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被俘将士对敌斗争情况考察
西路军被俘将士对敌斗争情况考察
董汉河
西路军被俘将士与敌人分散的斗争不胜枚举，有些突出的斗争事例，我已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西路军沉浮录》两书中有所记述，诸如被俘女战士在西宁和凉州与马家军的斗争，杨利民和“山东大汉”与敌人的斗争等等。本文主要考察西路军被俘将士组建地下党支部，与敌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情况。
（一）张掖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及其斗争
张掖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有两个：一个是以敌伤兵医院、电台、“新剧团”的几名党员为核心组成的，由刘德胜任支部书记，简称刘德胜支部；一个是被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8名共产党员干部组成的，由刘瑞龙任书记，简称刘瑞龙支部。
刘德胜支部。刘德胜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在祁连山中掩护左支队突围时受伤被俘，先是关押在张掖监狱，后被编进驻扎在张掖的马步芳之新二军一〇〇师三〇〇旅韩起功部“补充营”，因左脚伤口感染，住进了伤兵医院。此后因行动较自由，便借机联系了许多西路军被俘官兵，其中有在韩起功三〇〇旅电台工作的邱均品和蔡文良。 1937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们相约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开会，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推选刘德胜为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决定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争取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尽快回到党的怀抱。不久，邱均品与在韩起功部“新剧团”的共产党员王定国和韩部参谋处的勤务兵、共产党员武杰取得了联系，将这两人编入党支部。之后，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4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张掖城街头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分工以后，他们很快联系了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汤利仁、袁清平、李绍海、周强、徐世淑、胡嘉宾、黄志亭、刘克先等20多名党员，成立了以李心政为支部书记的街道临时党支部和汤利仁负责的修枪工房党小组，从而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基础。
刘瑞龙支部。刘瑞龙原是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中打了两个月游击，才被俘关进张掖县监狱，化名李占魁。同狱中关押的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都是共产党员，都是西路军的干部[1]。经相互了解，8个人秘密建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为书记，魏传统为副书记。党支部决定的主要任务是：坚定思想，稳定内部，决不暴露原来的姓名和身份。
7月份，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等，在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的帮助下，与张掖监狱的地下党支部取得了联系。为了改善生活，狱中党支部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将8人口粮分给自己，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到狱外做饭的自由，从而扩大了活动范围。
如果说，1937年8月之前，张掖被俘红军地下党支部的斗争处于第一阶段。那么，从8月份开始，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民主人士高金城和原西路军干部共产党员蔡光波，到张掖营救西路军被俘和流散人员，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虽然也是有组织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第二阶段的斗争，便有了更加集中统一的领导，有了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张掖地下党支部第二阶段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寻找陈昌浩，联络和接应西路军失散同志。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到张掖的蔡光波，首先与刘德胜支部的王定国取得了联系，然后将王定国、徐世淑等几位被俘红军要到张掖福音堂医院，以当护士为掩护开展工作。然后，蔡光波和王定国一起，去乡下寻找陈昌浩，得知陈昌浩已在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护送下东去。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一起，以看病为名，到民乐县孙家庄一带联络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告诉他们：有伤病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医院治疗，有王定国、徐世淑接应；又复写了一百多张纸条散发给失散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保护狱中同志，与蓝衣社反动分子斗争。