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的陈昌浩
西路军失败后的陈昌浩
何立波
兵败河西走廊，无疑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陈昌浩的后半生主要在中央编译局，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作为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与自己曾经支持过的王明相比，陈昌浩没有像王明那样，在苏联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与自己的老上级张国焘相比，陈昌浩是忠于党的，没有像张国焘那样叛党，投入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徐向前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评价陈昌浩时说：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1]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经张国焘提名，党中央决定陈昌浩与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位高级干部周纯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 1937年3月14 日，在石窝会议上，陈昌浩提出他和徐向前离开西路军，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其余的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并寻机向新疆突围。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 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也是两人在大马营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到武汉不几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办了一桌酒席，邀请亲友一聚。陈昌浩的母亲吴氏见到分别已久的儿子，不禁悲喜交加。陈昌浩的结发妻子刘秀珍则是泪流满面，一时间默默无语。
见过亲人，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8月的一天，在路过延安以南的洛川时，陈昌浩见到了在此参加洛川会议的老战友徐向前。能在这里邂逅相遇，陈昌浩激动不已。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描述这次相遇：
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治病。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信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2]
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与马列学院的教员。从1937年春开始，党内、军内发起批判张国焘的运动，陈昌浩也参加了对张国焘的批判。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使陈昌浩深为震惊。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老上级，竟会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可耻的叛徒。
但此时更困扰陈昌浩的，是自己日益严重的胃溃疡。这是在长征途中染上的病，每次发作起来都很凶。不久，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疗伤。正巧，飞机上还有一些空座位，陈昌浩便向中央请示，请求批准自己到苏联去治病。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陈昌浩离开延安时，还带走了自己的小儿子陈洋生，让他在苏联学习。
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随周恩来等人飞抵兰州，然后抵达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稍事逗留之后，他们转乘苏联飞机直达莫斯科。从此，陈昌浩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他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后住进共产国际的疗养院治疗。12岁的陈洋生先在莫斯科近郊的第三国际儿童院，不久转到第一国际儿童院，与300多位中共高级干部及烈士的子女在一起学习生活。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苏联转入了卫国战争。共产国际疗养院被紧急解散，陈昌浩被作为外国侨民向东方疏散。最后，陈昌浩流落在中亚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厂去做苦力。由于战时粮食紧张，每天只有几片黑面包和一丁点胡萝卜、土豆汤。没有医生和药物，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在采石场劳动期间，鉴于祖国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陈昌浩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陈昌浩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写了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信都没有回音。陈昌浩为此非常苦闷。 1942年冬天的一天，突然从莫斯科传来了征调令。这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公函，聘用陈昌浩为翻译，并要求他立即上任。陈昌浩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此时还关心着在苏联的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中共党员的状况。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离开了动荡不安的战争生活，从此开始翻译工作。
