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失散与被俘同志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失散与被俘同志
朱永光
全力营救西路军失散与被俘同志，是西路军失败后党和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兰州红军联络处”设立的因由和其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早在1937年3月，周恩来为就近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就向张文彬等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兰州筹建“红军联络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前身）。此后，他又通过统战关系不断派人到兰州、河西和西宁了解情况、疏通关系。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铺垫，1937年5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朱良才等一行七人，来兰州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主要任务：一是查访陈昌浩的下落，二是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三是对流落和被俘人员展开全力营救。此后一个时期，乃至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正式成立（1937年8月）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营救工作一直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1年4月27日，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人员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在重访兰州“八办”时，就曾深情地回忆说：“当年，办事处虽然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但仅从河西和青海营救回来的西路军同志就有100多人，这里的每一间屋子都睡满了回来的西路军将士。营救工作是兰州办事处的一项主要任务。”
（一）把疏通上层关系作为打开营救局面的基础
西路军是为打通国际路线、策应河东红军、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做出重大牺牲的队伍，对西路军的营救是在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基本建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疏通上层关系、做好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工作，就成为打开营救工作局面的重要基础和开展营救工作的重要途径。办事处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出发，紧紧抓住统一战线、合作抗日这个“法宝”，把做好上层的工作放在显著位置。
作为地方军阀的马步芳、马步青，是既怕打不过红军而灭亡，又怕“剿红”时间拖久了会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派中央军来侵占他们的地盘，因而不顾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发展变化，即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发展趋势，仍然顽固地坚持其“反共”行径，继续进攻西路军。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二马”仍然坚持“反共”立场，视大局于不顾，对被俘红军采取高压手段进行迫害，反动气焰仍十分嚣张，致使营救工作很难开展。
国民党甘肃当局的情况也异常复杂。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对甘肃的军政官员走马换将非常频繁，先是由贺耀组接替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接着是朱绍良以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取代贺。尽管合作抗日已成“大势”，但一些顽固分子却把联共抗日视作权宜之举，认为统一战线不过是把过去的“剿共”改为时下的“防共”而已。因此，他们对“二马”迫害西路军战俘的行径视若无睹，对“八办”的营救工作敷衍应付。对此，彭加伦在1937年9月2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说：“当我们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同情者，贺耀组态度也不甚好，对我们极冷淡敷衍，并且歪道理很多。法西斯分子监视很严，各方面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处境非常困难。”一句话，营救工作极具难度。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办事处抓住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营救工作的突破口首先放在贺耀组等上层人士上。由于事先有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西安行营主任、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的谈判、交涉，即通过顾祝同做贺耀组的工作，让顾“去函介绍贺耀组”[1]，“介绍（张）文彬至青海释回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之人员”[2]。张文彬一行一到兰州，便千方百计对贺进行工作。对此，张文彬向中央的报告说：“昨见贺半小时，（贺）答允介绍与地方军警当局见面，以免误会和便（于）收容工作。对河西马家方面，暂不能急，任以彼令各县收容⋯⋯前月由西宁解来被俘同志五十余名，将由九十七师转其回籍。又，贺称：河西尚有三百多，三四天后可到，到后允我派人慰问。”[3]“青海来被俘男同志三百九，女同志九十九，昨起身来。据云，多连排干部，战士少，且告我，并有总兵工厂长与特务营长、师政委、特派员等各一⋯⋯青海尚有五营，平凉二营，甘州二营，凉州一团，马步青正严（审）问。干部还有被惨杀事，来前四天清出干部多名被杀。”[4]中央在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了“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慰问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中途失散”[5]。