高金城到张掖后，刘德胜亲自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和点心，到狱中探望刘瑞龙等，并将国共合作之新形势和党的指示以及敌人要把他们押赴西宁的动向告知他们。当得知魏传统双脚冻伤行动困难时，又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修女，到监狱为其治病。随后，王定国募捐了20多元，买了营养品，送往监狱；高金城还派人送去了绑腿、碗筷、鞋子和急救水等。孙桂英和张掖“新剧团”的战友们，因编唱骂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的歌，被蓝衣社分子、第一〇〇师三〇〇旅参谋罗平反锁在厕所，被俘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武杰将孙桂英放出，因而被罗平打了40大板。刘德胜返兰州途中，巧遇红五军战友郭福海，向他讲述国共合作形势，让他到敌永登“补充团”做工作。
搜集情况，及时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汇报，营救被俘战友。邱均品、蔡文良等利用在敌电台工作的有利条件，得知敌人要押送刘瑞龙等8名同志去西宁和以被俘红军为主体的“补充营”将开往洪水修公路等消息；武杰利用在韩起功三〇〇旅司令部当勤务兵的机会，偷听偷看到许多敌人折磨被俘红军的情况。党支部及时将这些情况秘写成报告，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汇报，请求党中央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
由于张掖地下党支部及时提供情况，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出面，通过当时的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于1937年9月22日将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四名红军领导干部要回，还要回了其他许多被俘红军。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份成立，到10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协助高金城先生共收容、营救张掖地区的失散和被俘红军300多人。除上述提及者外，知名的还有原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西路军地方工作部科长胡嘉宾、红九军营长刘克先等。他们都先后经过兰州“八办”回到了延安。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利用到兰州“买药”之机、王定国以到永登补充团“寻夫”为名，乘车回到兰州，找到了兰州“八办”。武杰在敌人押赴洪水补充营的途中逃跑，也回到兰州“八办”。
1937年10月以后，只有民主人士高金城先生留在张掖，受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委托，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和福音堂医院院长的身份，继续营救西路军伤病和失散人员，后被敌旅长韩起功觉察，于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凌晨捕去，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的后花园。[2]
（二）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斗争
拱星墩集中营地处兰州东岗镇，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座旧式兵营。 1937年三四月份，马步芳、马步青奉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命，将西路军被俘将士1330余人，送交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七师“感化教育”。该师遂在拱星墩旧兵营设立集中营接管。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被关押在装有电网和警铃的大院内，军官队130多人，关押在另一个小院内。
军官队有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宣传部长方强等。方强到拱星墩后，先找徐太先、卜胜光等商量，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和几名党员干部秘密开会，决定成立地下党支部，推选方强为书记，徐太先为宣传委员，卜胜光为组织委员。地下党支部成立后，先后作过如下六项工作。
联络党员，扩大组织。方强联络了刘振堂、幸元林和隐藏在士兵队中的党员干部李明、欧阳楚强、钱益民等，徐太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等，卜胜光联络了原骑兵师指导员冷赤哉等。之后，幸元林又联络了刘玉亭、黄子坤、曾庆良、刘俊英、冯国寿、陈祖任等。地下党支部虽然都是单线联系，但它像一张网，在军官队和士兵队中延伸、扩大，为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派冷赤哉给敌人当勤务兵，搜集情报。集中营当局看中了冷赤哉，挑他去当勤务兵。冷赤哉怕被组织上误会，不愿去，并将这一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专门讨论后，动员冷赤哉去当勤务兵，并向他交代借机搜集敌人情报。此后，冷赤哉经常将偷听到的电话和偷看到的传令记录，向党支部汇报，有力地配合了党支部同敌人的斗争。红军在西安、兰州设立联络处的消息，党中央派代表张文彬到集中营探望的消息，将军官队和士兵队押赴西安的消息，都是冷赤哉事先得知后告诉党支部的，从而使地下党支部取得了开展斗争的主动性。
