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在河西遭“马家军”阻击的考察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路军史》组

“马家军”是解放前西北人民对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四马”部队的称谓；本文所说“马家军”，仅指当年在河西走廊阻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为了进一步研究西路军的历史，我们想对马步芳、马步青“二马”部队在河西阻击红军的问题作一考察。

（一）马家军的兵力配置

马步青骑兵第五师的编制。 1935年至1937年间，盘踞在甘肃河西武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是骑兵第五师（简称骑五师），师长为马步青，参谋长为马廷祥。

师机关设八个处，即：参谋处，处长王达三，12人组成；副官处，处长马克俭，20人组成；军需处，处长李培青，12人组成；军法处，处长袁耀庭，12人组成，所属执法队，队长韩德林，计有120人；军械处，处长马海仁，12人组成，所属修械所有工人60人（除修理枪支外，还能造枪、造手榴弹）；军医处，处长郭维坤，8人组成；政治处，处长李兴西，12人组成；交际处，处长李兰轩，10人组成。以上八处，共282人。

下属部队称谓：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所辖骑兵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马如林，第二团团长马福仓；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所辖骑兵两个团，第三团团长陈彦，第四团团长马长青。这两个旅计有骑兵3200人。步兵旅旅长祁明山，所辖步兵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马进昌，第二团团长马玉海，计有3390人。以上三个旅共计6590人。

师直辖部队有手枪团，也叫特务团，团长马呈祥（此人系马步青的外甥加女婿），所属三个营，第一营营长马腾蛟，第二营营长马得良，第三营营长翟青云，计有1620人；炮兵团，团长韩荣福，所属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张成禄，第二营营长马仲仓，第三营营长张占彪，计有1650人；工兵团，团长马阁麟，所属三个营，第一营营长马有明，第二营营长黄俊奎，第三营营长陈光兴，全团计有1620人；辎重营，营长马维福，计有560人；军乐队，队长潘得奎，60人组成；传令队，计有240人，第一小队，队长马彦彪（绰号清水），第二小队，队长石玺。以上直属部队合计5750人[1]。

综上所述，骑五师总兵额为12620人。这就是骑五师的全部人马。这些人马都先后投入了河西作战。

马步芳第一〇〇师等部投入河西战场的兵力。马步芳较其兄马步青狡诈得多。他在川康青、甘青边界阻击了一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有过教训，所以他对红军的力量并未轻视，“且认为红军渡河，其目的必在打通新疆，则河西走廊及关外三县势不能免，为巩固自己的安全，必须投入较大力量”[2]。所以，他一面怂恿马步青去打头阵，一面对他自己的兵力进行慎重调遣。

当时马步芳的军事实力，在甘青宁三省是最强的。他除任新编第二军（简称新二军）军长兼一〇〇师师长外，蒋介石还委任他为青海省保安司令、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后又取代了他叔叔马麟所任的青海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当红军到达甘肃靖（远）会（宁）一带时，蒋介石又任他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3]。马步芳新二军的主力是一〇〇师，他自兼师长，下辖二九八、二九九、三〇〇旅和骑兵旅，马步康、马继融、韩起功、马朴分任旅长；师直辖有手枪团（团长为马玉龙）、炮兵团（团长为马揆武）、辎重营（营长为马绍融）；还有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马彪、马元海两个骑兵旅，总兵力近两万人。[4]

1935年8月以后，马步芳在青海全省和他的所有防区，大规模征拔壮丁，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人大都被征，自备枪械、刀矛、鞍马、帐篷、锅灶，强迫受训，按军队编制，组成了107个民团，总人数达150746人。[5]正规军和民团加在一起，便是一支很强的军事力量。

西路军渡河后，一举突破了马步青的河防部队，迅速向河西走廊节节推进。这时，蒋介石急电马步芳星夜调遣人马，配合骑五师进行堵截。马步芳与其参谋长马德、驻京代表赵珮、一〇〇师军法处长丁元杰、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马绍武等人合计后，采取逐渐增兵的办法，分批调遣，支援河西驻军马步青骑五师。

第一批，调海南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马彪部、骑兵第二旅马元海部、一〇〇师骑兵旅马朴部及马占成团、马宗林团、马秉臣团等，约13000余骑。任马元海为指挥[6]，星夜疾驰景泰一条山增援骑五师。