为进一步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中央又派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到兰州做营救工作。谢觉哉和贺耀组是湖南同乡，两人同是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在湖南有过密切的合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是借谢、贺的历史因缘，来推进甘肃的统一战线，并以此展开对西路军流散与被俘人员的全面营救。谢觉哉在抵达兰州的当天（1937年7月29日），即与贺耀组等人进行晤谈，贺耀组当晚即举办宴会，为谢洗尘。此后，谢、贺更是多次长谈，据《谢觉哉日记》[6]记载，仅谢老到兰州的第一个月，即和贺耀组会晤、谈话、写信就有七次：
7月29日。下午一时乘欧亚飞机，四时抵兰。九时贺主席派郭顾问用车来接，谈至十一时，回宿南滩街54号。
7月30 日 晨起，写一谈话的节略致贺。
8月13日。午后七时，赴励志社省党部宴，会省党部委员贺耀组、邓宝珊、田昆山、马愚忱，饭后谈约二小时，对我们提议均无异议
8月16日。夜八时半，往会贺，谈至十二时才归。
8月20日。晨，致信贺。
8月21日 给贺（写）长信，后，贺表示对这些问题焦急，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因此，又给他（写）第二信。
8月27日。写信给贺
与此同时，对其他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也全面展开，见于《谢觉哉日记》的记载有：
7月30日。下午一时，到警署晤马志超局长。八时，到民政厅晤罗贡华厅长
8月2日。有孟国权、张期然来。孟系蒋云台旅长下的连长 蒋、孟均参加过渭南暴动，对抗日救国极热心，望和我们取得联系。张到过延安（十七师参观团），现在蒋处当秘书。午后三时，访田厅长炯锦不遇。四时，寿庵、高勉斋、周祥生来谈，谈至七时许，均表满意。八时，孟国权、张期然来，与彭谈至深夜，宿此。
8月12日。晚到杜汉三处，杜今日丧子，不便谈，归：
8月14日。午前往访韩副师长、黄监察、使署秘书，均不遇。
8月18日。会九十七师韩副师长。交涉要回干部五人。韩谈话似诚恳。会九十七师政训主任董仲虎。
8月27日。晤田厅长，未能罄所欲言也。
9月7 日。夜至马凤图家，马人很开明，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共合作问题，均有独到处。陈厅长来会，适与杜汉三往游五泉，不遇。晚至汉三处⋯⋯
9月14日。晨至罗人骥处谈。
9月21日。汤昭武来谈，他是来找邓宝珊的。
9月22日。上午李剑华来谈。夜往会邓，遇赵清正，谈约二时。
9月24日。下午会罗厅长不晤。会贺竹青，谈片刻。
9月26日。往会马步青不遇。
9月27日。下午会了马步青。马允派人去河西，收容时予以帮助。在剑华处会着王□□和王春田，王打算办晚报会王默安不遇。夜，万通轩来会。
正是靠着谢觉哉等同志的努力，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全面的发展，营救工作渐次深入，取得了显著成效。谢觉哉在1937年的日记中记述的就有以下几项：
8月2日：在河西尚有千余人，分布情形：工兵营约五百人修汽车路，一在老鸦峡口、杨家店二百多人；一在永登县三百多人。待遇很坏，晨三时起床，每天两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民接近，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二百多，在工厂、医院做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官长家当勤务。歌舞团二，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三十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各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取。
8月19 日：高、蔡来信说，甘州已有我党临时支部，内有女的王定国、徐世淑，已在医院
9 月3 日：九十七师送来干部二人：一医生陈凤祥，一秘书何兰阶。据称：九十七师尚有八个干部：王贵荣，地方工作部长，现在五七七团二营五连；邵烈坤，八十九师师长，现在五七七团三营；李春仙，组织科长，现在五七七团二营；周子章，指导员，现在五七七团一营一连；周士杰，医务主任，现在五七八团当看护兵；严四海，八十九师科长，现在五七七团特务连当兵。向九十七师去要。
9月13 日：省府送来由青海归来之工人男妇十五名 接九七师信，说伊处只有红军士兵二十余人，已全部送西安。
同日又记：据何兰阶、陈凤祥说：五八二团新兵队一百二十四人，内只十一人不是红军，已补充到各连。又该团“感化”队有三十多人，全是红军。其他单位的有：五七七团一营一连九人，二连十人，三连六人，二、三营也各有二十多人。五七八团也有，直属队也有 总计有四五百人。当缄贺请转达，先把干部要回
9月14 日：蔡自甘回，云张掖押的八人，已被青马提去，当请贺去电营救。八人姓名：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电毛，请以朱、彭名电青马，并公开派人去收容。同蔡来的伍心政，做过政委、总支书。(https://www.daowen.com)
9 月17 日：马步芳复贺电称，不知有魏传统、萧某人，电韩起功查，大概还未解到，即写一信给韩，要蔡光波明日赴甘。
9月21日：致信贺，请 对马绍武说，归还俘虏事