改善伙食的斗争。由于集中营当局层层贪污克扣，被俘红军伙食质量极差，且吃不饱，许多同志体质变坏。党支部决定组织大家进行争取伙食自治、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支部决定，动员大家首先在吃早饭时大闹伙房，迫使集中营当局同意与被俘红军谈判改善伙食，然后各班派出一名代表，提出四条经济要求：（1）清算伙食账目，公布前一段伙食收支情况；（2）今后要每周清算、公布一次伙食账目；（3）各班轮流派人上街买菜、记账；（4）各班轮流派人监厨，饭菜要保证干净，不得吃生饭。通过进一步的斗争，除上街买菜一条未实现外，其他三条都得以实现。
与敌人的反动宣传和谬说展开斗争。敌人在集中营设有政训员，其任务是向被俘红军进行反动的政治“训话”。党支部决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训话时，被俘红军不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就是公开高声批驳。敌人的训话场，成了被俘红军进行政治斗争、坚定革命信念的场所，使敌人的每次训话都不得不仓促收场。集中营里的被俘红军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公开的政治斗争，与地下党支部的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不公开暴露或私下逃跑被抓，敌人是不敢过分行动的。(https://www.daowen.com)
欢迎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中央通过同国民党有关当局的交涉，派张文彬为代表，于1937年5月中旬到集中营慰问被俘红军。冷赤哉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党支部，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领导大家开展欢迎中央代表的准备工作，包括秘密给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开大会欢迎等事项。张文彬到集中营的第一天，先是对大家进行了一般的看望。第二天，在敌上校大队长陪同下，又到“军官队”和“士兵队”的每一间牢房，询问大家的困难和要求，转达党中央的慰问。第三天，在被俘红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集中营当局不得不在飞机场以东的大操场上召开欢迎大会。开会时，“军官队”首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士兵队”立即响应。会上，张文彬讲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谬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被俘红军的希望。第四天，张文彬单独将方强、徐太先、卜胜光等找到自己的住房，肯定了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和报告，交代了斗争策略，并从自己的旅费中拿出40块钱，留给集中营被俘红军缝补衣服。从此，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目标和策略。
策划集体逃跑。 1937年6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决定把集中营的1300多名西路军战俘押往西安。党支部从冷赤哉处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决定中途逃返陕北。之后，张文彬又来作了指示：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由中央交涉集体归队，不要中途脱逃。对于这一精神，党支部几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既要执行中央代表的指示精神，也要视情况发展灵活处置，只要有机会和条件，仍执行党支部原决定——中途逃返归队。押送西安途中，敌人越来越猖狂：一是在隆德县和尚铺毒打了一名逃跑未遂的红军战士；二是在平凉进行严格的清查和点名。因此党支部决定：仍执行途中逃跑计划，并派当过司务长的刘振堂打前站，了解情况，作逃跑准备。被俘同志被押送至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附近时，发现了红军援西军写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欢迎西路军同志回红军”等，还发现了由援西军侦察员化装的“买卖人”，给他们卖“锅盔”[3]，饼中夹带的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这一切都增强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尽快脱险的信心。是日傍晚，大雨滂沱，大批同志在四十里铺前后脱逃，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和两个委员方强、徐太先、卜胜光，也趁乱脱逃。[4]
（三）在马步芳西宁电台的斗争
西路军电台工作人员刘俊英、刘玉亭、曾庆良、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共6人，于1937年3月18日在祁连山中被俘后，直接被押到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因为敌人要利用他们的无线电技术，所以生活待遇较好，亦有相对自由。但他们并未因此丧失革命气节，而是利用敌人提供的条件展开斗争。在短暂的20余天中，作了对革命十分有利的事。
扣压马步芳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西路军失败后，马步芳从前线来电中获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西路军一部沿祁连山西去，即拟一“十万火急”的电报给前线骑兵总指挥马彪，令他调动兵力“星夜追击”。时值马步芳电台的报务主任熊维邦当班，他为了自己外出逍遥，就让原西路军报务员曾庆良代替，曾庆良便将此电报扣押未发。事后敌人追查，又以“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为由推脱。耽搁或扣押军事命令是大事，查出后就是敌方人员也要受严厉处罚。所以，敌方电台人员一面以“天气不好、干扰太大、电报发不出去”为由，向马步芳搪塞；一面将直接责任者熊维邦调离西宁去同德县。曾庆良等被俘红军也因此化险为夷。由此可知，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长途跋涉40余天而未遭敌骑兵追击，有被俘红军电台工作人员的功劳[5]。
