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曾日三

郝成铭

1937年3月底，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代理军团政委、红五军政委、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红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时任红九军代理政委、西路军干部游击支队政委曾日三，带领一支20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来到祁连山中的白泉门地带。三月，应该是大地回春、东风送暖的时节，然而祁连山中仍然是冰雪的世界。这支饥寒交迫的红军游击队打算在这里休整几天后，继续向东游击，伺机出山，东返陕北。可是，穷凶极恶的马家军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第二天便围攻过来。曾日三带领红军指战员英勇抗击敌军，不幸牺牲，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原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甘肃工委北路工作委员会书记，时任红四方面军和红西路军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吴永康等数十人。这些生于南国的红军精英，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把满腔热血洒在了大西北的祁连山中。

（一）

曾日三是湖南宜章县城人，生于1904年。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求学，由于学习刻苦，博闻强记，造就了很深的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当地人士誉为“才子”。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在社会上影响颇佳，师范毕业后，即被委任为本县督学，推进当地的教育事业。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2000余人从粤北进入湘南，在当地共产党、农民协会配合下，发动年关起义，一举攻占宜章、郴州等县城。革命军解除了县团防局的武装，逮捕了旧政府的官吏，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军。在这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曾日三也被革命军当作“反动官吏”，和县长杨孝斌一起被逮捕。这时，当地的女共产党员吴仲莲找到革命军领导人陈毅和宜章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胡少海说：“曾日三思想进步，虽然当了督学，但没有劣迹。他是个人才，共产党需要他，革命需要他，应当把他释放，我保证动员他参加革命。”

吴仲莲何许人也？她怎能为曾日三打保票？原来，吴仲莲也是宜章县城内人，小曾日三四岁多，思想激进，风华正茂，美丽大方。先在本县女子学校读书，后考入衡阳第三师范上学。她早就认识曾日三，后来又是衡阳师范的同学，两人早已是互相倾慕的朋友。她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十分活跃，在当地很有名气，是个引人注目的女革命家。湖南“马日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学校，回到宜章农村，在埼石乡建立党支部和农会，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湘南起义时，她组建的农民武装发展成为宜章县独立营，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

革命军领导人接受吴仲莲的意见，即刻释放了曾日三，在吴仲莲动员下，曾日三毅然抛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英雄救美人”的故事；而在宜章县和红军队伍中，“美人救才子”的故事，便成为美谈。后来，这对“才子佳人”一同上了井冈山，并结为伉俪。

3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到湘南“围剿”起义军和农民自卫军，朱德、陈毅决定，除留一部分农民武装坚持湘南斗争外，其余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进，于4月中旬到达江西宁岗县砻市，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曾日三、吴仲莲及宜章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胡少海等，参加了这次伟大的会师。5月4日，举行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人，枪2000支，下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团。这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支工农红军。这支红军正规部队的建立，对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壮大革命势力，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到井冈山地区后，曾日三目睹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新气象，精神极为振奋，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心接受严酷的革命锻炼。毛泽东原是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曾日三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但毛泽东比他年长11岁，进入社会也比他早得多。毛泽东和他交谈几次后，对他的谈吐、学识、才华均很欣赏，并引为“知己”；他对毛泽东也十分钦佩，认为毛是湖南人的光荣，是中国革命的希望。自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便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也信任他，留他在身边工作，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部秘书、军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协助毛泽东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并跟随毛泽东、朱德转战江西、福建，为开辟中央苏区英勇战斗。他的聪敏才智，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施展，对自己“上马击强敌，下马草军书”[1]的战斗生活很满意、很愉快，决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一切。

曾日三和吴仲莲是一对令人羡慕的革命夫妻。他建议吴仲莲把“莲”字改为“廉”字。吴仲莲问他为什么，并说她从小喜爱莲花，上学时读了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非常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要做一个超凡脱俗、一尘不染的革命者。曾日三说：周文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濯清莲而不妖”。 “出淤泥而不染”固然可贵，但我们共产党人要推翻旧世界，不能“独善其身”，而要“兼善天下”，要打倒贪污腐败的旧政权，建立廉洁自律、为人民办事的新政权。吴仲莲听了他的话，自此改名为“吴仲廉”了。

