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
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
郝成铭
董振堂（1895—1937 ），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战死甘肃省高台县城，时年42岁。
（一）
董振堂出身农民家庭。由于家贫，13岁才入小学读书。 19岁入冀县中学求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校学习。 1919年底从预校毕业，分配到北洋军中服役。 1921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受训，1923年毕业，时年28岁，分配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任见习官。由于他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又能团结官兵，因而很快得到升迁，一年之内，即由见习官、排长提升为炮兵连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军阀曹锟的贿选政府，并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董振堂参加了这次政变，因功提升为营长，不久又升任团长。 1926年8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后回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于9月间举行“五原誓师”，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董振堂被任命为冯部第四军十二旅旅长。此后，他率部随冯玉祥进军西北，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军陕西，打退了围困西安的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了西安之围。
1927年5月，冯玉祥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战争，师出中原，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率部东出紫荆关，攻入敌军要害部位，消灭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旅，吴只身脱逃。他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功升任第二集团军三十六师师长。此后，又曾改任第十三师、第五师师长，率部移驻河南洛阳，并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3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率部参加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败蒋军；接着又参加豫东战役，冒雨驰援皖北毫州，经七昼夜激战，击退蒋军，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后来冯玉祥失败，所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集团军一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总参谋长。董振堂的第十三师改编为该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他被任命为旅长。 1931年春天，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当年7月进驻宁都县城。
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出身“杂牌”，改编后备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待遇很差，部队开到南昌后才第一次给官兵发饷，但仅发了三分之二，不但远远低于蒋系中央军，而且低于其他杂牌部队，因而引起广大官兵极大的不满。孙毅将军回忆说：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驻宁都以后，对南方的环境、气候不适应，部队中产生了几“怕”——怕下雨，怕生病，怕与红军打仗。兵饷本来就不足，再加各级军官层层克扣，士兵生活更加清苦，天天喝稀粥，吃卷心菜，许多人吃不饱，瘦得厉害，加之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许多人病死，一个团平均每天要死四五个人。进驻宁都不到三个月，城北面和城西面就埋了两三千个，新增加的坟头几大片，部队中产生了恐惧情绪。因而，人心浮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情绪日益严重[1]。
在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曾在冯玉祥部队进行过革命活动，董振堂受到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十分不满。现在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开到宁都打红军，他“一百个想不通”。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有红军撤退时留下的标语：“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过去打蒋介石，不知死了多少人，现在为什么又为他送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打红军不应该！”“欢迎二十六军的弟兄参加红军！”这些标语、口号，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向往红军的思想，也使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有一个连长，曾被红军俘虏，他把这个连长找来问红军那边的情况，连长说：“人家对被俘的人很好，没打没骂，跟人家吃一样的饭，愿意回来的就放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红军还给了两块大洋。”董振堂又问红军还讲过什么话？连长说：“红军说了，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人家红军对老百姓很和气，官兵平等。人家说，二十六路军要想活命，只有跟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这位连长说的话，对董振堂触动很大。
董振堂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找红军的事。一次，他对老部下苏进说：“部队现在情绪很坏，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我想找个人到那面（指苏区根据地）去了解了解情况。”苏进当即表示赞同，并说：“听人说刘伯坚在上海，何不派人去找他？”不几天，董振堂就以“养病”为名，带着参谋刘振亚到南昌找党组织，未果，又派刘振亚去上海找刘伯坚。其实，刘振亚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到刘伯坚，就回到宁都。
