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营救西路军记事
叶剑英营救西路军记事
牟慧芬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帅无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关头，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多次力挽狂澜，这是人所皆知的。但叶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在党中央营救西路军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还鲜为人知。这一段历史，在叶帅光辉的一生中犹如大海的一滴水，但它同样折射出叶帅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情同手足的高尚品质。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我将这一段历史资料整理成文，以丰富对叶剑英同志的史料研究。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21800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辟甘肃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后方。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长期盘踞在青海、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艰苦鏖战5个多月，终因孤军深入，弹尽援绝，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西路军的失败，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一次重大损失——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失败前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进行营救，除了组织援西军，还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与国民党上层交涉，营救西路军。当时叶剑英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周恩来一起，在西安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在党中央、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叶剑英以特殊的身份，为营救西路军做了许多工作。
（一）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争取国民党军停止进攻西路军
1937年一二月间，西路军经古浪、高台血战后，折损近半，全军1万余人聚集在临泽县倪家营子，与数倍围攻之敌艰苦鏖战。党中央对此十分焦虑，想方设法进行解救。 1月24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在西安谈判的代表周恩来等，询问：“‘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1]得知西路军濒危的消息后，叶剑英心急如焚，他与西路军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曾在以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军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担任过参谋长，在开辟北上通道中，与三十军的战友们一起过草地、打包座，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一直把停止进攻西路军作为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3月8日的国共谈判协议中也明确写道：“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是弹尽粮绝了。在倪家营子与敌鏖战月余后，3月初，西路军撤人祁连山，12日在梨园口与尾追而来的马家军骑兵激战，损失惨重。西路军边打边撤，14日在祁连山石窝召开会议，宣布西路军已无力战胜马敌，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以减小目标；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余部3000余人分三个支队在祁连山游击，以保存力量。当晚，由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1000余人，即向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祁连山深处西行，其余两个支队也各自分散游击，设法东返。
西路军失败后，约9000名红军指战员被俘或失散。被俘红军，有的被关押在张掖、武威、西宁的监狱里，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工，老弱伤残者大多被马家军残杀活埋。被俘红军境遇极其险恶。当时身在西安的叶剑英对西路军十分牵挂，他积极与国民党联络，解决红军给养等问题，并设法营救西路军。 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消灭一事，向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将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西路军被俘官兵6000余人，调解平凉，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如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西路军余部，请顾电令“二马”不得再进行追击。[2]对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极为重视，他多次与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四方面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同时，要求派红军联络员张文彬去青海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情况，收容失散的红军战士。
在叶剑英与顾祝同交涉之时，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将走出祁连山，西进新疆。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他向国民党当局顾祝同、朱绍良交涉，西进支队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3]。 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叶剑英于15日当晚复电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九死一生，余部400余人终于在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