曾日三遵行早年制定的“日三省身”的守则，能严格要求自己，办事认真谨慎，注意团结同志，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从1931年3月起，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十四师政委，该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二）

1934年10月，曾日三跟随党中央参加长征，并担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组织指挥红军部队顽强阻击敌军，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进军。

长征初期，由于红军的指挥权被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他们完全采取了一种搬家式的、被动的行军方针，搬运物资的后勤人员非常多，机关过于庞大臃肿，七八万人行进在山间小道上，队伍拉得很长，行动非常缓慢，这就给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作战，带来巨大困难。敌人以重兵追击，并找薄弱环节进行突袭，迫使红军分兵把口。曾日三组织政工人员奔波在阻击敌人的各个战场上，鼓动大家英勇作战。尽管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但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些地段不时被敌军冲破，掳去后勤运输队伍。当时，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和三十四师，共12000余人，待到11月中旬通过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已伤亡2000余人。特别是通过湘江沿岸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第三十四师被敌军切割在湘江以东，使红五军团兵力折损一半。

第三十四师是闽西地区发展起来的红军部队，原属福建军区建制，曾日三曾任过该师政委，现任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都是他的老战友。该师下辖第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团，1933年编入红五军团，长征开始时，全师尚有5000余人，这次被阻于湘江以东，曾日三悲痛欲绝。事后得知，三十四师被阻后，与敌军进行了英勇战斗，一直打到弹尽粮绝，政委程翠林等大部分指战员战死，师长陈树湘率领所余300余人突出重围，准备返回井冈山继续战斗，但行至道县时遭遇敌军围攻，负伤不能行走，不幸被俘。敌人企图把他抬到道县县城领赏，他从腹部伤口内拉出肠子，用力扯断，壮烈牺牲。

目睹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曾日三更加认识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渴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红军的军事指挥。消息传来，他精神振奋，心情激动，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会议精神，部队士气为之大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决定，曾日三代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并继续兼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和军团长董振堂亲密合作，互相支持，指挥部队艰苦征战，完成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巨任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县），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问题上，同党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争论到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会议，张国焘始同意红军继续北上。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编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准备北上甘南。但张国焘在会后又反对红军北上，并命令红军南下。曾日三和董振堂无奈，只得率红五军返回阿坝。

10月5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公开打出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旗号。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五军的同志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红五军中有一些干部情绪很激动，提出“冲破张国焘的阻拦，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并要董振堂和曾日三表态。作为红五军政委的曾日三，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既进行了坚决斗争，又反对蛮干。他和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商量后，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写了报告，向朱总司令反映情况，并通过电台同已到陕甘地区的党中央保持着联系。朱总司令得知五军的情况后，立刻来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朱总司令对五军的干部们说：“千万不能盲动，不要扩大矛盾，要顾全大局，不能出现红军打红军的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是阶级弟兄，现在出现的矛盾是会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我们北上找中央、找毛主席，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要有耐心。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朱总司令的讲话，加上董军长和曾日三的耐心说服教育，干部中的偏激情绪逐渐缓和下来，红五军遂随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进到丹巴一带。

红五军发生的事终究被张国焘侦知，他大为恼火，指责曾日三“扰乱军心”，没收了五军的电报密码，切断了他们同党中央的联系，并采取组织手段，把曾日三调离红五军，到1936年初，被任命为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由于他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即得到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共同北上，于8月上旬到达甘肃南部地区。红九军到达甘南后，先是参加围攻岷县城的战斗，接着又分兵扫荡地方反动势力。曾日三协助孙玉清军长，率领第二十五、二十六师在临洮、岷县、渭源、漳县等地寻机歼敌，取得很大战绩。 10月初，红九军奉命继续北上，参加了会宁大会师。(https://www.daowen.com)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于10月下旬率领红九军和红五军、红三十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红军的行动，极为恐慌，急调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大批民团，“围剿”西路军。曾日三积极投入工作，协助孙玉清、陈海松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于11月14日拂晓，一举攻占古浪县城，守敌千余人受打击后逃跑。

