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杜义德将军征战河西

郭伟成

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便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取得国际物资帮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抗战使命。这次西征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作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河西走廊处于一望无际的沙漠和雪山边缘，人烟稀少。到了冬季，风沙遮天，气候寒冷，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地区狭长，地势平坦，红军在这里缺乏群众基础，根本无法立足。虽然西路军有21800余人，但非战斗人员占近半数，枪支数还不够一半。相反，敌人却十分强大。马步芳、马步青等地方军阀在河西走廊一带统治多年，其军队被称作“马家军”，以骑兵为多，机动性强。马步芳深恐红军西进控制河西走廊，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又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大军进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因此，红军渡河后，他即调集兵力坚决打击红军。远离根据地的红军，几乎日日作战，天天减员。

出任西路军骑兵师长

1936年底，是河西走廊最冷的时候，西路军冒着严寒向西进军。冰天雪地，堕指裂肤。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西路军指战员，迎着风雪，踩着冰碴，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长夜行军，顽强地前进。在夜行军中，许多人冻掉了耳朵、手指和脚趾，重伤员冻死在担架上的事情也屡屡发生。杜义德率领着直属纵队，紧跟总部行动，在艰苦的行军中，还担负着总部的联络与安全。身上一件破单衣，被汗湿透了，又冻成硬邦邦的冰凌子，整个人就像在冰洞里。不但是杜义德，总部首长也都是这样。艰苦的程度，跟长征无异。

红五军先后攻占临泽、高台县城，红九军、红三十军进占临泽以南的沙河堡、倪家营子等地。

1月中旬，敌人倾全力攻打驻守高台的红五军。情况危急，西路军总部派出骑兵师增援，途中，骑兵师又遭受数倍的马家军骑兵阻拦，寡不敌众，兵马折损殆尽，跑回者无几。2月上旬，为了增强部队的机动性，西路军总部决定重新组建骑兵师，时任总部四局局长的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骑兵师师长。

这时，西路军还有13000余人，固守在临泽以南的倪家营子。马家军在倪家营子周围集结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大批民团，以七万余人之众，围攻西路军。杜义德率领骑兵师和总部的部分直属部队，固守北边的下营子。骑兵师虽名为“师”，其实只有四个连400余人马，战士大多数是从总部直属队精简下来的，加上一部分不能上阵的母马，滥竽充数。经过几天的骑术和战术训练，仓促上阵，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由于缺乏弹药，红军回到了“冷兵器”时代，以大刀、刺刀、长矛为主要武器，与敌人拼搏。

2月中旬的一天，骑兵师奉命从倪家营子趁夜突围，向东奔袭，调动敌人。人称“夜老虎”的杜义德，习惯了夜间行军打仗，他率领部队白天隐蔽、休息，夜间沿着祁连山脚行进。经过两昼夜急行军，到达永昌东南的东大河地区。杜义德考虑到以劣势对付敌人的优势，只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袭击敌人。想不到，马家军的耳目甚多，早就盯上了红军，他们一到东大河，敌军就围攻上来，把骑兵师逼进一个土围子。杜义德指挥部队凭借围墙抵抗敌人的进攻。马家军仗着人多势众，把土围子围得水泄不通，日夜轮番进攻。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巨。阵地前面，马家军尸横遍野；红军也遭到惨重的损失。陷入重围的骑兵成了步兵，坚守着阵地。杜义德在阵地前沿指挥作战，命令战士们沉住气，节省弹药，等敌人走近了再打。疯狂的马家军异常凶狠，抱着尸体当盾牌，愣是往前冲，等逼近红军阵地，才丢下尸体冲上来。杜义德也杀红了眼，当敌人进到二三十米的地方，才命令战士们迎击。师长一马当先，战士们也挥舞着战刀，奋勇杀敌。阵地上闪过一片刀光剑影，刀枪的撞击声和喊杀声、号叫声响成一片。从黎明到黄昏，英勇的红军战士，靠双手和敌人肉搏，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了红军的阵前。夜幕降临，在惨淡的月光下，远远望去，到处是敌人燃起的篝火。