偷听延安新闻，宣传革命形势。曾庆良、黄子坤等6名被俘红军，身陷敌营，受敌优待使用，却时时不忘延安，不忘革命。他们常利用敌人电台，收听延安新闻，并写成纸条散发。此事敌我双方有关人员都有证明。曾任敌西宁电台报务主任的熊维邦在1983年12月28日这样写道：曾庆良等6名被俘红军“每日乘晚上以练习收发报为借口，窃听延安新闻，因为延安当时并未有广播电台，每日以电码向各地发布新闻，因为我本人也时常窃听延安的新闻，所以在报机刻度盘上我很了解该台的波长位置，我一进门他们就若无其事地将度盘的位置转移”。[6]黄子坤在1944年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中，则对宣传革命一事作过如下记述：在马步芳的西宁电台“我曾写过一些小纸条的标语，丢在戏院子里”[7]。
（四）在西宁“新剧团”里的斗争
马步芳的一〇〇师“新剧团”，是以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被俘男女演员为主组成的，约有40余人。这里虽然始终没有正式组成过地下党支部，但出现过以共产党员王定国、宋时华、张琴秋等人为核心的有组织的斗争，她（他）们的斗争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保护营救张琴秋。张琴秋是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被俘后未暴露身份，被关押在西宁羊毛厂做苦工。王定国等人听到张琴秋被俘并被押来西宁的消息后，即同宋时华、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孙桂英、赵全贞、李汉炳（男）等商量营救办法，提出以剧团需要一个年纪大一些会做南方饭食的女伙夫为名，将张琴秋要到新剧团保护起来。
利用排演节目和敌人斗争。马步芳要“新剧团”为马家军演出节目，被俘红军们强调只会演红军的节目。因为马家军中无编导人员，马部有关人员只好同意将红军节目中的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搬上舞台，“鼓声隆隆，红旗飘飘”的红军歌曲也唱到了敌人舞台上。被俘红军演员们还利用马步芳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公开演唱痛骂蒋介石和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的歌曲——“未开言不由人牙根咬紧，骂一声蒋介石你是卖国的奸臣，你本是中国人，为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良民”、“蓝衣社是走狗，钻到桌子下啃骨头，终有一天死在我们手里头。”
在马步芳招待国民党军政要员白崇禧时，她们利用跳舞之机，故意将一只浅口舞鞋甩到贵宾席上，大煞了风景，丢了马步芳的面子。她（他）们还在背地里唱骂马步芳的歌：“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8]她（他）们利用这些战斗歌曲和不满行动，发泄对敌人的仇恨，打击敌人，鼓舞革命斗志，表达对党和红军的思念。
组织负有特殊使命的“家庭”，掩护同志。因马步芳在女俘中搜查张琴秋日紧，让她在“新剧团”继续当伙夫已很不安全，王定国等设计，由被俘红军杨万才与赵全贞假结婚，组织“家庭”，掩护张琴秋。此事首先由黄光秀向马步芳提出。因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马步芳想借支持俘虏结婚的行动，向社会表白自己的“宽大”，掩盖其屠杀红军的罪行，于是就同意杨万才和赵全贞结婚。 “结婚”不久，赵全贞就借机将张琴秋要到家里“做伴”。这个“家”自然也就成了“新剧团”被俘红军的秘密活动点。她们在说服西宁中山医院院长谢刚杰后，借其送女儿去南京上大学之机，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三人以“女仆”身份带出西宁，但又被国民党特务押送至南京国民党“反省院”。旋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她们三人终于在1937年8月18日出了“反省院”，不久返回延安[9]。
除上述四处有组织的斗争之外，西路军被俘将士零散斗争为数甚多，不一一列举，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零星分散的，都说明，西路军被俘将士绝大多数都是英勇不屈的。
原载《社科纵横》1992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由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1] 原注：刘静生是西路军总部第四局局长；袁正明是第三十军干部；徐宏才是西路军总部科长；张玉清是第三十军中的团特派员；惠子明是西路军政治部油印科科长。见青海省民政厅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附件资料第394页。
[2] 原注：据刘德胜、王定国、武杰《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记载。此文载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3辑。
[3] 锅盔：一种锅盖大的烙饼。
[4] 据黄良诚著《忆长征》第195～250 页，郭晨著《将帅落难记》第139 ～ 150 页；作者1996年采访方强的笔录。
[5] 见青海省民政厅党史专题组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27～242 页。
[6] 见《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29页。
[7] 见《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附件第237页。
[8] 见青海民族学院编印的西路军资料《在艰难的岁月里》第65页。
[9] 见杨林《负有特殊使命的“婚姻”》（载天津《今晚报》1988年10月4 日—7 日第三版）及青海民族学院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印的西路军资料《在艰难的岁月里》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