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那支消失的红军
追寻那支消失的红军
张英 邓丽江
作为当年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谈到西路军。“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在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接受《西征的红军》摄制组采访时，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说。“爸爸临终时曾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撒在了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首播，向观众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
十年心系“西路军”
“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不能因为失败就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西征的红军》的学术顾问、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
在《西征的红军》策划人应启明看来，不管有什么遗憾，《西征的红军》能够拍出来，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拍摄纪录片《长征——世纪丰碑》时，他就想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未能实现。“当年我们积累了大量西路军的材料，后来作为历史资料，在库房里尘封起来。”应启明回忆道。作为《长征——世纪丰碑》的总编导，他只能在集中反映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英勇事迹的同时，把一些四方面军的将士采访内容糅到里面。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 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 （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 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选”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 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和一直在关注这些变化的朱玉不同，应启明想拍“西路军”的想法一直推迟到2005年才有机会实现。 2005年冬天，为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已经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的应启明在台里的会议上，提出了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纪录片的想法。去年冬天，应启明把这个专题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台里的高级编导江宁。就这样，55岁的江宁和摄制组匆匆忙忙赶到了河西走廊，开着车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拍摄采访，在一个个战场、遗址边寻找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50个老红军，另外40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记忆中的战场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了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 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由2万多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是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雪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人正规部队和民团的总兵力达十多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是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的红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零下三十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下一块，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系，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包到脚上，用绳子绑住，这就是我们的鞋。冻坏了就烤火，结果一烤，耳朵掉了，鼻子烂了，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放了，最后就是拼大刀。”(https://www.daowen.com)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身边，把我当作他的工事，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但没有伤到心脏，穿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上，当时他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但这时连一般棉花也没有，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感染不愈合。”
最悲壮的是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开，让怀孕已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缝成几个小袋子，把经费封好，便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身上五六处中弹，无法行走。为避免当俘虏，他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也自尽了。
据后来的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其中团级干部143人，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有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将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1）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代的任务多变；（2）战场主动权的丧失；（3）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4）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不投降，被敌人用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匪军包围后英勇抵抗，被敌人乱枪打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的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押去集体轮奸以后，还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插上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敌人“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枝削得尖尖的⋯⋯就这么弄死”。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马步芳、马步青把她们当作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益之计。妇女团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下来，将来再革命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王首道的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敌军团长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有被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了。当时我就想，得想办法逃走，能逃得脱就逃”。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她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出，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终于逃脱魔窟，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收，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大洋，把她送出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孩子最后被丢在沙漠里。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他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 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有人在河西走廊找到了留下的孩子，她的神经就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以后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1]。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军俘虏。在向西宁押解途中，因为她要生孩子，敌人把她放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匪军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解放军。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离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妇女团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并把他带上去了星星峡，新中国成立后，宋承志成为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的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战斗中不幸负伤失散，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农民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被打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腿好了以后，他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西路军被打散后负伤，在裕固族牧民救护下得以活命，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到家乡，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三年困难”时期，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五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掩护，送水送饭，敷药治伤。后来，王怀文的伤虽然好了，可是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解放后，王怀文在张掖安了家，结婚，生子。在采访过程中，他对江宁说：“和我一块儿的战士、干部，很多人都比我早死了几十年，我浑身被敌人的子弹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我活下来，真是幸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斗中多处受伤，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又被马家军的骑兵抓获，后被押送回到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同志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 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仍然被投进了监狱，三个儿子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艰难。不久，胡耀邦总书记批转给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生活补助费；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受普通红军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的生活补助，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2006年5月，应启明看到了一份中宣部关于红军长征70周年宣传的通知，他马上给正在宁夏采访的江宁打了电话：“我很高兴地看到，里面一段话是关于西路军的，大意是在宣传西路军历史时，要尽量宣传他们英勇、顽强、悲壮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我们拍《西征的红军》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没有了。”“不管怎样，作为第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视纪录片，能够顺利做出、播出，已经是一个成功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朱玉这样评价《西征的红军》。
原载2006年11月23 日《南方周末》报。作者张英，《南方周末》记者；邓丽江，该报实习生。作者在文末记注：全文经过国防大学教授、《徐向前回忆录》执笔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朱玉审阅。
[1] 据调查，陈淑娥被马步芳河西作战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强占为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