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将军在西路军的经历

徐贵祥

1936年10月，经过一番曲折，曾经一度分道扬镳的红军一、四方面军又在会宁会师了。

（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宁夏，为配合这一战役，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向西兰通道地区组成扇形运动防御，并派主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和迎接苏联老大哥的支援”。 11月上旬，中央军委又提出《作战新计划》，放弃进攻宁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和迎接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当然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口号，在红军队伍里，纷纷产生一些传说：苏联给了多少枪，给了多少炮，给了多少坦克，还有让人想起来都咽口水的黄油面包，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可是，有多远的路程，路上会遇到多少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是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动员会上，陈昌浩站在主席台前说得慷慨激昂，秦基伟等人在台下听得热血沸腾。“⋯⋯同志们啦，掰着指头算一算，马家军有多少人啦？再掰着指头数一数，我们有多少人啦，每个人带了多少子弹啦？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还剩多少子弹啦？”这段话实在精彩！这样一算，还挺鼓舞人呢。

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后，有三万多人，每人少说也有十发子弹，一发子弹消灭一个马家军，那不就消灭它几十万了吗？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加起来，也不够消灭呀！可以消灭它几次。问题是，能这样计算吗？ “简直是乱弹琴！”以后，在谈到这件事时，秦基伟将军满脸苦笑。

显然，当时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当然，不是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作为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尤其是作为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委员，他应该负的责任是主要的。主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把自己看得太高，把敌人看得太低，把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得过于简单。站在一个军人的角度去思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都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而在当时，这几个“知”都是一知半解。合而又分，是兵家大忌，孤军深入，更是兵家大忌，盲目轻敌，忌上加忌，三忌汇于一身，焉有不败之理？

首先是马家军打我们，开始跟它打运动战，打了不少好仗，消灭他不少。到后来就没法运动啦。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走，夜里也不停地走；而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儿就把我们追上了。西北的村子外面都有围墙，我们到一个地方，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在墙上凿射击孔，组织防御。我们紧张得要死，敌人在远处看着你。等你忙了一半，他枪就打来了。于是前功尽弃，又得拼命地跑。部队没水喝，没饭吃，给拖得精疲力竭。

这段话，是将军50年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说的。他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史办工作人员晚上登门，既做客，又采访。回首往事，他无限感慨。

过黄河时，我们每人只带了三四天口粮。后来往西去，沿途人烟稀少，缺粮少水。大军一过，风卷残云，地里找不到一片菜叶子。奔定远营去，要通过腾格里沙漠。一走起路，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是白的，像下了一层霜，无所谓路。解放后我到军事学院学习，学习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看这几个字眼，联想到我们西路军走的那路，可不是抽象的进一步退两步，在那软巴拉叽的沙地上，步子迈得很大，脚落下去就小了，又退回来了。

再一个问题是缺子弹，情况远远不像陈昌浩同志说的那样，一颗子弹就能消灭一个马家军，那种可能微乎其微。敌人是骑兵，运动速度快，不晓得多少子弹才能打中一个，打中了还不一定能打死，他负伤了还拿马刀砍你。马家军比国民党军要厉害得多，他那个少数民族是食肉民族，一个个剽悍强壮。加上长期的民族隔阂，历史的误会，对汉人偏见很大，甚至仇恨。本来就有仇，上面再有命令，那他打起来当然很起劲。

我们渡黄河时还是秋天，穿的都是单衣，到了河西走廊，就是冬天了。西北的冬天不比内地，温度要低得多，打仗时跑起来一身汗，隐蔽时停下来就是一身冰。环境实在太险恶了。首先是没有吃的，其次是没子弹，三是没有后方，又是孤军深入，无策应，无支援，真是寸步难行。

11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西路军迅速向西。九军占领了古浪城，几天之后，遭马家军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此役，使战局形势更加恶化。徐向前痛心疾首，提出要重新分析形势，可陈昌浩仍然头脑发热，振振有词地说：“马家军基本上被我军击溃了，形势大好，在永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具备的。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灭自己的威风。”

1936年12月12日，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爆发了。为了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共中央对此事马上做出反应，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1]。

西路军接到这个电报，欣喜异常，尤其是徐向前，他受命率领这支队伍西进，屡经征战，被马家军穷追不舍，由于供给、装备、兵力等方面的差距，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红军同马家军作战几乎到了没有还手之力的地步。战至如今，马家军穷追不舍，危机四伏。能往东走，不论是与主力会合，还是同张学良联系，都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因此，方面军总部当即回了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做好一切东进准备。

