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在青海蒙难战士斗争概述

青海省民政厅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组

1936年10月，中共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于甘肃会宁实现会师后，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九军、三十军立即奉命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开始了出征甘肃河西的异常艰苦的战斗历程。

西路军面对的主要敌人是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两兄弟。马步芳当时任青海省代主席兼新编第二军军长及所属一百师师长，其兄马步青任骑兵第五师师长，所部驻甘肃河西。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正规军共三万余人，还有甘、青民团约七万人。

红军渡河之前，蒋介石命令马步青所部阻止红军渡河西进；红军渡河之后，蒋介石又急令马步芳调集所部从青海赶往增援，并于11月初被任命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骑五师和青海、甘肃民团。马步芳部在蒋介石迭次电令之下，倾巢而出，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向红西路军疯狂追堵。红西路军这支从南方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在敌军疯狂阻击、给养十分困难的劣势下，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浴血苦战，先后在一条山、古浪、永昌、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梨园口等地，与敌鏖战四个多月，给剽悍凶残的马步芳、马步青军队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惨遭失败。 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决定，将余部分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和张荣率领两个支队向东游击，突围中大部分牺牲；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一个支队向西行动，深入祁连山区，向新疆挺进，经40多天行军、战斗，摆脱了敌军尾追，于四月底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党中央所派代表陈云、滕代远的亲自接应，从而结束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

毛泽东曾说：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播种机、宣传队，他们在广阔的西北高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革命影响。他们战风雪，斗强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

（一）人间罕见的残酷暴行

马步芳在河西反共战役中，先后将约6000战俘，包括军、师、团级指挥员19人，女战士400多人，分批押来青海。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张掖经民乐、祁连、门源、大通到西宁的；少数是从武威经永登、民和、乐都到西宁的。马步芳对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指使所部用十几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

从河西押往西宁，途经祁连山深山峡谷和海拔三四千米荒无人烟的高原，又值严冬季节，风雪弥漫，寒气袭人。被俘战士大部分是伤病员，他们身着破烂单衣，赤足麻鞋；有的将破毡挖个洞，伸出头来，系上草绳御寒；有的脚上裹着破皮烂布。他们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杂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他们在刺刀和皮鞭的驱赶下，苦苦挣扎在风雪严寒之中。幸存者普遍反映，他们在途中行走稍慢或不堪虐待而挺身反抗时，即被敌人当场戮杀。从甘肃张掖至青海西宁300多公里（12个住宿站）的沿途，到处可见被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

西路军被俘战士被押到西宁之后，马步芳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穷凶极恶地使用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地成批活埋。 1955年仅在杨家台、苦水沟等地挖掘出来西路军被害烈士遗骨就有500多具，安葬于烈士陵园。由于大部分遗骨已被洪水冲走，这500具尸骨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曾被敌人活埋后又逃脱的姚芝珍、黄科林、胡秀英、李桂珍等人控诉：马步芳残杀西路军被俘战士，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押赴刑场之前，还假惺惺地说：“送你们回老家去”，“你们是伤病员，要把你们送到医院去”等。押到刑场之后，敌人就凶相毕露，手持大刀、斧头、铁锨、镢头等凶器，对着绳索捆绑的红军战士疯狂地砍杀，有的被砍断手、脚，有的割掉耳朵、鼻子，一个个筋断骨折，血肉模糊。有时每人一刀，不管死活，就推到坑里埋掉。原红五军医院药房工作人员王忠发同志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他慷慨激昂，高呼口号，未等敌人凶器打下，就朝坑内跳下去。面对敌人的屠刀，被俘红军在“万人坑”前一个个视死如归，纷纷高呼：“打倒军阀马步芳！”“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据马步芳部的一些军政人员揭露：马步芳亲自谋划和指挥了大屠杀，他为逃避社会舆论谴责，指使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在夜间10时后分批将被俘红军押赴刑场，秘密杀害，并严令：一不准掌灯；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马步芳曾亲自命令其传令队长马英：“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怕出事哩！要把血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一次即砍杀活埋130多人，他亲手杀死8人。原青马一二九军的副师长冶有禄说，当时虐杀红军战俘是马步芳交给所部军官的一项任务，他就是这样奉命行事，亲自杀了12名战俘的。

马步芳在屠杀红军战俘的同时，还先后将大批战俘关押在一些单位强迫服苦役，其中义源工厂69人，陆军医院46人，新剧团40人，毛顺皮毛厂50多人，羊毛工厂20余人，军乐队30人，中山医院20多人，电台6人，大通煤窑8人，修械所3人，共300多人。