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部队已经弹尽粮绝，人饿马饥。杜义德和政委刘庆南商议后，决定向总部发电请示。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立即复电，让杜义德率部突围。杜义德接到复电后，下令就地掩埋阵亡战友，挑了几批稍微强壮的马匹驮上伤员，趁着夜色突围。幸好，围攻的敌军经过连日作战，也很疲劳，使得这支骑兵部队的残部得以突围。四周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找不到向导。幸亏杜义德能在黑夜里辨别方向，他带领部队沿着祁连山麓行进。第二天夜晚，这支还勉强被称作骑兵的部队，回到了倪家营子。

这时，整个西路军已经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总指挥部决定突围，从梨园口进祁连山，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九军，负责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陈海松政委率领不到千把人的部队，抢占了梨园口的制高点小山峁。战斗打响了，总部和三十军刚到梨园口东侧，敌人骑兵就穿插过来，切断了九军的退路，并将他们分割包围。杜义德率骑兵师和三十军的一个营回援接应，想救出九军。他率先杀入敌阵，左冲右突，终究寡不敌众，陈海松和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这一仗之后，九军包括骑兵师仅剩300余人，已经溃不成军了。西路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至此归于失败。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祁连山中的石窝山上，由陈昌浩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这些身经百战的英雄，都忍不住掉下了泪水，会场上一片哽咽声。陈昌浩抹了一把眼泪，宣布总部的决定，把剩余的部队编成两个支队，以三十军的1000多人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到左翼山区打游击；以九军、骑兵师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李聚奎、杜义德率领，沿祁连山右翼打游击。回想兵强马壮的当年，杜义德和战友们痛苦地低下了头。左、右支队在夜色下默默地分开，各自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路途。

祁连山历险

王树声和杜义德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头。朱良才、李聚奎等断后。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埋头走路，无言无语。勉强跟着部队的伤病员在低声呻吟。疲劳、失败，折磨着每一个人。队伍在深山老林里高一脚、低一脚，走得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到后来，队伍前不顾后，后不接前，走到黎明，杜义德也已睡眼矇眬。这时，王树声骑在马上回头一看，大喝一声：“糟糕！”杜义德一怔，瞌睡也没了，顺着王树声的吆喝，回头一看，心里也叫苦不迭：队伍都不见了。眼前只有骑着马的20多个干部和通信员了。杜义德呆呆地望着这20余骑残兵败将。他心里明白，现在护送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安全回到党中央，已经是他的主要任务了。

晨曦微露，杜义德催促王树声快走。到了山顶上，王树声四面眺望，希望能看到后面的队伍走来，但看到的却是循着他们足迹追来的敌军骑兵。他们立刻带领大家策马下山，翻过又一座山头，甩掉了尾随而来的敌人。他们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夜晚，找到了一个避风的山洼，决定就在这里露宿。杜义德让战士们杀了一匹马，燃起篝火，烤马肉吃。大伙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得饥肠辘辘。他们吃完马肉后，又伸手在地上抓了几把雪，送进嘴里解渴。杜义德安排了岗哨，让大家就地打盹。打了一会儿盹，杜义德又催促大家继续赶路，免得被敌人的追兵发现。

第三天上午，敌人循着在冰雪上留下的马蹄印子，跟踪追来，王树声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队伍脱险了，掩护的战士却无一生还。王树声、杜义德率领剩余的十多个人，在祁连山里奔突，与追敌周旋，时而向东、时而向西。

一天黄昏，杜义德安排王树声在背风的地方休息，自己到宿营地周围看看，突然发现地上有几堆烧过不久的灰烬。他警觉地抓起一把，觉得还有余温，一扒拉，发现草木灰里还有零碎的纸屑，能辨出“李先念”的字样。杜义德赶紧报告王树声：“副总指挥，你看！”他们判断这是左支队的宿营地，灰烬的余温说明队伍离开这儿不会太远。杜义德说：“我们赶快去追赶左支队吧。”王树声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于是，他们赶紧起身向西追去。走了不过十多里路，果然遇上了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还有五六个警卫员，并不是左支队。