在这段日子里，陈昌浩除了参加出版社内的中共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很少和中国人接触，专心从事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先后在苏联出版，还在中国国内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这些译著有《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等。他翻译的《列宁文集》（两卷集），作为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必读本也发行到中国。他翻译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在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均多次发行。除了翻译马列著作，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了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该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此，陈昌浩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
面对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陈昌浩泪流满面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信。直到张琴秋来到莫斯科参加国际活动，陈昌浩才详细地了解到国内的情况。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去看望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 1951年初，陈洋生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北京车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的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张琴秋、苏井观在内，在徐向前的寓所相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荡漾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昔日在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时，陈昌浩是张国焘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叱咤风云。但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昔日丢在祁连山里的前妻、现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妇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妻子格兰娜与陈昌浩分居，家里变得冷冷清清。到了1962年，陈昌浩十分思念家乡，老母亲1937年在武汉与自己匆匆见过一面，后在奔赴延安寻找陈昌浩的途中，病逝于四川万县的荒山野岭。陈昌浩为此十分内疚。
1962年春天的一天，陈昌浩在景山晨练时恰巧遇到了庐山会议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张闻天，就与张闻天聊了起来。张闻天问陈昌浩：“准备到哪里休假？”陈昌浩说：“都劝我到湖北疗养，我正犹豫不决呢。”张闻天不解地问陈昌浩：“你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真是想不到！”陈昌浩自我解嘲地说：“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嘛！我这也是在改造。”(https://www.daowen.com)
1962年的政治气氛与1959年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缓和，张闻天认为陈昌浩的顾虑是多余的，于是劝陈昌浩道：“有什么可顾虑的？陈昌浩还不是个陈昌浩吗！就像我张闻天，还不是个张闻天吗！有什么可以躲躲闪闪的，把你昔日的刚劲拿出来。”陈昌浩还是有所顾忌：“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在湖北工作的很多，我曾是‘待罪’之身，去了湖北，他们不好办，我也不好办。何况亲朋故旧很多，我受人厚爱，却无法回报。”
张闻天力促陈昌浩湖北之行。在张闻天劝说下，陈昌浩最后决定回一趟湖北。 1962年5月，在最好的季节里，陈昌浩来到武汉，住进了翠柳宾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他作了最妥善的安排。最令陈昌浩高兴的是，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重新聚会了。在座谈会上，陈昌浩站在讲台上，抱拳到额头，并弯腰向小礼堂的每个角落拱手注目：“同志们，我陈昌浩在这儿向你们敬礼！首先向你们作检讨，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工作中，我犯了不少错误。这是由于自己常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弄得自己飘飘然，因而犯了许多错误，使党的工作受了损失。由于我的错误，也让你们受苦了。由于我在路线上的错误，给许多同志添了许多麻烦，我对不起死者，也对不起大家！”
说到这里，陈昌浩的声音嘶哑了，两行热泪不禁长流。然后他强忍悲哀，打起精神说：“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才让我们再次相见，让我们在下半辈子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吧！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听到陈昌浩的话，一些老将军感动了。他们曾经身临绝境，苦战河西走廊。他们难过得哭了，因为他们的总政委把过错全部包揽了。“可你也吃了大亏呀！你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度过了那难忘的150天吗？”
汉阳县委请陈昌浩作报告，他无法拒绝。全县区委以上的干部聚在县大礼堂听他讲话，渴望从红军的战斗历程里汲取革命的经验。陈昌浩讲了“红军飞兵战黄安”、“苏家埠活捉厉式鼎”、“红军漫川关遇险”、“过秦岭横扫双枪兵”等故事。他不谈长征途中的路线斗争，不谈河西走廊，最后他诚挚地向听众说：“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早已没有我陈昌浩了，党让我学习，让我改正错误，继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汉阳县委为陈昌浩的生活作了精心的安排，但他坚决谢绝一切奢侈破费，点名要吃当地农村的特产“虾杂粉”。招待所的厨师们茫然不知“虾杂粉”为何物。招待所所长的妻子年前从农村带了一小坛来，一直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那是小虾和米粉腌制而成的，是农村群众的一种家常菜。“虾杂粉”端上席，陈昌浩高兴地说：“几十年甜酸苦辣我都尝到，就羡家乡的这种鲜香的风味。”