强制劳役规模最大的是1937年春成立的“新二军补充团”。该团辖四个营，每营四个连，共2850人，先由马腾任团长，不久由一〇〇师三〇〇旅六〇〇团团长孟全录接任。补充团成立后，一营修乐都县碾伯至民和县享堂的公路，二、三、四营在西宁分别修乐家湾铁骑沟窑洞、惠宁桥和昆仑中学。当年9月，上述工程完工，补充团又调去甘肃张掖修飞机场，农历8月15日，途经祁连县大梁一带，突遇大雪，30多名战俘被冻死，100多人被冻坏手脚。

1938年初，补充团一营600多人调回西宁，改称工兵营（也叫“森林警察局”）。 3月至8月修共和至兴海大河坝的公路；9月至1939年1月，一连、二连到大通县郭麻寺、三连、四连到循化县宗吾等地伐运木材。以后全营又在大通收菜子，修建煤矿房屋。

1939年2月至1943年底，全营在循化县赞卜乎开垦荒地1750亩，修庄廓60个，房屋300间；同时，又在化隆甘都东滩垦荒1000亩，在黄河修巨型木水车7架，灌溉这些农田。 1943年年底，马步芳将这2750亩土地和庄廓、房屋全部攫为私有，一半给了他的儿子马继援，另一半给了他的私生子马崇德。 1944年初至1945年，全营在循化修建铺面和住房200间、学校一所、油房一处、水磨两盘，还修筑街道和清真寺。由于繁重的劳役和疾病的折磨，工兵营在抗战胜利被遣散时仅剩250人。

1938年2月，补充团二、三、四营从张掖调到门源县修宁（西宁）张（张掖）公路卡子沟至下大坂一段石方工程，修完公路重返张掖。同年7月马步芳又将这三个营的绝大部分战俘顶替了青海应征壮丁，送到国民党第八战区兰州师管区，以每个壮丁800银元的价格，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应征壮丁款，榨取了100多万银元。

被囚禁在各厂矿、医院的战俘，其命运也是极为悲惨的，不但长年无休止地从事繁重劳动，而且还要遭受种种非人酷刑。罗阴山在工兵营服苦役时，亲眼看见敌军官对两名难友滥用酷刑，一人被当场打死，一人被打成残疾。战俘曹喜如等三人因不堪忍受迫害，于1945年从义源工厂逃跑，被抓回后都被打了背花，砸了骨拐，流落红军何正光当年就被打了背花，如今还满背疤痕。

遭受苦难最多的是被俘女战士。她们有200多人被马步芳直接赏给下属做奴役和妻妾，受尽百般摧残，横遭凌辱，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漂泊。原妇女独立团的邓秀英，被指定给一反动军官为妻，她誓死不从，女扮男装，连夜逃走，颠沛流离三年，才和农民高惠结婚成家；妇女独立团连长向翠花，被恶霸地主马玉成霸占为妾，因不堪虐待，从马家逃出，后与贫苦群众马福兴结婚。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马步芳被迫释放部分红军战俘，以敷衍社会舆论的谴责。 1937年4月至10月，他先后将1000多名红军战俘，分批押送到兰州拱星墩，交与国民党第八战区九十七师“感化”院。这些战俘到拱星墩集中营后，经过艰苦斗争，大部分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营救，一部分被编入国民党部队，一部分逃跑回家或失散在甘、青各地。

（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西路军被俘指战员面对马步芳的残酷迫害，在拘禁、劳役等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威武不屈，红心向党，表现了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青海各族人民对红军关怀、同情和营救、掩护，同样表现了各族人民对落难红军的一片深情。

被俘红军同敌人的斗争是在极端复杂、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刘瑞龙等组织了地下党支部，以“留胡节不辱”来激励难友和鞭策自己与敌人进行斗争。曾庆良等人则利用在敌营内部的有利条件，扣压了马步芳命令所属追剿红军的一份电报，为战友摆脱困境冒了最大的风险。战斗在新剧团的蒙难战士，更是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肩并肩地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下令把“红旗飘飘”改为“国旗飘飘”，她们唱歌时仍然唱“红旗飘飘”；敌人要她们跳舞，让马步芳的贵宾白崇禧看，她们却在跳《海军舞》时，把舞鞋甩到“贵宾”席的茶几上，弄得马步芳尴尬不堪。她们还以讲故事的形式，给一些青少年讲革命道理，影响着还在白色恐怖下生活的人民群众；敌人威胁恐吓不准她们唱革命歌曲，她们掷地有声地回答：“刀刀拿来头割下，死不了就要这样唱。”

红军文艺战士孙桂英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战士，她后来被敌人从西宁押至张掖，敌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要他唱反动歌曲，她硬是不唱，敌军官要霸她为妾，她硬死不从。韩起功恼羞成怒，派人活埋她。活埋时，她乘韩起功的副官韩世昌一时不备，飞脚上去就踢掉了他的手枪，并和他展开撕斗，最后英勇牺牲。陆军医院有个被俘的女红军，暗中鼓励难友加强团结，防止破坏，争取一切机会回“家”（指党），后来她虽然被叛徒告密而遇害，但她的革命精神，却鼓舞着更多的难友挺身与敌人斗争。