古浪为武威门户，地当要冲，势在必争。但古浪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小峡谷里，地势低洼，川道狭窄，再加上城墙受地震毁坏，极为残破，给防守带来很大困难。红军占领阵地后，立即构筑工事，准备与敌人恶战。曾日三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开展临战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召集城内各界人士开会，动员他们捐款捐物，支援红军。 15日，一万余敌人在马元海指挥下，包围了古浪县城。从16日开始，敌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九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整个古浪城及附近山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成营成连的敌人挥舞着马刀，轮番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战士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18日上午，一股敌人突入城内，曾日三和参谋长陈伯稚，急率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他身先士卒，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经大家殊死拼杀，终于把敌人逐出城外。这场恶战进行了整整三天，红九军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2400余人，损兵过半，元气大伤。18日晚，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红九军从古浪突围，西撤永昌。

部队到永昌后，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下令追查古浪战斗失利的责任，撤了孙玉清和曾日三的职。其实，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责任并不全在军的领导干部，它有着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看，当时的河西地区，尚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支援，兵员、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但曾日三不讲客观原因，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接受了给予他的处分。曾日三离开了红九军，到总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不久，军政委员会任命他担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继续遭受敌军围攻，于当年12月底转移到临泽县境。恰在这时，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生了个男孩。但是，敌军重兵压境，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允许他们有多少犹豫。他们忍痛割爱，毅然把小孩送给当地农民王学文抚养[2]，然后扶着妻子又踏上了征途。 1937年3月11日，他们随部队退到了临泽县南缘的梨园口。

这时，西路军在优势敌人的连续围攻下，已遭受严重损失，全军只剩下几千人。部队刚进入梨园口，两旅敌骑就尾追而来。为了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撤入祁连山，红九军抢先占领山头，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厮杀，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血洒荒山，壮烈牺牲。在此严峻形势下，曾日三奉命代理九军政委，率余部退入祁连山区，继续与敌周旋。

（三）

1937年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组织以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为书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李先念（三十军政委，负责军事指挥）、程世才（三十军军长）、李特（西路军参谋长）、曾传六（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长）、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黄超（五军政委）、熊国炳（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人，领导西路军余部的行动；将剩余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分头在祁连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突围东返。

根据原来决定，工委会随左支队行动，总部机关的一些重要干部也随左支队行动。左支队是由红三十军的千余人组成的，决定沿祁连山向西游击。 3月16日晚，左支队行至祁连山腹地一个叫大岔（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岔牧场）的地方，工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缩小目标，精干左支队。会后，李卓然召集曾日三、毕占云（原红五军参谋长、五军撤销后任西路军教导团团长）等人开会，传达工委会决定，组织干部游击支队，以毕占云为支队长，曾日三为政委，带上总部的一些重要干部张琴秋（女，组织部长）、刘瑞龙（宣传部长）、吴永康（地方工作部长）、黄火青（军人工作部长）、欧阳毅（第五局局长）、苏井观（卫生部长）、徐立清（卫生部政委）、熊国炳（工委会委员、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孙玉清（原红九军军长）、魏传统（敌军工作部科长）、吴仲廉（女，红九军政治部科长）等单独活动，伺机突围，东返延安。谈话后不久，又通知黄火青和苏井观仍随左支队行动，不到干部支队来了。

关于干部支队成立前后曾日三的思想情况，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中写道：石窝分兵后，“原属一方面军的曾日三找我说，徐、陈走了，搞个工作委员会也不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找他们谈谈去。于是曾日三、我、刘瑞龙，好像还有张琴秋，几个人一起去找工作委员会，郭天民（总部第一局局长）做我们的内应，质问工委会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民主讨论一下，行动方向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等等。好家伙，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特、黄超不正面答复我们，反而大骂中央为什么不让四军和三十一军过河来。把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加在中央头上。我们又质问他们，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黄火青的回忆录接着说：“徐、陈走后第三天，队伍走到一个有几棵大树的平坡地，工委会开了会，决定和我们分开走，把我和曾日三叫去说，给我们一连人，自己走，分配我当政委，曾日三当队长，带走张琴秋、刘瑞龙、熊国炳、苏井观、孙玉清等几个人，还有魏传统。给了我们一小包藏族妇女的头饰做路费，都是些普通的珊瑚珠子，值不了几个钱，而工委带了好多金条。曾日三火了，说不要，退还他们。”“人已经分好了，忽然李卓然又来找我说，要我跟他们走。为什么忽然又有改变，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知道我随身带有甘肃地图，又好调查行军路线，对他们有好处。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卓然有意照顾我，因为我是一方面军的。但为什么不照顾曾日三呢？我就和曾日三商量，既然工委决定向西走，不如两队合起来一起走。曾日三不干，不愿在他们那里受气。”很显然，曾日三和工委的其他同志成见很深，不但在政治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分歧都是很尖锐的。