9月22 日：从青海来六人：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长）、刘瑞龙（政宣部长）、惠子明（油印科长）、李孔发（五军管科员）。由凉州来的：马良俊（回民司令）、石建武（战斗员）、李安保（科员）、徐明山（骑兵团长）、曾广澜（妇女团指导员）、蔡萍迹（小女）、祁骏山（战斗员）。青海的八人来了四个，扣留四个。函省府再去电（要）。
9月26日：刘瑞龙、马良骏、吴建初等十五人今回陕。
10月8日：今天到四人：李传珠（卫生部政治主任，自甘来）、寇惠民（师参谋长，自甘来）、高本一（三十军传令班长），自凉州来，带有郭锡山信。
可见，通过做好上层工作进行营救，是最佳工作方法，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在张掖进行营救
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办事处开展营救的切入点，那么，需关注的就不单是地方当局的人士，也包括更多的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山丹老中医但复三，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商人刘芳，民乐县区长孙振铎，安西县宗教人士郭元亨等一批进步人士，而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则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一个为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献出生命的英雄。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襄城县东高庄人。是当时甘肃颇有名望的医生和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在甘肃河西一带行医传教，后一度曾在冯玉祥将军手下当过伤兵医院院长。高金城富有正义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非常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救国主张。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正需要一位进步人士到张掖去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经共产党地下党员吴波介绍，高金城可担当此任，并同高进行了接洽，高金城慨然应允。 1937年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在兰州五泉山同高金城会面，正式请高赴张掖营救被俘红军，高金城愉快地接受了此项重任。他们还商谈了开展营救工作的具体办法，商定：（1）高金城在张掖重新开办福音堂医院，以此作掩护，开展营救工作；（2）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人员蔡光波随高金城一同赴张掖进行营救；（3）由高金城夫人牟玉光女士在兰州开设助产所，作为被营救人员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周转站和联络点。经过详细计划和周密安排，8月7日，高金城以“甘肃省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抵达张掖，从此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开始了收容西路军伤病员、营救西路军被俘和流落失散人员及查访陈昌浩下落的工作。
张掖是马步芳部旅长韩起功盘踞之地，是西路军被俘人员的主要关押地之一，也是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域。此时，尽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战，但这里的政治环境还是异常险恶。“二马”的代理人韩起功极端仇视共产党，在与红军战斗结束后，还在纠集人马四处搜捕和杀害失散的红军战士，野蛮残暴凶狠毒辣无以复加。
高金城置生死于度外，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营救红军。他通过治病、请客、赴宴的机会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开展营救工作。首先，他与刘德胜、蔡子良、邱均品等西路军被俘干部组建的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并以医院需要护士为由，把被俘西路军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要到福音堂医院当护士，加强营救班子力量。接着，他又派医务人员去监狱给关押的被俘人员看病，与刘瑞龙、魏传统等人组建的狱中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了张掖监狱关押的八位西路军干部和一些相关人员的情况，及时写密信报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由于高金城的努力和福音堂医院这个营救基地，很快收容了一批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医院的20多张病床，经常住满了红军伤病员。高金城一面给他们治病，一面向他们转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关怀。治愈后，发给路费，送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有许多西路军失散人员隐蔽在乡下，不知道外面的消息，加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下落不明，高金城即分派王定国、张明新、陈大伟等，带了100多张写有“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条子，前往张掖南山及民乐、山丹等地的农村，以治病为名，进行秘密的查访，散发纸条。这样，不仅了解到陈昌浩已在当地群众掩护下离开河西的消息，还找到了丁世芳、吴建初、李学如、周强、刘克先、彭永新、胡嘉宾等许多红军干部。