不久，中共中央派党员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和刘振亚取得联系，并在刘振亚、赵博生、董振堂的掩护下，站稳了脚跟，先后发展译电主任罗亚平、学兵连长李青云、执法队长王振铎、副连长王铭五、战士王幼平等入党，成立了地下特别支部。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于10月间又发展总参谋长赵博生、董旅参谋郭如岳等十多人入党。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又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党的地下支部的建立，使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华北地区处于危急，第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开赴华北，参加抗日，保卫家乡。但蒋介石不让该军离开“剿共”前线北上抗日。因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同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赵博生、董振堂等具有正义感的高层爱国军官同蒋集团的矛盾，更趋尖锐，他们纷纷向孙连仲申述北上抗日的理由，有的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一面向蒋介石致电请示，一面命令部队北上。当部队北开30余公里后，便受到中央军的阻拦，只得重回宁都。董振堂返回宁都后，非常愤慨，说：“我们不能参加抗日，何以面对华北父老。”“二十六路军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成了他当时昼思夜想的大问题。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红军；更由于他的两位贴身参谋刘振亚、郭如岳不断地向他“吹风”，他的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的入党，加快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董振堂是赵博生保定军校的同学，又都是河北同乡，彼此十分亲近。赵博生和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地分析研究过争取董振堂的工作。赵博生认为董振堂作风正派，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在官兵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对蒋集团贪腐作风及打内战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主张坚决抗日，不愿到江西来攻打红军。因此，赵博生认为争取董振堂参加起义是完全有可能的。董振堂任旅长的第七十三旅实力比较强，如能把董振堂争取过来，对起义的成功将起保证作用[2]。刘振亚、郭如岳更认为，董振堂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主张向他公开党的组织，并吸收他入党。
此后，赵博生多次找董振堂谈话，向他交了底：“二十六路军只有跟红军走，才有出路。”董振堂立刻说：“我们七十三旅听参谋长的，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不久，赵博生又把组织暴动的事告诉了他，他又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此后，他即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这样，董振堂就完全站到革命方面来了。
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蒋集团侦知，蒋介石便连电赵博生，要他立即将“共党分子”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逮捕惩处。赵博生与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袁血卒到苏区向红军领导人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同时加快准备工作，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的机会，举行起义。赵博生把董振堂当作起义的主要助手，并把他领导的第七十三旅当作起义的重要力量。赵博生多次找他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又多次到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
暴动的前几天，董振堂显得格外忙碌。他协助赵博生做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制定起义的详细方案。 12月11日，赵博生和李青云来到七十三旅旅部，和他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行动部署。 12月14日行动之前，赵博生又来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赵博生对大家说：“今晚要行动了，成功与失败，关系到二十六路军的前途，也关系到大家的命运。成功了，我们就把部队带到红军那边去；万一出了差错，要有秩序地撤出东门，白塔那边有红军接应。”董振堂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家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去做，一定能成功。”接着他给几个骨干布置了任务：“刘振亚带特务连扼守通往苏区的通道；李青云率学兵连一部负责城内与东门的警戒、巡逻；郭如岳带学兵连一部占领总指挥部和二十五师师部电台；高志中留旅部联络。”[3]
12月14日晚，总参谋长赵博生在总指挥部举行“宴会”，全路军团以上军官应邀赴宴。董振堂布置好岗哨、巡逻队伍、应急分队后，带着他的四个警卫员也来赴宴。酒过三巡后，赵博生宣布举行暴动，董振堂、季振同二位旅长当会带头响应，其他大部分旅长、团长也表示支持，只有两三人反对，被当场下了随身武器。这时，董振堂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返回部队，指挥部队行动起来，占领要点。当他得知进占第二十五师电台的部队受到抵抗时，立即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去攻打，经过十多分钟战斗，攻占了该电台。
12月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枪声停止，起义成功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宣布参加红军，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全部起义，无一人脱逃。董振堂对大家说：“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再不受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要到苏区去，与红军并肩战斗，打日本鬼子。”早饭后，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带着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向苏区根据地。
（二）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部队开赴中央苏区石城县的秋溪、龙岗一带整编。董振堂向军委派来的红军干部虚心学习，教育部队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纠正军阀主义，克服旧军队的恶习，大力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使这支部队很快成长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932年4月，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他的要求。入党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向政委何长工表示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还向何政委提出要把自己在旧军队中积蓄的一笔大洋全部交给党。毛泽东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给他捎话说：“不要全交，可寄一点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这点钱是我对党的一点心意！”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还把自己用的一条毛毯送给朱德总司令，这条毛毯就跟随朱总司令跨过千山万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36年12月，周恩来要赴西安谈判，解决“双十二”事变，朱总司令又转赠给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它回赠给朱老总。朱老总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了革命领导人诚挚友谊的象征和教育后人的珍贵文物[4]。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焕发出了高昂的革命士气。这时，红三军团攻打江西赣州，守敌约有万人，城防工事坚固，连续爆破三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参加攻打。这是红五军团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指战员们情绪很高，决心打好这一仗，接到命令后，积极进行准备，急行军奔赴战场。部队开到赣州城下，董振堂立即组织一批战士，用几个棺材装上炸药，同时炸掉了城楼和左右两面的碉堡。这次爆破威力很大，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把守点的敌军全部炸飞。这次攻城战斗显示了红五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但蒋集团急派兵增援，挽救危局。红军总部见攻城无望，遂放弃攻城计划，命令红三、五军团撤出战斗。
