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而英勇作战，前方需要补充各种物资。他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粮食、衣服、资金、军火及医药用品，不断运送到前方，供给红军，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开展银行业务、建立财经制度、发展对外贸易、促进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向川陕边转移，郑义斋随着红军的行动，沿途做后勤工作。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间，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相继成立，郑义斋担任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川陕省工农银行成立，他又兼任行长。四方面军经理处改为经理部（后又改为供给部）后，他担任部长，并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

红军入川之初，吃粮是一个十分紧迫而突出的问题。通、南、巴地区位于大巴山南麓，农作物产量很低。红军到来之前，四川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粮田面积不断减少，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劳动人民终年只能靠吃糠咽菜度日，根本无法储备粮食。这就给红军筹集粮食带来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整天盘算，日夜操劳。后来，他带领干部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找到了一些解决筹粮问题的办法。一是打土豪，破仓取粮。红军每解放一个地方，就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除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外，其余留作军用，并动员群众运到前方。二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大力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或派人到白区购粮。

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后，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公粮条例》，号召苏区人民在自动原则上，在数量规定范围内，捐助粮食作为苏维埃公粮。他还派人同苏区周围的白区地下党组织联系，并动员来往于赤白区域做生意的商人，设法从白区购进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四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

食盐供应一度是川陕苏区的一个大难题。通南巴不产食盐，外地运来的盐，不仅数量少，而且价钱昂贵。以往当地群众很少吃到盐，红军入川后，白军进行封锁，食盐运不进来，红军和群众吃盐更加困难。为解决食盐供应问题，他带领供给部的同志下去调查、访问，发现哪里有可能出盐，就组织群众打井取卤制盐，仅在通江县东南部，就凿了几十口盐井，终于有三口能出卤制盐，部分解决了食盐供应问题。为了扩大食盐来源，他又找通江县开明商人陈万福做工作，动员他设法从白区购买食盐运进苏区。陈万福联络了几个做过贩盐生意的小商，设法由白区运来了一批食盐，使吃盐的紧张局面有了缓解。

1933年8月，四方面军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的胜利，解放了素称“川北盐乡”的南部县产盐区，占领了大批盐井。消息传来，郑义斋欣喜异常，立即带人赶赴南部，组织盐业工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那时，由于战争和豪绅地主的破坏，许多盐井荒废了，一些受敌人欺骗宣传的盐井工人也躲藏起来，盐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他每到一地，就把盐业工人召集起来，动员他们继续工作，为红军和穷人多熬盐。在他组织动员下，70多口盐井很快恢复了生产。后来，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又发动各地盐业工人努力生产，食盐产量大增，基本上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吃盐问题。

解决红军穿衣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军川北时，正值隆冬，经过长途转战，战士们身上穿的夹衣已破烂不堪，急需赶制军衣。郑义斋便率领经理处的同志帮助各师办起了战地被服厂，拆洗缝补破旧军衣。通南巴解放后，被服厂利用缴获来的一些布匹、棉花，为战士们制作新棉衣，分批发给部队，同时把旧军衣收集起来加工。 1933年10月宣（汉）达（县）战役后，红军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的被服厂、兵工厂、造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还有棉衣2万余套，棉布20万匹，全部运到通江苦草坝、德汉城，充实了红军的工厂，在郑义斋的领导下，加紧生产，保证了红四方面军的军需供应。

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是在战争中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对各种武器的修理，便成为红四方面军经理部的主要任务之一。郑义斋采取了依靠大家动手，分级负责的办法，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注意征召和雇用会修造枪炮的工人，以充实各军、师的军械修理厂。这样，枪炮毛病小的，由军、师负责修理，需要大修的，送方面军经理部兵工厂修理。红四方面军原来只有一个20多人的修械厂，既没有机器设备，也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入川后，他四处奔跑，动员工匠近百人，很快在通江县苦草坝办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组织大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修理枪械，后来又逐渐摸索出自造手榴弹的办法。

红军解放达县后，缴获了刘存厚的兵工厂。郑义斋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星夜赶往达县前线，组织人力把缴获的工厂设备、器材、原料等全部搬到通江。他还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向工厂、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为消灭反动派制造枪炮子弹。这批人员愉快地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军事工业的工人队伍和技术力量。于是，红四方面军的兵工厂发展到1400余人，拥有各种机床138台，能生产枪支、弹药，供应部队需要。

为了改进手榴弹的生产，郑义斋和工人一起搞研究，做试验。那阵子他简直入了迷，回到机关后仍苦思冥想，桌上摆的，纸上画的，都是手榴弹。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马尾手榴弹，杀伤力还很大。郑义斋还同兵工厂的负责人丁武选等，带领职工们研制出一种射程很远的平射炮，山地平地都能打，在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和兵工厂全体职工的努力生产，在当时原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维修、制造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手榴弹，保证了全军的需要，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

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政策，在部队“肃反”中，制造种种借口，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诬陷、打击、迫害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给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不少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郑义斋就是其中的一员。