高金城四处奔走，先后营救出200多名西路军被俘和流散人员。他的营救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旅长韩起功奉马步芳之命，于1938年2月2日将高金城秘密杀害。高金城被杀害后，他的夫人牟玉光仍然不顾危险，将女红军杨淑兰、王志英、钟成秀（钟一平）等人营救回兰州。
（三）积极配合各方面成批营救被俘人员
成批营救红军被俘人员是办事处做的一项主要工作。自1937年5月“兰州红军联络处”筹建时期，到1938年9月谢觉哉离开兰州，在党中央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成批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指战员有4000人之多。
第一批是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要将兰州拱星墩集中营“感化总队”关押的1300余名被俘红军，押往西安，再转送郑州等地补充国民党军队。兰州红军联络处及时向延安报告了情况，当这批被俘红军东行至平凉四十里铺时，在援西军接应下，约有1000名红军将士成功地回到镇原援西军招待所和红一军团所在地正宁县，剩下的300余人，虽被押到西安，但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营救下，也回到了云阳红军总部。
第二批也是1937年5月间，关押在武威的24名被俘红军干部，被马步青骑五师准备押送至汉口“感化院”，兰州红军联络处及时向红军总部和西安红军联络处报告了情况。这些同志到西安后被关押在皇城。西安红军联络处立即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将他们营救回延安。
第三批是1937年10月，500多名被俘西路军将士被国民党九十七师编入连队，要开往郑州补充中央军部队。由于此前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有针对性的做了工作，因此，他们在途经平凉、彬县、永寿时，大部分人员逃脱，回到镇原、庆阳等地的八路军部队。
第四批是1937年11月，马步芳将西路军被俘人员编成的“新兵团”1500余人，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途经兰州时，谢觉哉与贺耀组交涉放人，国民党当局不许。谢觉哉立即电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营救。在各方努力下，这批红军被俘人员终于移交云阳八路军总部，补充了八路军部队。
第五批是1938年5月，马步芳将编入青海新二军补充团的近2000名被俘红军，以青海所征新兵名义，送交第一战区补充国民党部队。谢觉哉得知后，一方面与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团被俘红军拨交八路军部队，一方面电报中央设法营救。经多方面工作，这批被俘人员由八路军三原留守处接收，转补八路军部队。
（四）直接收容流散人员
西路军失败后，有不少人员流散，有的辗转来到兰州，沿街乞讨度日；有的已在群众掩护下定居下来，其中有些人因受敌人的摧残隐姓埋名，不敢承认是红军。因此，收容难度极大。
尽管如此，兰州办事处经常派出工作人员，在街头调查访问，进行收容。这些同志一般是衣服褴褛，面容憔悴，办事处先给他们沐浴理发，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尽力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并做好他们的归队工作。他们中有些是伤残人员，要求回家，办事处就设法解决路费，让他们回家。这些工作，从筹建红军联络处开始，一直延续到1940年，先后收容300多人，绝大部分送延安归队了。[7]
多年后，原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回忆说：
那时，我们确实很困难，很难将所有的同志都收容归队，特别是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将他们集中送回解放区，只得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了少数干部。通过交涉，向国民党八战区要了一些钱，分发给其余的伤残战士，动员他们各自回原籍。他们中许多人都服从组织决定，陆续回到了家乡，但也有少数同志因为伤残难以行动或别的原因，未能回乡，还有更多的同志由于身陷敌手，或因僻远的农牧区，一直流落在甘、青等地，过了几十年悲惨艰难的生活。当时我们确实无力解除这些同志的痛苦，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想起此事，心中还感到深深不安。[8]
尽管当时形势险恶，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西安“八办”的配合下，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克服了巨大困难，千方百计，先后营救回4700多名西路军将士。
作者朱永光，现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兰州红西路军研究会会长。
[1] 见《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 年出版。
[2] 见《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见《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8页。
[4] 见《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400页。
[5] 见《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9页。
[6]《谢觉哉日记》是谢觉哉在兰州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真实记录，收入《谢老在兰州》一书中，共十万余字。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7] 见秦生、高兴国所著《红西路军纪事》第279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出版。
[8] 见伍修权所著《往事沧桑》第293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