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在赣江以西作战。3月下旬，东路军入闽，在毛泽东率领下，直下龙岩、上杭，于4月15日到达漳州附近。毛泽东决定红一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红五军团为助攻部队。战斗开始不久，董振堂就主动指挥部队参加战斗。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有几发炮弹在董振堂的指挥部附近爆炸，飞扬的尘土落了他一身，有关同志建议把指挥所向后转移一下，被他断然拒绝。他说：“一将不动，全军稳定，指挥员一遇事就慌张，还怎么指挥打仗？”他冒着烟尘坚守原地，沉着指挥，一举攻占附近的几个军事要点，压制敌军火力，积极配合了主攻部队的作战。在战斗进行中，他发现打阻击的一支部队的阵地上发生激烈战斗，红军部队有些吃紧，便急调一个团上去，死死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漳州战役，红军攻占漳州、天宝、南靖等地，歼灭敌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类枪2300余支，子弹13万发，炮弹、炸弹5000余发，飞机两架，电台、电话机及其他物资一大批[5]。其中董振堂指挥的第十三军，即俘敌1000余人，胜利完成作战任务[6]。
1932年5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19个团向中央苏区南线压来。 6月底，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五军团向南集结，准备回击粤敌。此时，董振堂已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率部到达预定战区后，对敌情、地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打击敌人的战术及措施做了充分的准备。7月8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到粤北南雄县东北部之水口圩附近，击溃敌两个团，7月9日，由南雄北进之敌6个团进抵水口，董振堂组织了5000余人的大刀队，埋伏在距敌军阵地不远的地方。他和其他战士一样，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衬衣，准备出击。突击的冲锋号一响，他站起身来，大喊一声：“冲啊！”率领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入敌阵，手起刀落，一个个敌人倒在血泊中。战士们的大刀砍弯了，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依然拼杀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杀，歼敌三四千人，把粤敌的两个师基本上歼灭了[7]。水口大战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的部队，迫使其从中央苏区南线撤退。这一仗，红五军团的大刀队杀出了威风，自此，粤敌一听到与红五军团作战，就不寒而栗。
1932年8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乐安、宜黄战役。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战役命令，红五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首先歼灭驻守江西乐安县的敌第二十七师，接着转攻驻守宜黄之敌。三个军团密切配合，奋战一个星期，全歼敌第二十七师，俘敌约5000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迫击炮20余门、电台3部。
1932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坚持所谓“不停顿进攻”的“左”倾路线，命令红一方面军发起金溪、资溪战役。当时，红军占领黎川、建宁、秦宁、邵武等广大地区后，未及休整，也未做战役准备，就命红军发起新的战役，经过一个多月艰苦作战，击溃敌军5个师，占领了资溪、金溪两城。但敌军很快调集9个师的重兵，于1933年初向红军扑来。红一方面军以一、三军团为右纵队，以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在金溪以南之黄狮渡一带攻打敌军。这是红五军团打的又一次硬仗，在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副总指挥赵博生率领下与敌激战。战斗开始后，敌军照例先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接着发起冲击。红军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数次进攻均被打退。战至下午，红军弹药供应发生困难，董振堂遂组织大刀队楔入敌阵，一阵砍杀，打开了进攻的缺口，动摇了敌军的阵脚，有效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作战。此次战役，红军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击溃敌六个师，缴获枪4000余支，余敌退回抚州、南城等地。红军损失也大，伤亡千余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在长员庙阵地上。
此后，董振堂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指挥的红五军团，也越战越强，成为中央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之一。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32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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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是因为在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一直担负着全军的后卫任务。这时，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12100余人。中央派刘伯承来五军团任参谋长，协助董振堂完成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当时敌军紧紧追着红军的屁股打，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和全军安全转移的任务。那时，长征部队中普遍有这样的反映：只要红五军团打后卫，大家心里就踏实，把五军团誉为“铁流后卫”。
长征初期，由于红军领导者执行错误路线，采取了“大搬家”式的行军方针，总部机关、后勤系统携带的物资太多，连印刷机和制造武器弹药的大型机器设备均搬运随军，因而机构非常庞大，行动非常缓慢，一天只能前进十数里。参加转移的人员共有8. 6万余人，而总部机关即超过万人，非战斗人员特多。敌人发现红军转移，即调20多万兵力围追堵截，又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预设兵力，进行阻拦。为了保证中央纵队安全前进，军委三人团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左右两边护卫，红五军团在后面阻击敌军。这种甬道式的缓慢行军，给护卫部队的作战，特别是给打后卫的红五军团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