郑义斋具有坚强的党性和政治上的锐敏性，遇事善于分析、思考，在重大问题上，头脑清醒，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敢于坚持党的正确原则，决不看风使舵，随波逐流。他对张国焘的错误早有觉察，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巧妙的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借口“肃反”，杀害了许多好同志，对此郑义斋十分不满，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采取有效的方式，保护了身处逆境的同志。(https://www.daowen.com)

在“肃反”中，张国焘把那些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同志，作为怀疑和打击的重点，这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抓起来关押、杀头的危险，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郑义斋对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根本不去执行，有时张国焘下“指示”，点名要处理某个同志，他就找出名正言顺的理由，用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例如，他提出后勤部门的业务技术性强，没有文化的人干不了；搞军工生产，同白区进行贸易，要有一定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外行不能顶替等。对于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同志，他建议不要把他们抓走，可以边留用边“改造”。他用这种办法，保存了一些好同志和有用之才。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1927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红军。其父早年参加革命，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后来，由于“左”倾政策，她家被错划为“地主”，父亲被杀。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林月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送进“劳改队”。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她又被遣散。但林月琴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她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革命队伍，便和几个女同志紧紧跟随红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备尝艰辛，辗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当了几个月的“编外红军”。就是这样一位对党怀着赤子之心的好青年，在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竟得不到信任，反而遭受歧视。

郑义斋了解到林月琴革命意志坚决，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任命她为新的妇女工兵营营长。她因头上压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表示自己不能当营长。郑义斋问：“你从安徽经过湖北、河南、陕西来到四川，路上掉过队没有？”她答：“我还怕追不上呢，哪里敢掉队！”郑又问：“你一路上想过逃跑没有？”她又答：“我就是一个心眼坚决当红军！”郑义斋高兴地说：“有这一条就能当营长。”然后指着工兵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伯新对林月琴说：“你们几个要互相配合，带好队伍，搞好生产，还要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在郑义斋的支持和帮助下，林月琴激情满怀地努力工作，使妇女工兵营成长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在后勤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义斋还两次保护过李泛山。李泛山是知识分子，1930年入党，曾在白区以教书作掩护为党工作，参与领导了南部县升钟寺农民起义，1933年到红军部队工作。有一次，张国焘找他谈话，硬说他在白区工作期间“右倾”，责令他进行反省，并临时调到经理部打杂，听候处理。李泛山诚实可靠，作风正派，又有知识，郑义斋认为不应该压制、埋没这样的人才，就安排他在经理部当科员。张国焘知道后追问此事，郑义斋机敏地说：“李泛山检讨不错，能接受改造。”这样，才使李泛山安然无事，而同他一起在白区工作过的许多师生，却在“肃反”中惨遭杀害。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转战至江油县中坝，有人诬陷李泛山同一个国民党起义军官有联系，张国焘不作认真调查，也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便肯定李泛山“有问题”，准备把他抓起来。郑义斋得悉后，便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迅速外出，到一个地方去设立物资收购站，以免遭遇不测。李泛山因有任务出走，果然未被逮捕，待危险过去了，郑义斋才让他回到经理部工作，后来又让他任总务科长、制造处长。李泛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以感激不尽的心情说：“那时候要不是郑部长想法保护，我这把骨头不知早就扔到哪里去了！”

（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全部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郑义斋率领经理部及所属工厂，随部队行动。红军渡过嘉陵江后，为了适应部队行军作战的情况，他很快组织了三个兵站，跟随部队就地筹集粮食和物资，供给部队所需。红军在宿营地若有两三天的休息时间，各工厂立即进行生产，就地取材，赶制被服用品，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等，争分夺秒地为部队提供军需物资。

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郑义斋时刻关心着战士们，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行军路上，他很少骑马，把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或者帮助同志们驮东西。过草地时，他拄着棍，专在部队前边探路，发现哪一段沼泽地不能走，就用红布条作个记号，告诉大家不要通过。过了危险地带，他和警卫员站在路旁，看着部队都过去了才跟上来。每到一个宿营地，他都要对水源、野菜等情况作调查，防止大家中毒。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翻越夹金山，来到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得到这一消息，郑义斋欢欣鼓舞，立即把喜讯告诉大家，并号召供给部全体同志开展捐献衣服鞋袜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和慰问中央红军，作为会师的“见面礼”。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准备了许多东西送给兄弟部队，表现了人民军队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团结友爱精神。

1935年9月，郑义斋调任红四方面军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6年6月又调回总供给部继续任部长。同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甘孜会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后，共同长征北上，于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杨文局从党校学习回到供给部，郑义斋同她一见面，就喜气洋洋地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陕北，各方面军总会师后，我们可以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了！”接着又说：“眼下还不能光顾高兴，前方部队正打得很激烈，我们要想办法搞好后勤工作，保障红军打胜仗，好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五）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过黄河，编为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郑义斋领导下的总供给部及所属单位，是10月26日夜间渡过黄河的，渡河后随即开展对部队的供给工作。

