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战俘被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察

董汉河

西路军战俘总数至少有12000余人，对此，笔者已在《西路军战俘总数及被俘原因考察》一文中作了论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杜义德将军，在其为《西部悲歌》[1]一书写的“前言”中称，西路军被俘将士有“六千多名被马家军杀害”[2]。据笔者考察，认为这一说法大体是不错的。可惜他未说明具体的根据，更未提及残害时的情况及原因。下面，我对被残害的人数、批次及地点作一些考证，恭请专家与知情者指正。

（一）被残害人数考

在张掖杀害3267人。为了肃清历史反革命，1958年甘肃各地县专门成立肃反五人小组，组织领导肃反工作，其下所设办公室，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张掖县委五人小组在总结中留下了如下的统计数字：敌人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他27人。该总结中所说的“其他”，即指敌人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等手段残害红军[3]。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在张掖县活埋西路军战俘的地点主要有四处：一是老飞机场，二是东校场，三是王母宫，四是孟家墩。临泽县也活埋过红军，古浪县也有埋红军的万人坑。

在西宁杀害被俘西路军将士2000 ～3000人。

（1）解放后安葬红军烈士时，挖掘出被活埋的烈士头骨1800个。 《访西宁市革命公墓隋同志记录》说：“挖掘马匪活埋红军万人坑的工作，当时是土葬社的丁永旺参加的，他已去世。据他跟我说，红军烈士的头骨是用红布口袋装的，总数大约1800个头骨。”[4]《访马子文记录》说：“1952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那里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是警察局关押人的地方，那里也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袋，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十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当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5]

（2）西宁大南门外大垭壑被秘密杀害130多人。屠杀被俘红军的刽子手马英的档案材料中有如下记录：“被俘红军130多人，被押于伪土地局（现西宁市南关街）。马匪于1937年春指使马景超（传令队长，已死）、马英（马匪的随身副官）等，假借给红军看病为名，将他们押至西宁大南门外的大垭壑秘密杀害。”[6]

（3）在西宁东郊乐家湾被惨杀75人。陈秉渊在1967年3月23日写的书面材料中有这样一条记述：“ 1937年3月7日在高台被俘的红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年鸿材（湖南人）及骑兵团团长张福山（安徽人），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湖南人），连指导员杨嘉明（湖南人），连长马国光（四川人），连指导员胡秀山（湖南人）和男战士68人，女战士一人，解至西宁，当即拔往乐家湾，不几天就把这些领导干部惨杀于南山根。”[7]

（4）西宁市志记载：“ 1937年7月，马步芳甄别在西宁集中的被俘红军1300余人，其中多数为年大患病及残废的，编为三个大队，每队又分为三个小队，每小队约110人左右，分住于乐家湾、大教场、大营盘和东南关一带的客店和庙宇中，每天仅供应粗糙的饭食一次。几天之内，因病和饥饿致死百余人。旋闻于同月中，分三次在夜间活埋于西宁南郊的杨家滩、东塔院、苦水沟、板登台、大牙台、小牙台一带的荒沟中。据事后传出的数字：第一次活埋约400余人；第二次约600余人；第三次约200余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在上述各地挖出的烈士尸骨，即达700余具。”[8]

（5）在西宁“运动场”杀害、活埋红军2000余人。在杀害被俘红军的刽子手马英的档案里，有一份1965年12月15日马余三亲笔签字的《谈话记录》：“1936年底，我曾与郭学礼等四五人从西宁出发到米（倪）家营，慰问马家军。第二年（即1937年），俘虏的红军先后押过来五六千人，杀的、活埋的共有2000余人，给蒋介石送去有三四千人的样子。”[9]

（6）马步芳新二军“补充团”在西宁残害数百人。 1937年春天，新二军“补充团”成立，当天下午，团长马腾集合全团讲话，谎称让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站出来，发路费让其回家。有500多名红军战俘陆续站了出去，当晚就被活埋。

在青海其他地方残杀350余人。

（1）马步瀛在大梁杀害被俘红军30多个。在《访问马子文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在河西时，被俘红军从扁都沟下来，在大梁这个地方，马步芳三弟马步瀛把三十多个红军的胆取下来做眼药。”[10]

（2）押送青海途中被杀害一百几十人。陈秉渊记述：押送青海的途中，“马匪对反抗的红军和走不动的红军实行屠杀，最严重的一次竟达四五十人之多，沿途死亡约有一百数十人”。

（3）押解途中，在门源县至少被残害红军一百余人。

根据之一是李春秀的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3日晚，青海省民政厅张赞庭召集原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李春秀、张学承座谈。李春秀如是说：“1937年二三月，我们见到马匪兵杀红军被俘人员21人。红军都很小，一个人拉住，另一个人用绳子绑住，扔到木轮大车上，从城壕口拉到麻尼旗杆那里，用枪打掉。又一次，被杀在窑沟槽那里，黑糊糊的一大片，因为天黑，没看清有多少人。”