古浪战斗失利后，孙玉清被撤销军长职务，由王树声副总指挥兼任九军军长。两个光杆司令见面，相对无言。良久，孙玉清才告诉他们，半个月前，左支队已由李先念率领往新疆方向去了。熊厚发说：“孙军长生病，我的创伤复发，跟不上部队，只好留下打游击。”又问王树声：“副总指挥，你们右支队不是往东打游击吗，怎么也到了这里？”王树声一时语塞，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杜义德说：“右支队早就被敌人冲散了，不存在了。我们十几个人转来转去，又转到了这里。”王树声说：“既然已经追不上左支队了，不如我们两拨人合在一起行动吧。”王树声这么一说，孙玉清也同意，于是，两位军长、两位师长，带着十几个警卫员、通信员，组成了一个新的小分队，在祁连山中艰难地转悠着。

已经是春夏之交了，山坡上向阳面的积雪开始融化，气候转暖了。杜义德他们昼行夜宿，大树下、山洞里、被人遗弃的草棚子，都是他们的藏身之地。只是吃的东西很难找到。在山里偶然找到老百姓，能买点青稞炒面或小米充饥，就很好了。一天，他们走进一条深沟，发现有八九个土洞子。尽管宿营的时间早了些，但要再找到这样的宿营地是不容易的，不如早些休息。王树声、杜义德观察了地形，就把孙玉清、熊厚发等伤病员安排在比较安全的后沟，他和杜义德等住在前沟，以便警戒掩护。想不到一股敌人从山沟左侧的小路上来，闯进了后沟，突然出现在毫无准备的伤病员面前。杜义德、王树声刚刚和战士们卸下马鞍，准备宿营，就听到后沟响起了枪声，立即又备鞍上马。他们赶到后沟时，孙玉清一行已经不见了。这只是一小股敌人，连驮马还不足十骑，他们当即开火，打死一人和一匹驮马，其余敌人见势不妙，翻山逃跑了，但孙玉清、熊厚发等伤病员也走散了。

与孙玉清一行走散以后，杜义德提出掉头往东，选择适当的山口出山，再往北走，到陕北去找党中央去。王树声自然赞成这个想法。这时，他们一行只剩下11个人了。人少，行动起来目标也比较小，反而更灵活一些。又一天过去了，眼看天色将晚。杜义德刚打算让部队停下来宿营，突然，从林子里跑出二三十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女人。杜义德走近一看，原来是妇女团的战士，她们被敌人打散，流落到了森林里，饥寒交迫，被折磨得像野人一样。杜义德一阵心酸，拉着她们的手，却又不知说什么。(https://www.daowen.com)

正在这时，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枪声，敌人追来了。王树声说：“同志们，这里不能久留，赶快分散行动吧，挤在一起，谁也跑不了。”杜义德下令掩护副总指挥迅速撤退。才走不远，就听到一阵枪声。但枪声很快就停止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杜义德伸出大手，使劲地蒙住自己的脸，接着从指缝里流出几滴泪水。这是骑兵师长从来没有流过的伤心之泪。

杜义德一行护卫着副总指挥，继续前进。他们骑着瘦马翻山越岭，越来越感到鞍马劳顿，瘦弱的坐骑已经成了累赘，便把马都放野了。杜义德的心里很难过，作为骑兵师长，居然落到这种地步，感到很窝囊。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地继续行走。日落时分，遇到了一个牧羊人，在杜义德的请求下，牧羊人把他们带到悬崖下，从草丛里取出一根粗绳，让他们扯着绳爬到一块很大的石头岩上，钻进离地面有三四丈的石洞里。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休息，真是太好了。

睡了一夜，大伙更觉得肚子饿了。牧羊人又给他们弄了些吃的东西。很久没这么舒服了，身上也有了气力。杜义德又请牧羊人带路，但牧羊人要照看羊群，只带了约莫1里多，给杜义德指明了方向，就告辞了。杜义德一行来到一座陡峭的山崖，中间是一道河。时值春天，冰雪消融，河流湍急，水势猛涨，徒涉是不可能的。找来找去，只有一条连接两岸的活动绳索，挂着一只藤筐。杜义德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这样过河去。”王树声说：“咱们什么生死考验都经过了，总不能让这条河沟给拦住。”说着，先钻进筐里，滑向对岸。杜义德鼓励大家：“你们看，副总指挥都过去了，山再高，水再深，还不是在我们的脚底下，大胆过。”他使劲把藤筐拽过来，也滑了过去。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滑到了对岸。