然而，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历史再一次戏弄了这支征衣褴褛的队伍。时间仅仅过了一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信息送达中共中央，情况有了变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又做了重新考虑，最后决定，为了抗日大局和全局战略，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12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已经满腔希望仰颈东向的西路军将士，咽下一口冰冷的唾沫，原地后转，继续西进。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冰雪覆盖的祁连山麓，在苍凉萧瑟的河西走廊，又开始了英勇而悲壮的征程。

（二）

1937年元旦，西路军红五军连克临泽、高台两城，就地筹粮休整。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一部进驻高台，政委黄超率两个团驻守临泽城外，方面军供给部、直属队等勤杂部队驻在临泽城内。方面军的意图是在这里创建甘北根据地。这里曾经是一片古老的战场，大漠落日映着金戈铁马，曾经有过历史的辉煌与豪壮。几百年几千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一部，又用步枪、大刀、长矛、石块，在这里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

红军占领高台、临泽等地，插进马家军腹地，使西北诸马为之震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急调重兵前来与红军决战。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红军部队，而以大部兵力进至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县城，发起猛烈进攻。董振堂军长动员所有人员上阵，激烈战斗了八天八夜，虽打退马家军的几十次进攻，但终因寡众悬殊，高台城在1月20日失守。

高台失守后，临泽顿失屏障，成了马家军进攻的首当要冲。1937年1月21日，马家军以五个多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与马家军数万之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守临泽城内的红军除了供给部、卫生部等机关、直属队外，主要的战斗力量居然只有一个警卫连。留在城内的最高指挥官是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大敌当前，郑义斋召开紧急会议，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和政治委员吴富莲，以及机关各处负责人、兵工厂厂长、医院院长、政委等人参加。蓬头垢面的红军干部们坐了满满一院子。郑义斋严肃地说：“总部主力正在转移，临泽城只剩下我们了，总部命令我们最少坚守三天，拖住敌人，掩护总部撤退，三天之后自行突围！”对于与会者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晴天响雷。除了一个警卫连，剩下的部队差不多都是妇弱病残，同十倍于己的马家军抗衡，能坚持三天吗？

郑义斋知道大家的担忧。他说：“同志们知道，我老郑打仗不大在行。我现在指定一名同志担任这次守城指挥。这位同志当过连长、团长、师长，打过不少硬仗，他就是秦基伟。从现在起，城内所有的部队都要服从他的指挥！包括我本人在内！”郑部长临阵封将，但愿他能指挥部队守住城池，并有能耐组织大家死里逃生。

“秦基伟！”郑义斋高声一喊。 “到！”秦基伟应声而起。 “我代表总部首长，任命你为临泽城守城总指挥！”郑义斋神色庄重，一字一顿地宣布道。 “是！”秦基伟也是一脸凛然浩气，郑重接受。正式任命完毕，郑义斋的嗓门低了下来，目光湿润地说：“秦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交给你了，供给部坛坛罐罐一大摊子，还有医院、妇女独立团，全交给你了！”秦基伟的眼眶也有些热。受命于危难之中，这是一种高度的信任。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共产党人为自己的主义奋斗终生！面对着几十号期待、信任的眼睛，秦基伟陡然感到自己的骨骼在咔喀作响，烈火燃烧着他的热血。他说：“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秦某殿后！”接下来，秦基伟把所有的人员，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编成班、排、连。以警卫连的两个排为主力，加上妇女独立团的部分兵力，分别把守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和几个要点，一个排由他本人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他还要求兵工厂赶制一批土炸弹——把炸药装在玻璃瓶和陶罐里，摔撞即能爆炸。临泽城不大，城墙基本上是坚固的，也很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就是戈壁滩。

这时马家军已经把小小的临泽城围得铁桶一般。黑马队、白马队、枣骝马队分别组成的骑兵队伍，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弋。开阔地里，马家军搭起了不少帐篷，入夜之后，又燃起许多篝火。那阵势，颇像古代的部落战争。

第二天拂晓，马家军的进攻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上就出现了几个豁口。攻城的敌兵很快搭上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守城红军奋起反击，把敌人的第一轮冲击打退了。马家军摸清了守城部队的底细，当第二轮冲击发起后，指挥官在城下扯起喉咙大喊：“弟兄们冲啊，城里都是女的，冲进城去，一人搂一个！先上者先挑！”还有人拍屁股大叫：“城里有共匪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鸦片，先攻上者多得！”

