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战俘总数及被俘原因考察
西路军战俘总数及被俘原因考察
董汉河
有战争，就会有战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是一个不足为怪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战俘问题却讳莫如深。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资料较少，研究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有关偏见和错误观念作怪，认为被俘是屈辱，是给我党我军抹黑，甚至认为被俘就是背叛等等。几年前，大鹰的长篇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纪实》在《昆仑》杂志上发表，曾轰动一时。继之，拙作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在《西北军事文学》1988年第二期上全文刊出，又轰动一时。其主要原因，并非因为这两部作品文学性有多强，而是它向读者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口，使人们看到了战争史的另一个复杂的侧面。上述两部作品，尽管是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然而它们毕竟是文学，不可能完成全面分析和考察的任务。本文拟就西路军战俘问题作一较全面的分析考察，以期对现代史研究有所裨益，对现存的战俘们有一些较公正的认识。
（一）西路军战俘总数
1936年10月到1937年5月[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1200余人[2]在河西走廊的悲壮失败，在红军作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被俘
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绝后的，尽管事情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资料不完全，但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上统计出西路军战俘的总数：
（1）在张掖杀害3267人。张掖肃反五人小组1958年在有关总结报告中统计：马家军当年在张掖杀害西路军战俘总计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他方式杀害27人[3]。
（2）押送西宁6200余人。具体去向见下表[4]。
押送青海的西路军战俘去向统计表
（续表）
（3）马步青之骑五师有西路军战俘3000余人。 1937年3月13日马步青在公布作战经过时称：“现收俘匪五千余人，暂编为工兵团，正加急训练中。”[5]据我考证，这一数字有些夸大。马步青管辖范围的西路军战俘，现有据可查的，只有骑五师补充旅第三团1000人左右，武威新城补充团400人左右，骑五师童子营400余人，被俘女战士150余人，押送驻兰州国民党九十七师感训队数百人，押送西宁马步芳部重伤员700余人，分两次在永登秘密杀害百余人，被俘干部30余人[6]，总计3000余人。
仅以上三项统计，西路军战俘已12000余人。这还没有把张掖韩起功处数百名战俘，和安西地区战斗中百余名战俘计算在内。
西路军战俘总数，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途径得到印证，杜义德为《西部悲歌》写的前言中称：“西路军⋯⋯有七千多名喋血沙场；六千多名被马家军杀害；三千多名⋯⋯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千五百多名⋯⋯回到延安；其余一千多名流落西北。”[7]其中被杀害者，无疑是被俘者；被党营救回延安者，亦多是被俘者。仅这两项，就已逾万。何况辗转回老家者和流落西北者中，亦有被俘者。
（二）被俘的原因和种种情况
西路军被俘将士何以如此之多？我们对当时的战争环境略作考察就会明白。
当年西路军只两万余人，在视地盘如命的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地盘上，与优势敌人孤军作战，远离根据地，无群众基础，无后方供给保障，亦无红军或友军的支援和策应，浴血苦战之后，绝大多数伤病员无法安置和带走，不得已只好在转移时留下来，这就自然无法避免被俘的厄运。失败之后，在疏散和逃返陕北的过程中，被敌人盘查搜捕者亦为数不少。因为红军多是南方人，单凭口音，敌人即可发现和判别他们。至于在激战后，撤退不及，或为掩护战友撤退而被俘者，更属常见。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西路军将士被俘的种种具体情况。
因伤病被俘。西路军之伤病员被当地群众救助掩护者极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河西地方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在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前，这里的群众几乎未听到过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宣传；更主要的是因为国民党马家军军阀统治甚严，红军伤病员不但不易被掩护，反倒会连累当地群众。
伤病员被俘的情况又分三种。第一种是作战失败后，伤病员因无法救助而被俘。高台失利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马家军猬集八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将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近3000人围困于高台城内。西路军指挥部派骑兵师驰援遭歼。激战12天后城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大部将士战死，负伤者不是死去就是被俘，别无出路。原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就是在最后的守城战斗中拼大刀时，头部负伤而被俘的。[8]
第二种情况是撤退时伤病员因来不及带走而被俘。古浪失利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红九军进占古浪城，为西路军左翼，吸引了马家军的主要兵力，激战三天后，红九军力不能支，在红三十军支援下连夜突围出城西去永昌。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自然来不及带走。马家军进城后，留在张寿兴院内的几十名伤病员，藏在戒烟所草垛里的伤病员，都被敌人杀害[9]，其余被俘者全部都送往青海。
第三种情况是转移时因无法带走，不得已将伤病员留下。1936年12月下旬，红军从山丹撤离西进时，曾把四五百伤病员留在城里，马家军进城后全部将他们俘虏[10]。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分兵时，也将一千多名伤病员留在山里，被敌俘去[11]。类似的情况，在西路军最后一次撤离倪家营子时也存在。西路军被围攻数月，又毫无补给，突围时只能轻装，不得已只好将伤病员留下。
战争是无情的。为了红军的整体利益，为了更多人的生存，而不得不将一部分人丢弃。这在战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西路军战败后，分散游击和逃返过程中被俘。在西路军战俘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是这样被俘的：石窝会议后，他随西路军右支队行动。 1937年3月17日前后，右支队被敌包围，他带十余名战士向西突围，途中与其他战士走散，到酒泉南山观山河谷时，只剩他一人，因被三四十名搜山的民团发现而遭俘虏。[12]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宣传部长方强、总部作战参谋吴昌炽，是在右支队被打散后，分散东返，东渡黄河时被守在河边的敌人便衣队抓住的。[13]