当时，敌军以重兵从多个方向压来，红五军团在占领的各个山头上坚守阵地，顽强拼搏，但敌军依仗兵力多、弹药充足的优势，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各个阵地上不断出现险情。董振堂和刘伯承一面向军委不断报告险情，一面派人督促行军队伍加快前进速度。但行军的队伍负荷太重，经常受阻，前进速度缓慢。为了阻敌攻击，保障后卫，红五军团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刘伯承回忆说：“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8]待突破三道封锁线后，红五军团伤亡即达2000余人。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进军。蒋介石集团为了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急命湖南军阀何健、广西军阀李宗仁，调集兵力前堵后追，并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广东军阀陈济棠等，也调兵配合作战。一时间，敌人在湘江两岸集聚兵力近30万人，以湘江为主线，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过江，红一、三军团根据军委三人团命令，占领了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等要点，打开大部队前进的道路，红五军团在后卫顽强阻击敌军。为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过江，红五军团在湘江以东地区顽强阻敌十多天，到12月1日，中央机关才渡过湘江，进入了西延地区。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董振堂接到军委渡江的电报，立即组织部队抢渡湘江。这时，战斗在全军最后面的第三十四师，立刻向湘江快速前进。但敌军前进速度也很快，红五军团机关和第十三师刚刚过江，敌军即穿插过来，把三十四师切割在江东。董振堂站在湘江以西的一座山头上瞭望江东，只见第三十四师和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刀光剑影，寒光闪闪，激烈的枪声不断传来。董振堂心如刀绞，但又无力援救，两行眼泪串珠似的流了下来。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行动。由此，红军改变了作战行动方针。董振堂积极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指挥红五军团继续担任全军后卫任务。红军在云南皎平渡强渡金沙江时，敌人有五个纵队从南面压过来，紧逼红军，军委命令红五军团要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敌军九昼夜，以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胜利北渡。董振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严肃地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本军团就是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阻敌任务。”他认真查看地形，精心部署兵力，指挥部队占领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并在夜间组织小分队出击。由于他的正确指挥，敌人的每次进攻都被红军打退，并丢下很多尸体。到第九天傍晚，他接到渡江的命令，便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撤退，渡江北进。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一带会师。为了迅速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互相配合，粉碎敌人阻拦，北入甘南。会后，根据毛尔盖会议的决定，五军团改称五军，同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从左路北上；一、三军及四军、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党中央直接率领，从右路北上。为时不久，张国焘即反对北上，迫令红五军随四方面军南下，并没收了电报密码，使红五军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董振堂十分不满，拒绝传达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广大指战员也非常愤慨，提出红五军“冲破张国焘阻拦，北上找党中央去！”要求董振堂表态，一时出现紧张气氛。
面对此种局面，董振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盲动，坚决制止蛮干行为。他多次和政委曾日三商量稳定部队的办法，避免事态扩大，并向朱总司令及时汇报了五军干部的情绪。朱总司令应邀到五军给干部们讲话，要求大家“不能扩大矛盾，要顾全大局，讲团结，要耐心等待。”“一、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是阶级弟兄，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总司令讲话后，他立即站起来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决不辜负党对我们的希望。”然后又转向大家说：“总司令的这些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只要同志们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是能够战胜的。”[9]会后，他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严格约束部队，为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张国焘分裂活动失败，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于是，董振堂又率领红五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于8月上旬进入甘肃南部。此后，红五军参加了岷洮西战役，在岷县、定西地区同国民党军队多次激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对部下视为手足。他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却时刻关心大家，宽慰大家。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是他经常向下级强调的一条原则。在长达两年的长征中，他经常向干部们讲：“要带兵，首先要爱兵，要把士兵的生活和疾苦放在心上。”特别是在川西北的一年多时间中，因为物资贫乏，部队经常吃不上饭，他每天都过问部队的伙食，一到宿营地，就找有关干部问：有没有粮食？部队能不能吃上饭？伤病号多不多？生活上怎么照顾？找不上粮食，就组织部队挖野菜、摘梨树叶充饥。不论多么艰苦，他都很乐观。他待人和气，方形脸上总挂着笑容，使人感到亲切。魏传统曾作诗赞扬他：“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敬仰，随身不离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作殿军，有勇且有方。”
（四）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作出了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 1936年10月底，董振堂奉命率领红五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与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旋因敌情变化而取消，西路军又担负起从河西走廊接通“国际路线”的艰巨任务。河西地区，是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地盘，西路军一进入河西，即遭到马家军阀优势兵力的围攻。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在山丹等地与敌军鏖战40余天。由于敌人凶悍顽强，又多系骑兵，来去急速，颇具战斗力，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虽然英勇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1936年底，西路军继续西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长途奔袭，于12月30日进占临泽县城（今蓼泉镇）。在临泽休息几小时后，他又遵照西路军总部的命令：留一部掩护西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第三十九团、第四十五团及骑兵团（辖四个连）、特务团（辖三个连）共2800余人，向高台进军，于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县城。部队入城后，他立即组织指战员，广泛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土豪恶霸，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组织全城军民加固城墙，修筑防御工事，积极准备抵抗敌人的进攻。