这几声叫喊不得了，攻城的敌军士兵顿时噢噢叫。有黄金有白银有鸦片，还有女人，那诱惑力太大了。马家军拼命地往上冲，红军拼命地往下打。秦基伟端着一挺机枪，向马家军猛扫。这是守城红军唯一的一挺机关枪，他打一阵换一个地方。这一仗，足足打了一个上午，马家军终于未能得手。

与临泽保卫战同时进行的，是城外的几股红军队伍。中午时分，一股红军部队杀出重围后，向临泽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马家军不知就里，唯恐遭到红军内外夹击，便丢下一堆尸体，连忙收兵。

夜里，秦基伟把白天战斗的情况向郑义斋做了报告。郑义斋很满意，说：“打得好，明天是关键的一天，要顶住，再没人增援，夜里就突围。”又说：“你不要老是抱着机关枪往前头冲。万一你阵亡了，临泽也就完了。”秦基伟咧嘴一笑：“怕死者死，不怕死者不死！打仗这玩意就这么回事，你胆子一硬，子弹就绕着你飞！”郑义斋板下脸说：“一派胡言！你要小心！你死了不要紧，丢了临泽城事大！”秦基伟立正回答：“郑部长放心，我秦基伟不是豆渣掺屁做的，突围之前，我死不掉！”(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天，战斗进入高潮，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战栗。马家军数次攻城没有得手，其指挥官恼羞成怒，组织了督战队跟在攻城部队屁股后面，用大刀、手枪赶着士兵向前冲。

秦基伟倒是不慌不忙。为了节省子弹，他要求部队近距离射击，并命令妇女独立团和兵工厂全部上阵，主要用大刀和石头打击敌人。战斗进入最紧张时刻，秦基伟指挥人员将土炸弹运上城头。他命令战士们停止射击，待敌人爬上云梯半腰时，他和几名战士拎着一串土炸弹，打向正在爬梯子的马家军，一打一个准，一炸一小堆。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看见敌人架云梯，等敌人靠近了，一齐出动，用椽子顶住云梯，发一声喊，同时掀翻。妇女独立团女兵们手中的石头和土炸弹也随之倾泻而下。

红军在临泽坚守了三天，攻城的马家军由猖狂到泄气。他们简直闹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里面多是勤杂人员，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居然攻不下来。秦基伟心里却很明白。“那当然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临泽保卫战，我们抱死战的决心，打死拉到，打不死就继续拼，那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打了几天之后，西路军总部来了指示，命令他们弃城突围。当天夜里，月黑风高，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三更时分，秦基伟登城瞭望，但见狂风呼啸，大雪漫卷，心中窃喜：天助我也！当即传下命令，把所有骡马的蹄子包上棉花，留下一个班在城内诈唬，弄出声响，迷惑敌人。大部队却像箭一样钻进苍茫的夜色中，一路疾进，待马家军发觉，已经进至南沙滩。秦基伟率一个班殿后，且战且退，与追敌周旋了一阵子，终于将其摆脱，赶到了倪家营子。

（三）

倪家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在此地发生过悲壮惨烈、空前绝后的血战而彪炳史册。

秦基伟等人突围赶到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在张掖西洞堡与敌人激战，歼灭了马步芳的一个宪兵团，缴获了一千多支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按说，此时应该乘胜东进，向河东策应部队靠拢，但是因为没有接到命令，总部主要领导人陈昌浩顾虑重重，不敢东进，突围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倪家营子。就在返回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又围攻上来，方圆十几里的黄沙地带马蹄声碎，烟尘蔽日。马家军的骑兵部队高举马刀，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袭向红军阵地。

总部眼看部队将被马家铁骑斩尽杀绝，终于下了决心，组织剩余的部队再次突围。突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喘气尚未均匀，大批马家军又蜂拥而至。近八千名红军被分割围困在三道柳沟里。敌军采用“狼驱羊群”的战术，轮番进攻。连续几日，金戈铁马，纵横奔突，硝烟弥漫，日月无光。红军在这里难以立足，再次突围。秦基伟是最后一批离开三道柳沟的。