其实，曾日三自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后，对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党和红军、不信任红五军团领导干部的行为，就很有意见。他对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后为西路军政委）也很有看法，认为这个人太主观，傲气十足，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持宗派主义态度，不能一视同仁。联系到他自己遇到的这些经历，更是愤愤不平。

工委委员、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在1946年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说：左支队到白大坂后，“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小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3]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面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即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的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 “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程世才的回忆，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当时曾日三等同志的处境。

曾日三虽然对工委会的决定很有意见，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为了对党负责，对这一批重要干部负责，他毅然担起了这副重担，立即召集有关干部开会，成立军政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毕占云任副主席，以张琴秋、刘瑞龙、欧阳毅、熊国炳、张然和等为委员，决心带领大家战胜困难，突围东返，回到党中央身边。

他找当地的少数民族打听敌情，得到的消息是：东边已被马家队伍封锁，不好通过；西边尚未发现敌人，于是他们便沿着西行支队走的路线行进，打算摆脱敌军后休整几天，待敌军搜剿松缓后，再出山东返。走了几天，来到了祁连山主峰的北麓。这里是甘肃和青海的边界地区，地势越来越高，气候越来越寒冷，更加困难的是找不到人民群众，几天吃不上东西，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随行的战士，都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

在此情况下，他鼓励大家同饥寒作斗争，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做钢铁战士，带动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对大家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党中央已在陕北安下大营，革命无疑是要胜利的。”“只要大家团结互助，保存了力量，我们就有希望。”他多次召集军委会同志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离开群众，离开了群众就无法战胜困难，于是又决定向东行进。他们沿途收容了一批失散的同志，总人数达到200多人。

3月底，毕占云、曾日三率领干部支队来到红湾寺（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西南约20公里的白泉门地带。这里是白泉河与畅隆河的交汇处，地形复杂，南面是大雪山，冰雪终年不化；东西两侧也是高山，间有森林；中间的河流仍被封冻，看上去仍是一条冰河，向北延伸而去。部队到达这里后，毕占云和曾日三先把部队隐蔽在森林里，一面派人打听敌情，一面派出几批人马找群众买粮买肉。二百多人的部队几天来没有吃上东西，解决肚子问题是头等大事。当日晚，派出去打粮的同志带回了为数不多的青稞炒面、洋芋、酥油和几头牛，大家七手八脚把牛杀了煮牛肉吃，算是暂时缓解了饥饿。

红军到白泉门一带的消息，很快被敌人侦知，马彪骑兵旅第二天就围攻过来。敌军先抢占了几个要点和山头，然后派出部队攻击红军营地。干部支队的掩护部队拼死阻击，因缺少弹药，未能阻挡住敌人的攻势。曾日三要毕占云掩护张琴秋等同志突围，他自己和一些同志留下来打掩护。他回头对妻子吴仲廉说：“你快跟张部长走，我随后就来！”他的这几句话竟成了他同妻子的最后诀别。敌人很快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这是干部支队的最后搏斗，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曾日三、吴永康牺牲，张琴秋、徐立清、魏传统、吴仲廉等被俘，毕占云、孙玉清、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脱险。不久，刘瑞龙和孙玉清也被敌俘去。

作者附记：1990年，笔者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之约，收集资料，撰写了曾日三小传，收入该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悲壮的征程》上册中。 1999年，笔者参加军委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苏州大学举办的军事志编写工作进修班，恰巧，湖南省宜章县县志办公室主任也参加这个进修班学习，于是，我向他采访了曾日三烈士的生平事迹，采访的一些重要材料写进了这份传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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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有“上马击强胡，下马草军书”的诗句。

[2] 王学文曾在私塾读过诗书，在当地是个“文化人”，为人正直。他把曾日三、吴仲廉的孩子视为已出，疼爱有加，起名王继曾，抚养至13岁，于1950年送还了吴仲廉。

[3] 则苟：应为错沟，位于甘青边界祁连山主峰北麓，其地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