在汉阳县招待所里，陈昌浩和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万流一住在一个房间。万流一兴趣广泛，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无不有所涉猎，加之他和陈昌浩在青年时期就相识，两人无话不谈。几十年后，阅尽人世沧桑，两人再度重逢，自然分外高兴。万流一直言相问：“回国后怎样？心情舒畅吗？关系相处得怎样？”陈昌浩知道万流一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乡以来，亲朋告诉了他许多闻所未闻的闲言碎语，沁透着人们对他的爱和忧虑。 1938年张国焘在武汉叛党后，对陈昌浩的谣言顿时蜂起，而且愈演愈烈，越传越玄。
陈昌浩诚恳地对万流一说：“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摒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这真正搞我的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陈昌浩的神色黯然，声音低沉，不安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然后颓然地坐下来，抽着烟，仰头自言自语：“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那些流散在茫茫戈壁，祁连山下的男女战士，犹如万箭穿心⋯⋯”万流一安抚他，想让他平静下来。无论怎样安抚，陈昌浩一直默默无语。
陈昌浩在武汉休养了半年。有一天，武汉市市长宋侃夫派车子把刘秀珍和她的孙子一起接到翠柳宾馆。整整24年，历尽劫难后的重逢，说不完的往事变幻，道不尽的悲欢离合，两人不禁相对而泣，热泪纵横。对于刘秀珍，陈昌浩充满了歉意、感激和钦佩。陈昌浩反复说：“苦了你啦！你去延安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莫斯科，千斤的担子让你一个挑了。”刘秀珍一听此言，悲从中来，一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你也并不轻松，受了那么多的罪，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相隔在两个世界，我也照顾不了你呀！”陈昌浩见她毫无怨言，不禁一阵心酸：“感谢你把两个孩子带大了，现在又都成了才，我没有尽到为父之责。”
许多人找到宾馆来叙旧，来请教，来求援。陈昌浩仍然书生意气，更不习惯于家乡人的这种做法。刘秀珍劝道：“家乡是你出生之地，不能撂开不管。”陈昌浩显得手足无措，对刘秀珍说：“你看，他们提的问题不少，水利设施，发电设备，还有农业机械，我都不太懂行呀！”刘秀珍说：“你安心休养好啦！让我来把家乡人的要求转给有关单位，我亲自去找他们。我也是汉阳人，我代表汉阳人民去求他们解决。省、市许多领导都认得我，我不抬你的大名，好吧！”说得陈昌浩哈哈大笑起来。
陈昌浩在家乡呆了半年多，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长期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回到了北京。
“文革”中蒙冤自杀，一生终获哀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挨整冤死，像陈昌浩这样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就更是在劫难逃。毛泽东原谅了陈昌浩，西路军的老战士原谅了陈昌浩，但“红卫兵”却揪住他不放。说来也奇怪，陈昌浩在“文革”中受冲击竟是从湖北家乡开始的。
1967年7月20日，武汉地区发生了所谓“七二〇事件”。武汉一派群众组织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压制他们，把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文革”初期的“红人”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事后，这件事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由此被打倒。“七二〇事件”迅速波及北京与全国。这些对历史真相一无所知的“革命”少年，在别人的指使下，掀起历史旧案，清算起陈昌浩的历史老账。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又被投进了监狱。 “造反派”审问道：“你要不是苏修特务，怎么会嫁给陈昌浩呢！”这位既爱着苏联也热爱着丈夫祖国的女人，受到了莫大的诬陷。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看见母亲被冤，痛哭失声，流落街头。柏生、洋生也被逼得四处奔逃。
“红卫兵”、“造反派”们还揪住了陈昌浩最为疼痛的神经：“你一贯反对毛主席，你在长征路上就企图谋害毛主席！”“你西渡黄河就是为了建立独立王国！”⋯⋯一群身着绿军装的“革命”青年冲进屋来，他们戴着红袖章，手持红语录本，冲着陈昌浩怒吼：“跪下！跪下！向毛主席请罪！”这种侮辱，深深地刺伤了陈昌浩的自尊心，他使劲挣脱被抓住的双臂，竭尽全力大喊道：“我没有谋害毛主席！”
陈昌浩依旧倔强地挺立着。但是立即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顷刻间许多只年轻的、肆无忌惮的拳脚朝他衰弱的身子袭来，逃避、招架、掩护都没有用。曾经统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强敌为之披靡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竟不能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当晚，他估计自己的结局不会比彭德怀好。绝望之极的陈昌浩，从床头柜上摸起许多片安眠药，一片一片地吞了下去。就这样，陈昌浩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追悼会，李先念、王震、陈慕华和他生前友好和群众代表500余人，都赶来中直机关大礼堂参加。
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录自《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节。
[1]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2]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