红三十军军部书记况玉纯，在康隆寺附近被敌打散，东返途中，先在山丹附近被俘，后被敌旅长马禄释放，又在凉州以西四十里铺堡附近被敌人抓住。[14]红九军保卫部长陈宜贵，石窝会议后任干部游击大队政委，逃返延安途中，经甘肃秦安县城时被国民党毛炳文部俘获。红五军十三师政委谢良、因左腿负伤，上千名女战士，几乎全是在西路军失败后逃返过程中，落入马家军魔掌的。[15]
总之，西路军失败后，凡分散东返陕北的，成功者屈指可数。因为南面是无法生存的祁连雪山，北面是极难穿越的腾格里大沙漠，东面是敌人防守严密的黄河天堑，狭窄的河西走廊长达两千余里，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而这个口袋中，村村有民团，到处有马家军的巡逻队搜捕，被俘极难避免，有的几次逃跑，仍被抓回。
为掩护主力摆脱敌人而被俘。在战争中，为保证全局而牺牲一部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说西路军失败后，伤病员和女战士是因无法带走而不得已丢弃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吸引敌军，有意（当然也是不得已）牺牲的。西路军在祁连山中失败后，(https://www.daowen.com)
就曾派出一支小部队向高台红崖子附近挺进，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这部分人自然有去无回。[16]
西路军电台的队长杨俊英及工作人员刘玉庭、曾庆良、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在康隆寺战斗后，奉命携一架干电池电台，向敌人侧后挺进，有意暴露目标，吸引敌人，掩护主力摆脱敌人西进新疆。 5天后，于1937年3月18 日与敌人搜山部队遭遇被俘。[17]
弹尽粮绝被俘。战争史上，因弹尽粮绝而被俘者不乏其例。西路军作战史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西路军前进剧团的被俘。 1936年12月5日，前进剧团的近百名演职人员（多数为女战士），携带道具和极少的武器，在红九军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出永昌城东门，去东寨慰问刚刚在古浪作战失利的红九军，途中与马家军大批骑兵遭遇，被围在一个土围子中，抵抗竟日，多人战死，政委易维均用仅剩的一粒子弹打死自己，其余幸存者终因弹尽被俘。[18]
当然，投降敌人者也是有的，但极少。就搜集到的敌我双方材料看，西路军战史上总共出现过不到十个投降变节分子，其中有些是被俘后变节的，主动投降者更少。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排以上单位集体向马家军投降的事例。最知名的投降事例，是原红五军十五师师长郭锡山。郭锡山是在1937年1月下旬，马家军围攻临泽县城（今蓼泉乡所在地）的第二天下午，借口到战壕观察敌情，骗走警卫员的盒子枪，只身跑到了敌人那边。没过几年，郭锡山因其弟抢劫了马步青的姘头闻二小姐，被马步青枪毙；另有化名潘柏南者，真名潘同，随西路军左支队入新疆，编入新兵营学习，1942年9月12日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变节投降，按照敌人需要，捏造了所谓“共党阴谋暴动”的秘密会议、行动计划和经费分配情况，发表脱党宣言，帮助敌人搞策反、劝降。 1949年9月21日出任国民党敦煌县县长，7天之后敦煌解放，被我专政机关缉拿归案，1950年处决于兰州[19]。
投降变节历来被中华民族所不齿，所以其下场之可耻可悲，也
是注定了的。然而，他们无损于西路军两万一千余名将士英勇卓绝的光辉斗争历程，也无损于绝大多数被俘者的英勇斗争，就如同太阳中的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一样。被俘者与叛变投敌者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所以绝不能把被俘和叛变混为一谈。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由作者做了一些修订。
[1] 作者原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徐向前》、《王树声》条目说，西路军存在的时间是四个月，即从1936年10月24 日西渡黄河起，到1937年3月14 日石窝会议宣布西路军余部分路游击止。更准确地说，西路军完全结束，应该算到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被陈云等接到迪化（乌鲁木齐）止。
[2] 作者原注：西路军的总人数，目前一般通称是21800余人。但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1937年9月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称，西路军总数为21200人。其中第三十军7000人，第九军6500人，第五军2500人，特务团等直属部队和机关5000人，骑兵师200人。我认为陈昌浩所写的人数有根据，较准确，故取此说。
[3] 原注见甘肃省档案馆存《西路军卷》。
[4] 原注：见青海民族学院政教系中共党史组编印的《在艰难的岁月里》第11页，青海省民政厅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组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311页。
[5] 见中华民国26年6月30 日出版的《新青海》杂志第5卷第6期。
[6] 作者原注：据原马步青之骑五师上校参谋处长吴辑庠及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李惠民写的材料。见青海民族学院编《红西路军在青海遇难、斗争及党的营救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二辑第325 ～ 336页。
[7] 见《西部悲歌》第2～3页。该书由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8] 作者原注。见《隔不断的深情》，载中共甘肃省委主办的《党的建设》1990年第8期。
[9] 原注。作者1979年10月在古浪县城访问亲历者史生隆的笔录。
[10] 据青海省民政厅党史资料专题组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80页。
[11] 据郭晨著《将帅落难记》第130页。
[12] 作者原注。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第92页。
[13] 据郭晨著《将帅落难记》第130 ～136页。
[14] 同上书第300 ～ 304页。
[15] 作者原注。详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第65～75页。
[16] 见青海省民政厅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33 ～ 234页。
[17] 见黄良诚所著《忆长征》一书。
[18] 作者原注。详见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19] 见《西部悲歌》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