第二批，调湟中县民团十二大营约1000人，由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团长马华荣带领，驰抵古浪，扼守隘口。古浪被西路军攻克后，马步芳急派一〇〇师三〇〇旅六〇〇团马全义部及民和县民团，约3000人前往增援。[7]

第三批，当西路军已过武威，马氏兄弟电商后，将全部人马调于武威郊区。这时又增加了一〇〇师马步銮团、马元祥团、马忠义团、二九八旅五九五团和循化县撒拉族民团及大通、门源、西宁上五庄等马忠良、马庆、马兴泰、马贵、马松龄、马进录、陈嘉禾、马得胜等人率领的民团，人数多达42000余人。[8]

马步芳这三批调到河西的部队，连同原驻防在张掖、酒泉等地的部队，马步青、马步芳在河西走廊阻击红军的兵力，至少有85000余人马，再加当时河西15个县的保安队、宪兵、警察、商团、民团以及被强迫守城的居民，起码有10万人，是西路军25000人的四倍。到后来，由于西路军大量减员，而马匪却有壮丁、民团补充，始终保持其原有的员额，比红军的兵力大了十来倍。

（二）马家军的作战部署

早在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北上到达甘肃境内时，马步青即奉蒋介石电令，加紧进行河防准备，命令景泰县县长谢恩科、团总魏克仁，在沿河各要塞隘口修筑碉堡，并加筑县城城垣，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征拔壮丁，成立民团。据了解，当时仅景泰县城一处，防守的团丁就达千人左右。 1936年6月，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被委派为河防前线总指挥（后因马步芳嫌其资望不高，指挥能力不强，建议马步青改任为前线指挥官[9]），率兵到景泰进行布防。

马廷祥前往布置河防，自然是按照马步青的意思办事。马步青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红军要达到渡河的目的，必先击败驻守在黄河东岸靖远县城的邓宝珊所部李贵清旅，然后在靖远或北湾渡河。他还估计，红军也可能用一少部分人在靖远牵制李贵清部，主力开往五佛寺渡河，并认为这一可能性比较大。[10]因而他决定，北湾至糜滩一段实行间接防御，布置少量部队负责警戒，且看李贵清部如何阻击；五佛寺重点防御，派重兵控制上下渡口，主力结集于稍后的地点，窥测动向，灵活增援。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靖远县境，蒋介石急电马步青派可靠部队先行防河。马步青根据自己的部队情况，虽然觉得河防战线太长，可他很自负，自以为他的部队以逸待劳，河防万无一失；且有黄河天险，红军势难飞渡。[11]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按原来打算，进行了河防部署。

派骑兵第二旅韩起禄部推进到沿河地域展开，南起皋兰县的水川（金沟口），北至景泰县的索桥，部队分驻东河口、泥湾、四龙（北崖）、北湾、中和堡、独石头、糜滩、三角城、劈佛寺、碱滩、野马滩、老龙湾至景泰县的索桥诸点。派步兵旅祁明山部星夜驰抵景泰县的五佛寺，扼守上下渡口，并向北推进到南、北长滩（也叫上、下滩）至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一线，特调该旅马进昌团驻守一条山，把守通往南北的要道。派骑兵第一旅马禄部移至景泰县的尾泉、脑泉、喜集水、兴泉堡（锁罕堡）一带，作为第二线部队，窥测动向，灵活增援[12]。指挥部设在景泰县城（即现在的芦阳公社所在地）伪县政府里。驻在县城的除参谋、办公人员外，还有马廷祥的卫士队、炮兵团第二营、马禄部的一个骑兵营、祁明山部的一个加强骑兵连。[13]

这样，马步青的河防战线，南起皋兰县的水川，北至中卫县的沙坡头，长达800余里。黄河沿岸每个大小渡口都设一据点，派骑兵20名把守；每一据点后面20里或40里派骑兵40名作后备，紧急时可增援第一线。马廷祥布防后，特请马步青到沿河防地视察，认为布置严密，万无一失。这便是马家军的第一次部署。