逃跑是一种普遍的反抗形式。红军被俘人员杨利民逃跑，被敌人抓回来，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高杆上示众。抽刀断水水更流，先后从敌人魔掌中逃出去的就有好几百人。欧阳辉是在这方面和敌人斗争的一个突出典型。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军区顾问的欧阳辉，原在一方面军工作，长征过雪山，因病掉队，被四方面军收容，在总部医院当了医生。西路军失败后，他在分散游击时被俘，先后在民和、循化等地服苦役，期间有人公开指认谁是党员、谁是指挥员。欧阳辉和难友们商量，用铁锨把把那人狠狠地揍了一顿，使那个人再也不敢使坏。

敌人看他们坚强不屈，就改用“软”的办法，经常给他们进行“精神训话”，咒骂中国共产党“违背总理遗教”，胡说什么“共党已亡，红军已灭，中国已经统一，外患不足为虑”等等。但这一着压根就没人理睬。敌人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从西宁叫来欧阳辉在红军时的恋人王桂英。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他“回心转意”，并说：“跟我走吧，你有技术，到医院待遇会好的。我跟院长说好了，叫你到那里当医生。”欧阳辉在爱情与气节之间，没犹豫，毅然决定和她断绝关系。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党，向往着延安。(https://www.daowen.com)

欧阳辉和难友们商量着逃跑的计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马步芳决定把他们中的150人顶替青海的壮丁，开往抗日前线。这是逃出魔窟重见天日的好机会，但第一批没有他，第二批还是没有他，他急了，暗中找到一个姓马的排长，央求把他带上。抗日嘛，名正言顺，那个排长点头了。于是他换上了“国军”的服装，被送往抗日前线补充“国军”。他要被送到河南灵宝，听说西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于是掉头向西。在这一路上，他又数次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受到捆绑毒打，但还是逃了出来，来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又很快回到了延安。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热情地接待了他，肯定了他的斗争精神，立即委任他为军委机关卫生所所长。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等人的斗争事迹，更是英勇卓绝，感人泪下，他们虽然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英雄业绩却彪炳史册，永垂千秋！

（三）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营救

在马步芳疯狂迫害被俘红军的时候，青海各族人民群众却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和照顾那些落难儿女。

原红九军八十团卫生员刘思贵，被敌人押解到祁连县大梁时逃脱，得到藏族群众角尼的保护，让他在家放羊。后到祁连县百经寺当“塔娃”（做苦工的喇嘛），又得到了一些藏族群众的掩护，从而使他渡过了12年“哑巴”生活。

原红三十军班长贺颜太，左腿严重冻伤，五个脚趾全被冻掉，不能行走，被俘后押解到门源县浩门镇时，敌军在夜间把他和其他十几名伤员一起装上马车，拉到城外活埋，途中，被押送他的警察宋元春搭救。宋元春夫妇把他藏在家中，找草药为他治伤，洗衣做饭，端屎端尿，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半个世纪后，每当贺颜太回忆起“阿爸”“阿妈”搭救他的情景，还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敌人活埋时，逃出来的姚芝珍、黄科林、李桂珍等，都是在群众救护下，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搜捕，熬过了12年苦难岁月，到1949年青海解放，才重见天日。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非常关怀处于危难中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经过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复交涉谈判，使数以千计的被俘人员回到了延安，有的是成批营救，如兰州拱星墩的1000多战俘，就是在周恩来派人交涉后，大部分回到党的怀抱。有的是零星指名营救，如刘瑞龙等就是由朱德总司令指名要回来的，张琴秋等人也是周恩来亲自营救出狱的。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从青海脱险到兰州后又落入敌手，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三次去函索要，才把她营救出来。还有很多战士是靠着自己对党的一片忠诚而设法脱险归队的。康海生是在乌鞘岭脱险回到兰州“八办”的，杨林、赵天林则是在参加马彪师赴前方抗战途中回到西安“八办”的。

在青海的蒙难战士就这样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周恩来、叶剑英、谢觉哉等的积极努力，以及自己的艰苦奋斗，先后有数千人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回到了党的怀抱。

（四）为建设新青海再献红心

蒙难在青海各地的西路军战士，当时年纪都很轻，最小的才十多岁。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忠贞不屈，在青海解放前后，又向党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红心。

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排长何明坤，解放时在兰州郊区，听到人民解放军进军兰州的消息后，万分激动，他看到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准备外出逃难，立即站出来向群众宣传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爱护人民的，与万恶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两样。经他耐心地说服，这几十户人家没有一人外逃，并且烧茶送水，热情支持人民子弟兵解放兰州。