部队突围出来，才到祁连山口，又有噩讯传来，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战死。天幕低垂，乌云翻滚，松涛怒嚎，血泪飘洒。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的最后时刻来到了。根据郑义斋指示，秦基伟把供给部机关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准备在梨园口摆开阵势再跟马家军拼上一场。阵势刚摆好，马家军便策马而来。秦基伟的“杂牌军”大多使用手枪，手枪打马，既打不准，也打不远，即使打中了，那马还是纵身向前。打了一阵，部队就全被敌人冲散了。

这时，整个西路军全垮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没有了建制，也没有了指挥员，真的成了散兵游勇。秦基伟一行人进到山口，正碰上李先念在收容队伍。秦基伟曾在红三十军当过一段时间的粮秣处长，认识李先念。李先念一见到秦基伟就喊：“秦基伟，总部首长都走了，所有人员归我指挥，你跟我进祁连山吧！”秦基伟问：“我们是单另走，还是跟你一起走？”李先念想了一下说：“你们先进吧，把同志们都找到一起，向东走。”就这一句话，决定了秦基伟的行动又多了一番曲折。

进山后没走多远，就遇上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长刘瑞龙等人，除了他们，还有一批伤员。人都是政工干部，再加上跟着一堆伤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正犯愁间，送上门来一个百战不死的秦基伟，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几个人一合计，由张琴秋出面，把秦基伟和红九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叫到一起。张琴秋说：“现在有二十几个伤员，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组织一支游击队，由秦基伟同志任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负责保护他们，设法摆脱敌人，回陕北去。”

秦基伟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这二十几个伤员中，有几个认识的，其中有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此人也是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另外还有几名团级干部，身上都缠着绷带。他心里不禁敲起了暗鼓，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个游击法？往哪里游，去击谁，能不能游得出去，全是未知数。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再苦再难，也不能丢下伤员不管啊。张琴秋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同意！”秦基伟说，转过头又问何柱成：“你呢？”何柱成看了看秦基伟，又看了看张琴秋，张了张嘴：“那好吧！”

进了祁连山，情况就更糟了，地上两尺多厚的积雪，树上三尺多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战斗时又跑又跳，根本不觉得冷，战斗一停下来，浑身就冻得发抖，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住了，再拿下来就得粘掉一层皮。深山老林里，根本见不着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又没有地图，更谈不上指北针，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秦基伟和何柱成领着三十多个缺胳膊少腿的“游击队员”，不仅空着肚子，还几乎光着膀子。在雪山里东游西荡，转了一个礼拜，转得骨头发软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找到了一点大米，连忙添水架火煮稀饭，想以此哄哄肚子。

不多一会，水就开了，雪白的米花随着沸腾的开水上下翻滚，米香弥漫了小屋。好香啊，好暖啊！连日来，他们又累又乏，又饿又冷，终于有了一间屋子，终于有了一锅稀饭，简直像是登上了天堂。大家眼巴巴地看着那锅热气直冒的稀饭。“稀饭好了，大家拿缸子来！”何柱成很高兴的准备给大家分稀饭。

突然，一丝轻微而异常的响声拨动了秦基伟的神经，他猛地起来，双枪早已擎在手中，快慢机大嘴张开。“老何，有情况！准备战斗！”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枪支子弹都上了膛。秦基伟说：“大家先不要动，我先出门探探，如果有情况，肯定被包围了，哪里敌人多我朝哪里打，我把敌人引开，老何你领着伤员从左山垭口撤出去。”说完，秦基伟手一挥，带上去几个人猫着腰走出门外。

门外一片漆黑。秦基伟几个人顺着石壁摸去，在一个石坎前停下来。他拣起一个石子扔了过去，没有回声。又拣起了一块稍大的石子扔过去，敌人的枪响了。事实证明，他的敏感是可靠的，潜伏哨显然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寺院已经被包围了。他迅速做出反应，向跟上来的几个人交代一番，兵分两路，一路做掩护，他带一路准备吸引敌人的火力。

枪声，给寺庙内的伤员带来了骚动。身负重伤的熊厚发侧耳听了听，对何柱成说：“老秦他们正在吸引敌人，我们得赶快撤！”何柱成看看一锅雪白的稀饭，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一跺脚，骂了句：“狗日的马家军，连口稀饭都不让吃！”飞起一脚，将锅踢翻，大刀一拔，喊了一声：“走！”二十几个人鱼贯离开了小屋。