西路军过了武威之后，马步芳感到前方已投入八九万人马，必须调整部署，统一指挥[14]，便对战斗序列作了重新部署，并与马步青往返电商，取得一致。马步青即于11月30日开启武威新城南门，召集马元海、马彪、马朴、马禄、韩起禄等人开会，予以宣布[15]：”（1）武威城门开启及马步青召集军事会议的时间为11月21日。任马元海为步骑全军总指挥，直辖部队为第一〇〇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刘呈德部、骑兵第五师祁明山旅、循化保安团[16]韩忠良旅、西宁鲁沙尔保安团马庆旅；（2）任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直辖部队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第一〇〇师骑兵旅第二团马忠义部、门源保安团骑兵第一、二、三团；（3）任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直辖部队为第一〇〇师骑兵旅旅直部队、青海省保安处训练团骑兵第一大队马得胜部、第二大队陈嘉禾部、第三大队马进录部；（4 ）任马禄为骑兵第三路指挥，直辖部队为自率的骑兵第五师第一旅及韩起禄旅；（5）任韩起功为步兵第一路指挥，直辖部队为一〇〇师三〇〇旅、一〇〇师直属手枪团，甘州（张掖）汤敬文、白诗珠、曹敏等保安团。 （6）骑五师马呈祥手枪团、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等，作为总预备队。”[17]。

12月2日，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飞抵武威与马步青会晤，面嘱限期消灭河西红军；并派空军第十五中队运输军需弹药，参与对红军的侦察、轰炸；又派中央军第一师杨德亮旅[18]进抵武威，协助马部作战。马步芳得知后，恐其攘夺战功，便利用他第五纵队司令官的名义，以“步兵缓不济急”为借口，令杨部驻守武威。马步青对朱绍良作了“厚重的献赠，意在促其尽快回兰”[19]。

就在朱绍良到武威前，马元海即置马步青宣布的命令于不顾，将全部人马分为中、左、右三路，即：（1）马元海自率中路，紧随红军袭击。 （2）马彪担任左路，在武威至张掖公路左侧阻击红军先头部队；（3）马朴担任右路，从公路右侧向永昌、山丹前进的红军绕道袭击。以上是马家军的第二次部署。

（三）马家军的作战方式

马家军同西路军的作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种。

第一，采取分片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围歼红军。西路军过武威后，占领的地方从永昌县的八坝、陈家南庄起，到山丹县县城，长约120多里，宽20里左右，是一条窄狭平川。这里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11月19日“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的电报指示，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所以便将部队分散布置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条“长蛇阵”[20]。这正好给敌人造成分片围攻的机会。

例如，永昌战斗就是这种情况。敌人首先以强大攻势，先后攻开红军占领的八坝、六坝、东十里铺和水磨关等处后，以主力一部向西进攻山丹，马元海则率其中路，迅速向永昌县城迂回。 12月下旬，马元海在永昌县城附近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21]，宣布了围攻永昌县城的计划：（1）以刘呈德团为主力，配属循化县民团，约1500人，从永昌城东北面攻击；（2）以马步銮团为主力，配属湟中县民团，攻击该城西门，兵力约1300人，配备云梯，准备搭梯上城；（3）以韩起禄旅为机动部队，配属一个步兵营，埋伏在东关及东城附近，防备城内红军突袭；（4）选拔一批精于射击的枪手，专向城头瞄准发射，以减轻城头红军密炽的火力。在具体战斗方面，以两侧展开佯攻，掩护主力，趁天未亮前，会合猛攻[22]。此战，敌人虽未能夺城，但将永昌城死死围了10天，使红军在城内缺粮断水，伤亡严重，无力据守，只好于月底弃城突围。

西路军到了张掖地区，也是如此，整个行军布置，又出现了一个长蛇阵[23]。红五军2000余人攻占了高台，总部各单位和少部分主力在临泽[24]，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前后距离又是上百里。马元海指挥马彪、马朴、马禄等旅并力进攻高台，其余则迂回于高台至临泽、临泽至倪家营子之间，切断西路军的前后接应。高台激战七八个昼夜后，红五军的四个团全部牺牲。马元海立即向所统各部发出命令：“高台红军全部消灭⋯⋯继续采用攻击永昌的方法，集中火力，进攻临泽城红军。”[25]是时，已是1937年元月下旬，天寒地冻，临泽城内群众齐心协力帮助红军。最后还是和永昌一样，红军弃城突围，往倪家营子同三十军会合。