1937年的端午节，他们终于越过了祁连山的最后一座山峰，走出了山口。从南山到北山，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带。杜义德要大家休息一会，准备天黑以后行动。这时，有一个负伤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杜义德和王树声商量，决定留下两人照顾伤员。天黑了，他们出发，这时只剩下8个人。杜义德手提驳壳枪，走在前头。一夜之间，他们从南山进到北山，大家喘了一口气。一夜行军，已经困乏不堪，饥肠辘辘。这是河西走廊北部边缘的一个荒凉的小山洼，他们发现有几座土灰色的帐篷。杜义德派人侦察，是牧民的帐篷。他们决定进去买些吃的，休息一会再走。

牧民给他们做饭吃，他们吃饱喝足，王树声拿出一个金戒指，给那牧民做饭钱。正准备出发，王树声觉得身上软软的，连腿都抬不动，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再走。他们以为已经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么一想，就放松了警惕，顿时觉得有了倦意。想不到那个贪心的牧民，见王树声掏出金戒指付饭钱，认为他准是一个“大官”，一定还有很多钱，不禁心生歹意。他趁着这些人在帐篷里睡觉的机会，悄悄溜出去，串通了附近放牧的牧民来打劫。矇眬中，杜义德听到外边有一阵嘈杂的声音，便警觉地坐起来，掏出了手枪。但是，已经晚了。有人在喊叫：“共产人，你们被包围了！”杜义德、王树声冲出帐篷一看，黑压压的一片，牧民们把帐篷团团围住了，约莫20来头高大的骆驼上架着枪，枪口对着这一群走投无路的红军，高声叫着：“放下枪，我们不杀你们。”杜义德掏出手枪，警卫员们也纷纷端起了枪，只等副总指挥下令了。

想不到，王树声大喝一声：“放下枪！不许动手。”杜义德吃惊地望着王树声，不知道副总指挥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杜义德高声抗命：“打！决不当俘虏！”因为活着不缴枪是红四方面军铁的纪律。战士们也不愿执行副总指挥这反常的命令，都是宁死不当俘虏。但是，他们也知道命令的威严，因此，只是举着枪，并不开火。 “你们再不放下枪，我们就开火啦！”黑糊糊的驼峰后，传过来一片带着血腥味的喊叫。杜义德急了，喊到：“副总指挥，下命令吧，我们不怕死！”

“放下枪。请同志们放下枪。”王树声不得不带头把枪撂下，用粗大的左手掌捂住痛苦的脸。杜义德气愤地说：“我们不能当俘虏！”战士们也嚷嚷起来：“我们死也不当俘虏！”千钧系于一发，情势不等人，血战就在眼前。王树声顾不得多说，对着杜义德和战士们就跪下了。 “同志们，我求求你们，先放下枪。”副总指挥下令放下武器，已经够反常的了。现在又来下跪，他们哪里担当得了，举起枪的手，纷纷垂了下来。杜义德赶紧扶起王树声说：“副总指挥，请起请起。我们也不能让土匪绑了去呀！”

王树声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不怕死。可他们不是马家军。他们若是敌人的话，早就开枪了，我们还能活命吗？我们要回到陕北去找党中央，不能为了保住身上这几个钱就死在这里。”他的话把杜义德和战友们说服了。杜义德和战士们不得不听从副总指挥的命令，痛苦地把枪扔在地上。这是他们当红军以来的第一次，有的人掩面哭泣了。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这一“跪”，其实是大智大勇，重如千钧。他的判断没有错，这是一伙打家劫舍之徒。身为副总指挥，他要对西路军负责，要为西路军保住仅剩的这点骨血，更要为这些党的好男儿们着想。