1937年4月底，张文彬与刘秉琳拿着周恩来写给时在西宁的国民党护送九世班禅进藏专使赵守钰的亲笔信，去青海西宁，想通过赵守钰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随后，张、刘又与赵守钰去凉州会见马步青。赵守钰提出只要释放西路军战俘，共产党方面可以给他们一批军火，改善他们部队的陈旧装备。4月底，张文彬、刘秉琳返回西安。
由于党中央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营救，也由于国共谈判的进展，迫使国民党当局对马步芳加以“管束”，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残害，才不得不有所收敛，把关押在凉州、西宁的部分被俘红军解往兰州，交国民党九十七师“感化总队”管训。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日报》，在当年4月份也连续报道了将两三千名红军战俘押送兰州的消息。被俘红军的境遇稍稍有所好转。
（二）与国民党交涉解救被俘红军归队
叶剑英在西安时，时刻关心着西路军被俘将士的营救工作，只要他一听到有关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消息，便立即出面营救。从国民党监狱里、从国民党武装押送者手中，解救出一批批西路军被俘人员。
1937年5月间，国民党当局准备将一批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押往一战区补充国民党部队。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于5月5日给红军总部彭德怀、任弼时等发电：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彭、任接电后，立即通知驻扎在镇原县的援西军。援西军总部即刻派出大批侦察员，到西兰公路侦察寻访。 20多天后，从兰州拱星墩感化总队押往西安的西路军被俘官兵1300余人（其中军官队130人），行至平凉东四十里铺时，即遇到了化装成小商小贩卖香烟、大饼的援西军侦察员。他们告诉西路军被俘人员：“过了北面的那条河，就是红军占领的地方。”当晚，天黑大雨，大部分被俘人员乘机跑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未跑掉的到西安后被关押在新城监狱。叶剑英知道这一情况后，积极和有关方面交涉，也将这批同志要回。
此后不久，凉州马步青骑五师将2000余名修路的西路军被俘人员押往西安。由于中途部分逃离，到西安后只剩下1200余名。国民党准备将这批人员转送汉口做苦力，碰巧天下大雨未走开，四五十辆载着被俘红军的卡车停在西安鼓楼西大街。当红军联络处副官曾威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叶剑英时，叶剑英立即给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打电话：“你们的军车运了1000多人来，你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吗？”叶剑英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是红军，他们要留在这里，不能送走！”叶剑英与蒋鼎文交涉之后，立即与红军联络处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鼓楼西大街。他看到衣衫褴褛、面容枯瘦的被俘红军战士，心里十分难过，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革命公园去，先吃饭。”于是西安城里的大馆子、小饭铺都忙活起来，没多少时间，热饭热菜便送到了革命公园。饭后，叶剑英向这些红军战士讲话，他满怀深情地说：“你们没有错，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你们受苦了！”许多人听了叶剑英的讲话，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竟放声大哭起来。叶剑英与联络处的同志将这批红军战士安置在七贤庄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两三天后，被送到云阳的红军总部。[4]
当年7月，叶剑英还从西安国民党监狱里要回了关在那里的黄鹄显（解放后曾任装甲兵副司令员）等30余名西路军营级以上干部。黄鹄显原任红三十军参谋长，在河西被俘后，7月初由甘肃武威马步青处押解到西安监禁。在西安监狱里，他们向看守监狱的卫兵宣传红军的主张，得到卫兵的同情。卫兵告诉他们，七贤庄有共产党的
谈判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就在那里。黄鹄显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按卫兵讲的地址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说明红军被俘干部的情况，要叶设法营救。叶剑英接信后，一面派红军联络处的同志到监狱看望大家，一面和国民党方面交涉。经过多方努力，黄鹄显等30余人终于回到了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回到党的怀抱。七贤庄联络处的同志，给这些历经艰险、受尽磨难的红军干部换发了衣物，治疗疾病。(https://www.daowen.com)
（三）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营、救收容西路军同志
西路军失败后，除了牺牲和被俘的同志，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失散在甘肃河西和青海西宁。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也一时下落不明党中央决定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以便就近营救。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叶剑英同志与国民党谈判时，讨论了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的问题。 1937年5月下旬，叶剑英与周恩来给在兰州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写信，介绍张文彬、彭加伦等7位同志到兰州筹建红军联络处。 5月29日，张、彭带着周、叶给贺耀组的亲笔信来到兰州，组建了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即后来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张文彬、彭加伦先后三次与贺耀组交涉营救西路军的事，然而贺的态度不很明朗，只允许在当地收容，不允许到河西去。张文彬、彭加伦又多次与兰州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副师长韩锡侯会面，就营救西路军反复交涉。正在这时，化装潜返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已回到镇原援西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却依然下落不明。党中央对此事很关心，毛泽东、周恩来于1937年6月28日特致电叶剑英，指示：张文彬同志可留兰州收容、慰问西路军流散人员和被俘人员，并派人与被收容的红军同往西安，免使途中失散；同意多用点款让曹先生赴甘州找陈昌浩。[5]