至此，西路军才算是集中在一起。可是，这时候的西路军已减员过半，弹药极缺，战斗力相当薄弱。然而马匪军却无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倪家营子扑来。此时此地的兵力对比，大约是十比一。

第二，凭其骑兵优势，向红军尾随穷追。“马步芳的所谓兵法，就是以优势兵力，对没有骑兵辅助的红军进行穷追，像狗一样叼住不放，红军虽日夜行军，走在前面，但马军总是紧跟追赶，使红军奔走疲劳”[26]，“无休整时间，甚至连吃饭、休息时间，亦不易得。有时刚刚将饭做好，而马匪骑兵赶到，即须立时应战”[27]。这一历史记载，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符合的。比如，在山丹与大马营之间，张掖与沙河堡之间，红军总部机关部分同志和三十军的伤病员，以及执行后卫任务的同志，被马匪骑兵追上，牺牲很大。这样的情景，不论在河西走廊的大漠，还是梨园口的峡谷，都曾多次发生。遇到这种情况，最可怜的是伤兵、妇女和机关人员。(https://www.daowen.com)

在安西，由于错误的攻城决策所致，西路军仅有的903人，又遭到马匪刘呈德团的追击。当时刘呈德从安西城下一直追了100多里，到红柳园附近。在这一段急行军中，红军同样没有得到一点休息和吃顿饭的机会。疲困至极的红军战士，用尽全力与敌人激战三四个小时候，才向西撤退。此战，红军300多名同志牺牲在大漠戈壁之中，100多名同志作了敌人的俘虏，最后只剩下400余人到达新疆。

第三，以其惯用的“牦牛阵”冲击。“牦牛阵”就是人海战术。因为敌人在同西路军的作战过程中，知道红军除了机枪外，火炮之类的武器是很少的。后来也知道红军的弹药已经不多，机枪的威力不大，于是用大批手执刀矛的民团团丁在前面堵当，消耗红军的弹药。

敌人采用这种战术，突出的是在一条山、武威西四十里堡和南柳沟。一条山战斗时，马元海就曾采用这种方法向红军政治部驻守的杨家堡子进攻，当时红军抗击能力较强，敌人没有占上便宜；在武威西四十里堡，敌马元海指令刘呈德等步兵团展开围攻，采用了“牦牛阵”式的人海战术[28]，冲开了两个堡寨，红军急速向西撤退；到了南柳沟，西路军所剩同志全部住在一个东西十多里长的村子里[29]。马匪集中全部骑兵，在机枪、山炮掩护下，无队形、无层次、一窝蜂地向红军阵地扑来。此后数日，敌马元海即集中马彪、马朴、马禄、韩起功、韩起禄等旅和刘呈德、马步銮、马忠义、马贵、马兴泰、马得胜等团，约三四万之众，仍采用“牦牛阵”，向红军发起攻击。经过多次恶战，敌人始终没有冲开红军的主要阵地。但西路军伤亡极大，抵抗困难，总部决定突围，才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

由郑子文、董汉河执笔。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由董汉河做了一些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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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资料，参见甘肃省档案馆所藏西路军案卷第83-1-1卷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所编《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26 ～ 328页。

[2] 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41页。

[3] 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39页。

[4]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25页。

[5]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37页。

[6]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28页。

[7]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45页。

[8]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48页。

[9]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33页。

[10]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 辑 49页。

[11] 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34页。

[12]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51 页 、31页。

[13] 笔者访王人若记录。

[14]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 辑51 页、31页。

[15] 甘肃省委党史委所编《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0页记载。

[16] 这里所说“保安团”即民团。

[17]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32页。

[18] 杨德亮旅的番号是甘肃绥靖公署补充旅，归朱绍良指挥。

[19] 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32页。

[20] 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101 ～102页。

[21] 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马元海在永昌城外召开军事会议的时间为12月18日，从12月20 日开始猛攻永昌县城。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5页。

[22] 详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2 ～ 53页。

[23] 据程世才《悲壮的历程》的记载。此文载见《悲壮的征程》上册。

[24] 据调查，当时西路军总部率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进驻临泽县城的是红五军一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医院及妇女团一部。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19页、下册第306页～307页。

[25]据刘呈德回忆文章，见《甘肃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1页。

[26]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 辑54 页、36页。

[27]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 辑54 页、36页。

[28] 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50页。

[29] 见《悲壮的历程》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