原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队长侯玉珍，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压不住自己兴奋和急切的心情，背起背斗，带上干粮，翻山越岭，步行300华里，从乐都赶到兰州，向亲人解放军控诉蒋介石、马步芳集团剥削压迫人民的暴行，诉说自己离队后的辛酸经历，并主动要求为解放军带路，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青海人民。

青海解放初期，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尚有495人。他们积极协助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剿匪平叛，建立政权，带领群众参加民主改革，大部分人成为党的基层工作骨干，是党的依靠力量。

流落在化隆县昂思多乡巴尖昂村的原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员张才扬（已改名马洒买），解放前夕听到谣言四起，群众惶惶不安，她便挺身而出，大力宣传，稳定了大家情绪，使全村无一人外逃。解放后，马步芳河西反共时的急先锋，臭名远扬的马忠义（即匪首大老五）来到村里，煽动叛乱。仇人相逢，分外眼红。她知道他没安好心，就挨家挨户向群众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安定了人心，使马忠义在尖巴昂村煽动叛乱的阴谋当即破产。马忠义气急败坏地狂吼：“这个共产婆还了得，非除掉她不可！”她向解放军报了信，很快把马忠义打跑了。张才扬勇敢坚定，积极协助政府收缴散兵游勇的枪马，仅她一人就收缴了步枪11支。

原红九军侦察员兰彦民，青海解放时自告奋勇，深入虎穴，从都兰招降了马家军河西反共总指挥、青海省参议长马元海等多名“青马集团”的高级将领。

那时候，马步芳集团的残余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卷土重来。马步芳在逃跑前令残部把战马变耕马，将武器埋在地下，化整为零，要他们待机而动。解放后不久，马步芳残部就掀起了大规模武装叛乱。在颠覆与反颠覆的激烈斗争中，流落的西路军战士大都表现了自己的勇敢和忠诚。原红九军教官唐正福为进剿部队带路，平息了小峡匪患。流窜在门源县马莲沟一带的叛匪骨干，秘密串联，阴谋暴乱，被在地主家做苦工的原西路军女战士马秀英侦知，她连夜跑到县城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为平息门源暴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更是意气风发，奋战在第一线。失散在柴达木的廖永和，听说西宁已获解放，即来西宁找党，重新参加工作，入了党，历任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当了12年哑巴的刘思贵，解放后入了党，曾先后16次选为公社、县、州和省的模范，在基层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达23年之久。居住在西宁市大同街的原红五军供给部缝纫厂排长陈世英，为了维护好街道的社会秩序和群众的安全，把所在街道500多户人家的安全都系在心上，不顾年老多病，长年坚持在街道上值班巡逻，节假日别人休息了，她仍然在为街道的治安操心，经常不断地开展治安工作。 1982年她被评为治安积极分子，出席了西宁市治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这些老红军共有18人重新入党，34人成为国家干部，56人担任基层干部，还有不少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或模范人物。他们不居功，不骄傲，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五）在党的优抚下安度晚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在青海牺牲的红军烈士和失散在青海各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给予高度关怀。 1955年就搜集烈士遗骨，并安葬于西宁凤凰山烈士陵园，树碑纪念。 1958年7月朱德来青海视察时，曾指示西宁市委负责同志：“对这些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办法安排。”为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1962年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失散在青海各地的红军战士进行调查登记，发给《红军流落人员证明书》，对丧失劳动能力或人多劳力少生活困难的，采取群众优待和政府补助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项政策未能连续执行，不但取消了生活补助，而且妄加罪名，横遭批斗，有的被打成“叛徒”、“走资派”，有的被隔离审查、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示众、跪地板、坐“喷气式”、拳打脚踢等，受到严重的迫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拨乱反正，各级政府对他们重新登记。 1979年省民政厅发出通知，对失散的红军战士实行定期定量补助，并规定他们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住院费由民政部门报销，愿意回原籍探亲的，补助探亲路费。 1983年元月，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定量补助费的标准。

1983年9月中旬，全国政协委员、红军西路军老战士王定国来我省看望西路军战友后，根据在青海、甘肃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 1984年3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下发联合通知。根据此通知精神，失散在我省各地的红西路军人员经审查之后，一律发证称“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并相应的提高了他们的定期补助费标准，城镇、农村每人每月提高到40元，居住牧区的另加5元，一律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红西路军老战士逝世后，发给丧葬补助费250元，死亡当月和死亡后一个月的生活补助费照发。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红西路军老战士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红西路军老战士感激党的关怀照顾，表示要保持晚节，教育后代，把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从1949年到1985年，红军老战士已有200余人相继去世，还有66名陆续迁返原籍。全省尚有红西路军老战士207名，其中男83名，女124名。其中失败前在部队担任连以上职务的27名。他们将继续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青海蒙难期间的英勇斗争，是我省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不畏强暴、艰苦奋斗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光照日月，流传千古！

录自《血染河 。该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