在西路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为了使部队摆脱困境，郑义斋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解决部队的给养和物资供应问题。每到一地，他不顾劳累，总要深入到当地群众中调查情况，开展宣传，千方百计收购粮食、布匹和铜铁物资，组织随军工厂制作衣服、鞋袜，制造弹药，及时送往前线。后来，西路军伤亡越来越大，形势日益紧张，后勤人员也要投入战斗，携带的机器设备大都损失，有的带不走，忍痛扔掉，剩下的只有一副铸造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尽管如此，他仍然组织大家想方设法开展后勤保障工作。

1936年11月，西路军进驻永昌一带。这时，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红军伤亡很大，伤病员不断增加，给养也很困难，药品奇缺，伤病员们经受着极大的痛苦。郑义斋想到，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越要关怀同志们。一天，他和卫生部长苏井观带上搞来的一些食品，到各点去看望伤病员，表示亲切慰问。伤病员们见到首长，一个个热泪盈眶，深受感动。事后，有的伤员伤口未愈，就用布条包扎一下，又上前线杀敌去了。

1937年1月21日，进入临泽县的西路军遭敌围攻。那时，总供给部、总卫生部驻在临泽城内，由郑义斋负责指挥，抗击敌军攻击。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包围县城的马家匪军有五个多团，而城内红军只有一个警卫连，其余全是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伤病员，女同志相当多，战斗力很弱，情况十分危急。在此严重时刻，他一面动员全体同志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四局科长秦基伟担任守城指挥。他用坚定的语气对秦基伟说：“我们当前的处境万分困难，可我们供卫二部是全军的生命线，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保卫住机关！”随之，直属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人员全部被组织起来，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担负守城任务，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敌人攻城时，他冒着枪林弹雨登上城头，组织战士们用枪、矛、砖、石打击敌人；把敌人打退了，他又下来督促修械工人赶快制造手榴弹，还亲自拉风箱。这样，经过三昼夜激战，他组织同志们成功地突破重围，向东转移。

从临泽突围出来，郑义斋已经十分疲惫，身体消瘦了许多，眼窝陷得很深，但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不顾疲劳困顿，立即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安定情绪，激励大家，振作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积极组织和督促修械厂加紧生产，支援部队作战。他看见工人们日夜奋战，非常劳累，便鼓励大家说：“你们太累了，可是你们一个人一天制造的弹药，要消灭几百个敌人呀，贡献可不小啊，继续加油干吧！”他让大师傅给工人们做点面条吃，多烧些茶水，为他们加把劲。

3月初，集中于三道柳沟的西路军又受到敌人重兵围攻，红军与敌人血战1个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不得不突围转移，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部队连伤病员在内，只剩下不足三千人。鉴于局势严重恶化，西路军领导决定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

郑义斋接到开会的通知后，估计到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便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他把供给部保存的金子、银元集中起来，分成几份，装在几个小袋子里，让妻子杨文局用针线缝牢实，打算在参加会议时交给总指挥部，给将要去延安的同志作路费。接着又对秘书廖静民、处长李世品一一交代了工作，并向同志们指出，困难和失败是暂时的，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必将成功，鼓励大家顽强战斗下去。

石窝一带气候寒冷，到处还是厚厚的积雪。 3月13日晚上，一部分后勤人员露宿在森林里，大家冻得不住地颤抖。警卫员小曾拾来些干柴点起一堆火，用仅有的一个小铁壶熬了点小米稀粥。小曾给郑义斋盛了一小茶缸，他把周围的同志看了看说：“大家都来喝点，暖和暖和身子。”夜深了，同志们由于过度疲劳，坐在地上渐渐睡着了。可是，郑义斋和杨文局却思绪万千，怎么也合不上眼。他俩作为患难与共的夫妻和战友，此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杨文局第二次怀孕已经八个月（第一个男孩在长征中送给了老乡），想到这次离别，禁不住掉下眼泪。郑义斋劝慰她说：“文局啊，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干！”又嘱咐说：“如果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不管生下是男是女，都不能丢掉，一定要想法子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她）继承革命事业。”他心里清楚，此一去途中凶多吉少，但他置个人生命于度外，决心为党的事业献身。

14日早上，郑义斋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包好的金子和银元，奔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刚走不远，就被追上来的敌人包围起来。郑义斋沉着应战，边打边指挥战士们向山坡上撤，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追赶的敌人。但增援的敌人不断增加，凶猛地扑了过来。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首长那里，他留下来坚持抵抗，指挥战士们奋力掩护。小张终于冲了出去，把经费送到了总指挥部。经过激战，警卫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郑义斋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郑义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思想和品德，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郑义斋等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党和人民政府在高台烈士陵园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朱德同志和徐向前同志分别题写了挽词，对烈士们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朱德总司令的挽词写道：“伟大的革命先驱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徐向前同志的题词是：“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忍）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尚（上）的光荣。”这些挽词深切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郑义斋等烈士的敬仰之情，也是对烈士们的永久纪念。

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冯富贵，曾长期在装甲兵领导机关工作，199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协助程世才将军整理回忆录《烽火年代》、《万里征程》，调查撰写了《熊厚发烈士传》、《郑义斋烈士传》等，出版电影文学剧本《热血铸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