高台、临泽，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地带，南有祁连山，北有合黎山，黑河从城北流过，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咽喉地段，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红五军进占临泽、高台，引起敌人极大恐慌，马步芳急调2万余兵力，包围了高台县城。由于红五军仅有的一部电台被军政委黄超留在临泽，高台红军失去同西路军总部的电讯联系。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把城区划分为几个防区，部署兵力固守。从1月12日起，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和火力，接连不断地发起攻击。董振堂指挥红军同敌人拼杀，直到将敌人打退。这样的拼杀，一日之内就有好多次，有时甚至多达十余次。一到夜间，他又组织力量修补城墙缺口，泼水结冰，形成坚壁，以利来日再战。
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不利。他认为敌人兵力七八倍于自己，有后方支援，弹药充足，又多是骑兵，机动能力强。相反，红军没有后方支援，兵力少，伤亡一人少一人，弹药奇缺，子弹打掉一发少一发，如果继续坚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计率部突围，然后沿黑河向东转移，同驻守临泽的红军会合，再伺机破敌。主意已定，便命令骑兵团在北城墙挖了一个能并行两匹战马的大洞子，只留外面一层表皮，同时准备了干粮，送还了借用群众的东西，准备在夜间突围。正在这时，驻在临泽的黄超政委派人化装成老百姓，送来紧急信件，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董振堂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黄超的来信，提出了“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战斗口号，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他把机关工作人员和女战士都动员上城参战，保卫县城。红军战士前仆后继，在城墙上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元月15日，西关财神楼、东城门楼等制高点相继失守，城墙也被敌人轰击得残破不堪。红军战士仍然坚守在城墙上，毫不动摇。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砍、石头砸，有的伤员抱住爬上城头的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九天八夜，红军歼敌2000余人，高台城外，敌尸累累。战至19日上午，形势更加危急，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已经战死，外无援军，内无弹药。这时，董振堂集合所余红军指战员讲话：“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劳动人民一定能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
20日晨，敌人倾全力攻城，从几处破城而入。董振堂率领为数不多的红军战士，在城墙上向东北方向转移，计划突围。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身子一晃，便从城墙上摔到城外的墙脚下。接着，他的警卫员和几个战士也从城墙上滑下来。他看到这几个战友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你们赶快走，再延误就冲不出去了。”说完，就停止了呼吸。[10]
董振堂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坚定的党员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最勇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和赵博生领导的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在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率部英勇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指挥红五军在高台浴血奋战，牵制敌人大批兵力，积极配合了红九军、红三十军的作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听到他为革命捐躯的噩耗后，极为悲痛，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并用“路遥知马力”的话评价他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1937年12月9日，即宁都起义六周年前夕，毛泽东同在延安的原红五军团的同志聚会，纪念宁都起义及赵博生、董振堂同志，并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留念。解放以后，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纪念他为革命、为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夫人贾玉明，得到人民政府的关照，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他的儿子董光猛、董光祯、女儿董光芬，都成长为革命干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郝成铭，原任甘肃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志·军事志》主编，编著有《甘肃省军区沿革史》、《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民兵工作大事记》、《甘肃民兵英模人物志》，主编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等。
[1] 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2] 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5页。
[3] 高志中《怀念董振堂》 ，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63～164页。
[4] 参见高志忠《怀念董振堂》，载《回忆宁都起义》，第170页。
[5] 见杨成武《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载《人民日报》1992年4月19日第5版。
[6] 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73页。
[7] 参见《回忆宁都起义》174页。
[8] 见刘伯承《回顾长征》，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页～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出版。”
[9] 见谢良所著《铁流后卫》。
[10] 关于董振堂的牺牲，《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和《解放军将领传》第四卷载，董在高台最后的战斗中左腿负伤，行走不便，敌人围了上来，他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用最后一发子弹把自己打死，壮烈殉职。董振堂生前的勤务员林炳才，参加过高台战斗，在董军长突围的最后时刻，一直在他身边，目睹了董军长牺牲前后的情景。他在写的回忆录（见《星火燎原》丛刊1983年第6期）中说，董振堂军长是胸部中弹后从城墙上摔下来壮烈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