根据之二，在同一次座谈会上，张学承如是说：“头一次，把冻掉手脚的红军四五人，还有不能走动的，拉到窑沟用刀砍死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里，20多人，是用枪打的。”

根据之三，门源县浩门镇居民张维屏1984年的回忆。他说：“1944年前后，一天，我从下窑沟砖瓦窑北面路过，看见窑工挖出了十几个人头。附近的人说，这是被关押的红军，夜里被马家军杀害掩埋的。”

根据之四，被俘红军中的幸存者周天寿的证言：“我是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负伤后住在医院里被俘的，1937年2月被押解到青海门源县。当时被圈在门源县北街皇庙内的被俘红军有100多人。当天夜里，马匪军用三辆木轮大车拉了近30名受伤的红军到东门外窑沟槽杀害。因为我年纪小，加上他们杀人也杀累了，经赶车的老乡向马匪军班长说情，我才免遭一死。”

（4）与女红军王大英一起解押的8个男红军被敌残害。王大英原是西路军红九军保卫营二连连长，1937年3月在甘肃梨园口被俘。在被押往西宁的途中，她和刘玉秀、冯贞贤、王桂英，还有8个会理发的男红军在一起。“被押到黑河沿时，又拾了一个冻掉脚走不动路的男红军，到流水沟他跟不上队伍，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民团们打着耍掉了。其余8个人到了青海的大坂山，有7个人因为民团争着叫他们理发，相持不下，被拉到河滩里用刀砍死了。”

（5）补充团第二任团长孟全录1979年3月15日写的书面材料中说：“补充团生活很苦，全是豆面。到了十月间，天气已经很冷，还穿着单衣。大约是三七年十一月初去张掖，路过门源大坂山时，下起大雪，有13人被冻死，60多人脚被冻坏，后来成了残废的就有12人。”

这可能是个保守的数字。据幸存的被俘红军王正贵1984年说：“在去甘州（即张掖）的路上，下的雪有二尺深”，“冻死将近200人，就地埋了；冻伤的有30多人，韩起功从洪水要来木轮车，拉到甘州遣散了。”

在甘肃张掖之外的其他地方被残杀的红军战俘，至少500人。

（1）在河西各地惨杀红军战俘“300余人”[11]。 （2）在永登两次杀害红军至少数十人。

第一次是1937年1月下旬或2月初，马步青之骑五师补充旅奉命将部分被俘红军由武威送往青海。据该旅参谋长李惠民回忆：当时“伤病员能走的勉强走，不能走的就坐在骡马大车上，大车是由武威兵站派的。到永登时，马步芳电话指示：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了。补充旅旅长马呈祥指示中校副官马超群联络哥老会的人，夜里在东山背后将一些红军伤病员偷偷活埋了”[12]。

第二次是1937年10月，马步青骑五师的旅长马禄，奉命率部到前方去抗日，途经永登时，让由千人左右的红军被俘人员组成的骑五师补充旅第三团，调拨一二百人补充给马禄。第三团在永登西门外集合好，消息刚一宣布，十几个被俘红军立刻举起右手报告：“我愿意到前线去抗日！”随即跑出队列。这些红军的举动引起马呈祥的不满，便以“不服从命令”，活埋到东山背后[13]。

（3）在窑街峡修路时，残害七八十人。新二军“补充团”成立的第三天，第一营就被派往窑街峡大湾，修筑十分险要的窑街峡公路。被俘红军“每天吃半斤面，没有菜，没有盐，没有油”；“白天干不完，晚上要继续干。”“由于吃不饱，过度劳累，病了没有医生看，至少死了七八十人。三连的一个伙夫逃跑被抓回后，被打得半死不活，从悬崖上扔到窑街河里摔死。”“在阎五砭吊空作业时，绳子断了，三个红军掉到河里全部淹死！”[14]

（4）1937年月4月26日，西路军左支队在甘肃安西红柳园战斗中，有近百名指战员被俘。“翌日晨，马家兵支起机枪，把不便带走的几十名伤病员全部扫了。”(https://www.daowen.com)