山的南面，枪声如豆。好在夜黑路险，马家军的士兵也不敢贸然行动；而打游击对于秦基伟来说，则是如鱼得水。他们上蹿下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交替掩护，不仅使何柱成等人得以脱险，他们自己最后也撤出了包围圈。这一仗下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又被打散了，秦基伟的身边只剩了三个人。

（四）

秦基伟和他的三名游击队员在祁连山中与敌周旋了几天，冻饿交加。一天下午，他们走下山，寻着一户牧民，买了一只羊煮了，几个人尽情地饱餐一通。吃完羊肉，他们便围着那堆通红的干牛粪火塘，东倒西歪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委实太困太乏了，现在吃饱羊肉之后，他们唯一的需要就是睡觉。这一觉好香啊！第二天凌晨，他们几乎是被一阵喊声惊醒的。这几个红军好大的瞌睡，前来捕捉他们的马家军把枪从他们的怀里拽出来，他们还不知道。

秦基伟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几个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们的脑门。他心中骤然一紧：糟糕，当俘虏了！再一个意念袭过来：“当俘虏还行？拼他娘的！”于是，一个鹞子翻身，伸手夺枪，岂料双臂已被敌军士兵反扭过去，哪容得半点松动。既然动弹不得，无奈中只有破口大骂的份：“狗日的马家军，有种你砍了老子的头，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敌人理着绳子，捆绑了他们的手脚。

胜败乃兵家常事，生擒活俘也是交战双方经常遇到的事。生与死，都是无所谓的事，重要的是，如果死了，算不算“革命到底了”，最后一滴血是不是为革命而流？如果活着，会不会损害革命，怎样才能接上继续革命的茬？那一夜，他时昏时醒，想得好苦好苦。投身革命七八年了，脑子里装的全是“革命”二字，对于受过特殊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革命高于一切。

天亮了，看守送来一钵子青稞稀粥，他伸出舌头舔舔，他娘的，还有盐。喝完粥，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放风。天哪，那么多熟人，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有干部，有战士，有男的，有女的，有伤的，有残的。这一下，他激动了。他原以为就他们三个人不幸落入敌手，万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患难的战友。他心里顿时一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么多人，只要活着找机会逃出去，编一个营没问题。再说，长征开始的时候，上级就讲了，如果打散了，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红军就有这个能耐，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个火种，一个火种就能燃起一片燎原之火。

秦基伟在凉州坐了40多大牢，又被押送到兰州，交给中央军关押。这期间，原西路军总医院政委徐立清等人，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成员有卜盛光、徐立清、秦基伟、方强等人。支部的工作很明确，一是教育全体被俘的红军官兵，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叛徒，如果被敌人杀害，要喊口号，让群众听到红军的声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敌人杀了多少红军，待以后红军的队伍来了报仇；二是做好暴动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组织大家逃跑，能跑多少跑多少，跑出去后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然后向东寻找红军主力。

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在抗日的大局下起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在押的红军战俘具有意义。虽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根本愿望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政治犯们的待遇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红军也不是清一色的英雄好汉，也有懦夫。一个叛徒认出了秦基伟，对敌军军官说：“他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这一下，秦基伟的知名度大大地提高了。谁不知道徐向前呀？在徐向前手下当参谋，那是高参啦，可了不得。这之后，徐向前的高参被俘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敌人很重视这么一个大人物，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万一国共合作成功，徐向前要他的高参，好歹得有个交代。这以后，他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每天有了两大钵子青稞面盐巴粥。

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张文彬来兰州，看望狱中的同志，给大家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他告诉大家，已经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在押的红军官兵一律放出去参加抗日，目前正在办理手续，让大家耐心等待。但等了十多天还不见动静，那颗心就耐不住了，用秦基伟的话说——“那真是度日如年！”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有了动静。等到弄明真相，被俘的红军不是送往延安，而是要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秦基伟等人一分析，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毕竟是国共合作了，仇恨的目光共同地注视着猖狂侵略的日本鬼子，笼罩在国民党官兵尤其是下层士兵中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敌意，也明显地淡薄了，对押送的这批红军战俘，也没有那么戒备森严了。夜晚宿营，大家乘机跑了，终于回到了陕甘根据地。

录自徐贵祥所著《秦基伟上将》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因篇幅过长，收入本书时做了删减。《秦基伟上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秦基伟历任主要职务为太行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国防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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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委主席团12月24 日电，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