这些牧民走向放下武器的红军。他们从王树声的身上搜出了一小袋黄灿灿的金条、金戒指，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王树声反倒觉得坦然了，西路军右支队已经失败了，这些经费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只要能回到党中央的身边，讨饭也没关系。为首的牧民手捧金条，口中不禁“啧啧”称奇；再看看这几个衣衫破烂、面黄肌瘦的红军，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又还了几个金戒指给他们。王树声、杜义德带领警卫员们继续上路。他们不但要避免和马家军遭遇，还要留神各种歹人的算计。杜义德越来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下定决心，即使拼了命，洒尽一腔热血，也要把副总指挥安全护送到延安去。

回到延安

王树声、杜义德一行，在时隐时现的戈壁和沙漠中行进，偶然遇到一些小村落，就用身上仅有的几个金戒指去向老乡换些吃的东西。到后来，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只能乞讨。一天，王树声对杜义德说：“这一带没有山地树林的掩护，目标大了不好，不如再分头行动。”他想了想又说：“我和杜义德同志带两个通信员为一组，其他同志一组。”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八个患难与共的战友又兵分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往北。

杜义德等一行四人来到宁夏中卫地段，距黄河已经不远了。王树声决定再一分为二，这样，可以缩小过河的目标。经过商议，王树声带一个通信员从中卫南边渡河；杜义德带一个通信员从中卫以北过河。

杜义德二人当晚就摸到了黄河边，找到一个划羊皮筏子的老乡，把他们送过了黄河，不几天就到了镇原。那里已经是红军的地盘，援西军就驻在那里。援西军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接待了杜义德，说：“你们辛苦了。这都是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你要向中央揭发张国焘的罪行。”杜义德说：“我们把部队都打光了，一路讨饭回到这里。张国焘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先回到延安去吧。”

杜义德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找杜义德谈话，说：“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要他带头认识张国焘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不几天，王树声也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做出了说明。李富春再次找杜义德谈话，代表组织恢复了杜义德党员的关系，还说毛主席要见他。

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一进门，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下，让给他一支烟。杜义德见到毛主席这么和蔼、亲切，不由得想起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想起西征路上九死一生的经历，难过地说：“主席，西路军失败了，主力不存在了，右支队也跑散了⋯⋯”毛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打得好。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毛主席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毛主席又亲切地说：“我们还是老相识呢。懋功会师时，你就是徐向前的高参。我没说错吧。”

杜义德想不到毛主席竟知道自己。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一次会师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去红四方面军讲过话。那时，杜义德就见过毛主席。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缓慢地说：“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无论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你们南下以后，我就说过，迟早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杜义德向毛泽东简略地讲起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情况。他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啊。”

毛泽东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不是你们的责任。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他缓慢地说：“问题出在张国焘那里，中央正要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到毛儿盖后，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更是最大的污点。”杜义德说：“主席，现在好了。你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毛泽东说：“实际上，部分不离开中央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打仗，要远行。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杜义德说：“主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毛泽东欣慰地笑了。

毛泽东接着又说：“义德同志，你才二十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杜义德站起来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毛泽东笑了，他把大手一挥，很有气度地说：“仗是有得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杜义德只好说：“主席，听你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毛泽东温和地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时间吧。”几天后，杜义德就由毛主席介绍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当时，红军大学已经从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抗大，杜义德那握惯了枪的手，握起了生疏的纸和笔，把自己当作普通学员，抓紧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在抗大讲课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的斗争，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课后，杜义德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来抗大学习就是来改造自己的，对吗？”毛泽东笑着说：“你这样看是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主观能力。你有许多经验，经过学习、整理，上升到理论，你就更聪明了。这就是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而且，应当是越改造越聪明，越改造越能干。”杜义德会意地点了点头。杜义德庆幸在抗大得到毛主席的关心和循循善诱，心里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他说：“要不是抗大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的杜义德。”

杜义德成了抗大的模范学员，结业后，又听从组织的安排，愉快地留在抗大，先担任五大队一队队长，后来又到抗大一分校任支队长。这期间，局势果然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37年9月底东渡黄河，出师抗日。 1938年10月，抗大一分校从延安迁到太行山区办学。不久，杜义德也被派往一二九师，担任随营学校校长，开始了在刘邓首长指挥下的征战生涯。

录自郭伟成所著《百战将星——杜义德》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著所加。 《百战将星——杜义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杜义德历任的主要职务为：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三兵团副政委、政委，海军副政委、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