电文中提到的曹先生，就是与徐向前一起从河西回来的徐向前称为“曹光波”的西路军特务营长蔡光波。因蔡光波对河西情况熟悉，又知道陈昌浩，就决定派他去。然而当时马步芳、马步青对河西控制很严，我们的同志去河西很难站住脚，须找一位合适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这样，经中共地下党员吴波介绍，张文彬在兰州找到了高金城。高金城是一位至诚的爱国志士，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冯玉祥将军所属国民军的伤兵医院院长，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又是一位牧师。张文彬亲自到高金城家去，请高到河西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高慨然允诺。8月1日晚，从延安来到兰州仅三天的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在张文彬陪同下，在五泉山与高金城会面，商讨了去甘州营救红军的具体办法，决定由高金城重开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蔡光波随同前往。办事处给了高金城一笔活动经费。
高金城在张掖重开了福音堂医院，在西路军地下党支部的配合下，一面给流散在当地的西路军伤病员疗伤治病，一面派人秘密察访，寻找失散的红军干部。蔡光波和王定国在山丹境内的大马营得知陈昌浩已在当地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的护送下东渡黄河。原来陈昌浩与徐向前分开后，便留在老乡但复三家中养病，为防止马家军搜查，但老汉又将陈藏在附近的山洞里，为他治病月余，之后又将陈护送到武汉。抗战爆发后，陈昌浩回到了延安。
高金城在甘州福音堂医院，先后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200余人，其中有西路军总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以及刘德胜、刘克先、王定国等。可惜的是，这位党的忠实朋友却因为营救红军，被驻防甘州的马步芳一〇〇师师长韩起功秘密杀害
那一时期，叶剑英整日为国共合作、红军改编的事忙碌着，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被俘失散的西路军将士。 1937年8月10日，为营救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叶剑英与周恩来致电在兰州的红军联络处党代表谢觉哉：“查有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五名干部在九十七师新兵营，嘱速营救。”[6]为此，谢觉哉专程会见九十七师副师长韩锡侯，交涉要回干部事。 8月18日，谢觉哉、彭加伦致电中央，由周恩来、叶剑英转毛泽东、洛甫说：“在九十七师的（红军）干部，已要出一卫生部长，其余在清查中。”[7]9月4 日，谢、彭又致电中央，并由叶剑英、周恩来转毛、洛：“九十七师的（红军）干部已收到3人，又问出8人，正交涉中。”[8]这期间，谢觉哉多次与贺耀祖、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交涉，先后从九十七师、西宁等地要回一批西路军被俘的中级、高级干部。
1937年8月18日，叶剑英与周恩来趁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集的国防会议之便，到“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这时，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西路军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营长陶万荣，已被国民党由西宁押到南京，也关在反省院里。叶剑英看望了张琴秋等同志，并关切地询问陈昌浩的下落。周恩来与叶剑英向反省院院长交涉，要求当场释放夏之栩、王根英、张琴秋等同志。该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在这里的，他无权释放。随后，叶剑英直接写信给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叶剑英的积极营救下，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终于被释放，接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并于10月初回到延安。
在党中央营救西路军的过程中，叶剑英同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行动迅速，应对有方，思虑周到，义正词严，利用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与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接回了一批批被俘的红军官兵，体现了他与红军战友之间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革命情谊，表现出叶帅高尚的品德和伟大的人格。叶剑英同志为西路军将士回归所做的努力，将永远记在人民心中。
原载《叶剑英与新中国》一书。作者牟慧芬，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曾参与编辑出版红西路军史料集《悲壮的征程》（上下册）。
[1]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50页。
[2]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9页。
[3]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页。
[4]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5] 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足迹》1998年第6期。
[6]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卷第211 页。
[7] 1937年8 月18 日，谢觉哉、彭加伦给中央的电报。
[8] 1937年9 月4 日，谢觉哉、彭加伦给中央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