被零散杀害者至少有14人。孙玉清，原红九军军长，1937年5月下旬被砍杀于西宁马忠义（敌旅长）住所后院。党文秀，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女演员，1937年上半年在西宁被刽子手马有福杀害。杨利民，被俘后编在马步芳的补充团一营，1942年冬在循化县结什塘逃跑时被杀。 1946年“新任营长穆永贞到森林中打猎，把一名红军战俘当野兽打死”。 1938年四五月间，“补充团”一营在修筑西宁通往大河坝的公路时，在野马滩活活打死一名逃跑的红军。 1938年5月公路修到大河坝，“补充团”一营的文书是个被俘红军，绰号“山东大汉”，因揭露营长马世祥贪污，被马深夜叫出秘密害死。张掖“新剧团”害死女红军三名：孙桂英，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女演员，1937年夏天被韩起功的“清水副官”杀害在张掖以东的沙窝里；女红军张水清被韩起功秘密害死；女红军陈秀英被迫喝大烟水自杀。 1937年6月，在甘肃民乐县洪水附近的一个喇嘛寺旁，两个红军被俘战士一男一女被马匪军活活烧死。这些，当然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

上述各项考证材料，如果累计相加，西路军战俘被马步芳部害死的已超过4000人。考虑到有的材料可能重复，若减去可能的重复，仅在西宁一地被害红军2000余人是有的。再加青海其他各地被残害者，共有2500 ～3000名。加上在张掖被残害者，共达6000人左右。

（二）被残害地点考

红西路军战俘被残害的地点广及整个河西战场及青海西宁等地，本节只将部分屠杀地点考证如下。

河西地区。 （1）张掖，在老飞机场、王母宫、东校场、孟家墩等地活埋3200多名。 （2）高台、临泽。枪杀、活埋一批。 （3）在安西县红柳园，用机枪射杀几十名。 （4）在永登县东山背后，两次秘密杀害至少50人以上。

青海各地。 （1）西宁。在南城门、南门外大垭壑、小垭壑、杨家滩、东塔院、板凳台、苦水沟、乐家湾、西宁运动场等地，活埋2000余名。 （2）海北地区。在门源县的麻尼旗杆、窑沟槽、扁都沟大梁、大坂山、黑城子等地，共活埋、残杀、冻死200多名。 （3）在窑街峡，虐杀红军七八十人。 （4）在修西宁到大河滩的公路时沿途虐杀红军数名。 （5）在修西宁小桥和北门外大桥时，虐杀红军数名。 （6）从1939年2月到1946年秋，4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组成的补充团工兵一营，先后在循化县赞卜乎、结什塘和隆化县的东滩、西滩等地开荒和建庄院，多人被杀害和被迫自杀。

（三）被残害原因考

1988年6月21日，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时，当时的全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鲍昌先生曾提问：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已经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开始时，依然发生大批屠杀红军战俘的惨剧？对此，我做了一些考察和研究，认为个中原因有三。

第一，蒋介石表里不一，暗中支持马步芳残杀红军，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尽管“西安事变”后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一直与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并把营救西路军作为重要的谈判内容，但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同，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依然是能消灭者消灭之，不能公开消灭者暗中削弱之，自己不能消灭者借他人之手消灭之。因此，对马步芳屠杀西路军战俘，采取暗中支持，甚至公开怂恿的态度。有他在1937年6月送给马家军追悼会的两副挽联为证：其一，“敌忾同仇忠昭党国；捐躯就义气壮山河”；其二，“安攘系存亡，方期多士奋兴歌赓白马；抚循思劲健，忍见群忠殂落却付红军”。由此可以看出，到了1937年6月，在他的骨子里仍然是把红军当作蒋氏“党国”的敌人对待。另一个证据是，马步芳在杀害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之前，曾发电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第二，西北军阀马步芳及其马家军的愚昧和残暴。马家军普遍文化很低，加之地处封闭落后的大西北一隅，封建愚昧的东西很多，比如相信人胆能制眼药，以杀人练手、取乐等，加之不愿承担被俘红军中老弱病残者的吃穿负担，因此大批杀害红军。

第三，强烈的报复心理，促使马家军更加残酷地虐杀红军战俘。马家军虽然依仗人多势众和粮弹供给充足，取得了对西路军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马步芳称，青海省“村村有阵亡之人”；马步青则称，所部阵亡“七千有余”。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报复心，与其残暴性结合在一起，使西路军战俘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和虐杀。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所引此文资料取自作者所著《西路军沉浮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不一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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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悲歌》，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著，执笔人袁志刚，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2] 见《西部悲歌》第2页。

[3] 见甘肃省档案馆藏《西路军》卷。

[4] 见青海民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所编《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1辑。

[5] 马子文：1936—1937年任马步青参议，解放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政协主席。访问他的《记录》见同上材料汇编第1辑。

[6]见《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1辑。

[7] 据《陈秉渊提供的书面材料》，见同上材料汇编第1集。陈秉渊当时任马步芳的上校参议、《青海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参事、政协委员，从事文史资料编撰和研究工作。

[8] 见1962年所编《西宁市志》322页。

[9] 见马英档案，现存青海省档案馆。

[10] 见青海民院政治系中共党史研究组所编《红西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1 辑。

[11] 见《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第1集。

[12]见作者所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3]见作者所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4]见作者所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