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人民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记述

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红西路军西征失利后，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各地民团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政警保甲人员、地痞流氓等纠集一起，对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关押、审讯、拷打、迫害、屠杀，使河西走廊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千方百计，帮助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脱离险境，有的人甚至为救援红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表现出了崇高的品格和高尚的精神。

（一）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援救红军伤病、失散人员

1936年11月，红军在景泰县雷家峡遭遇战中，红军战士杨明泰小腿负伤，伤口化脓掉队，被郝家窑的贫苦农民张国海母子二人发现，接回家中，用盐水擦洗伤口，精心护养数日，不料被保长发现，将杨撵走。这帮家伙走后，他们母子二人又追上把杨接回家中，继续治疗。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还三次转移隐蔽地点。一天夜里，张母去送饭，途中遇到一只恶狼，几乎丧生。在张母40多天的精心护理下，杨明泰的伤终于治好。杨伤愈后，就与张家母子相依为命，解放后才定居大拉牌。因杨终身未娶，张国海又将一子过继与他。

1936年12月28日，红九军从永昌县杏树庄撤离时，将70余名重伤员留在当地的王志绩家中。次日清晨，敌军蜂拥而来，伤员的生活费被敌洗劫一空，还将伤员赶出庄外。敌军走后，王志绩又腾出庄外的三间大草房，垫好草铺，把这些伤员安置进去。又陪同毛培礼等人，筹措粮食，养护这批伤员，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在此期间，王志绩夫妇经常为伤员们用盐水洗擦包扎伤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伤势严重的30余人死亡，其余40余人都陆续恢复健康，大部分东返。毛培礼还将陈玉奎等四人领回家中，由其母养护。后来，从高台失散的红军女战士龚少敏，又被他们收留养护。陈玉奎在毛家生活了6年。

1936年底，张掖县古浪乡铁匠李效忠，收留了两名红军失散人员。一名把伤养好后，换了衣服东返；另一名装成哑巴，随他学铁匠，以后到高台落户安家。

1937年元月高台血战后，人民群众积极掩护伤病员。敌军攻占县城后，到处搜捕红军，城门把守得很严。红五军营长李忠荣，既无处藏身，又无法出城。正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妇女，他说明情况后，二人假扮夫妻，由她掩护出城。出城门时，守门的敌军盘查很严，用枪托将李打倒在地，此女人立即扑在他的身上，大哭大喊说：“他是我的丈夫。”敌军查看，男的是哑巴，女的是瞎子，就放他们出城了。李忠荣出城后，连夜跑到倪家营子，找到了红军总部。

西路军战士丁忠堂在倪家营子负伤后，被严寒夺去了双脚脚趾。他手拄木棍，行走艰难，后被临泽县刘家沟湾的农民刘尚同收留，用花椒水、牙粉搽敷伤口，为他治疗冻伤。经过3个月的治疗，终于能走路了。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教导团参谋长左叶率领9名男同志和2名女同志，共11人，走出祁连山，来到张掖县西部的崖子村由于饥饿疲惫，便到一座磨坊休息。他们在磨坊中发现有些粮食和麸皮，就做饭充饥。不料被十多名手持钢叉、木棍的群众团团围住。这些群众走近一看，原来是红军，就在老农民秦锁义的疏导下散去。秦锁义走进磨坊，帮助红军烙饼做饭，饭后又套来一辆牛车，把这些红军送过了黑河。

与此同时，红三十军医务主任梁昌汉和四科参谋张方明等，化装东返，途经民乐县高家寨时，在农民高廷俭家投宿四日。高廷俭不但为他们打听敌情，而且买肉买烟，热情招待，他们上路时，还提供了炒面、大饼，供他们路上食用。

1937年春，有12名红军失散人员到山丹县霍城乡农民邱春芳家要食物，邱春芳慨然留他们食宿。次日清晨，一批敌人来搜捕红军，邱春芳得到消息后，立即将这些红军藏入窑洞，并用杂物盖住洞口。敌人闯到她家搜查，未发现破绽，再三追问，她又矢口否认红军曾到过她家。敌人走后，她即刻给红军准备了炒面，送红军上了路。

当年2月初，十多名红军东返，途经永昌县城南的孙家庄时，到群众家里觅食，双脚冻肿的16岁女战士杨桂香，被黄开兰老太太领到家中，用土法给她治疗冻伤，经过精心养护，很快恢复健康。为防敌军搜捕，黄开兰又将她藏在洋芋窖中，并让自己的女儿放哨，夜间叫出来睡在自己的热炕上。杨桂香在她家住了两年多，直到1939年秋，又在黄开兰老人的关怀下，同外乡的一男青年结婚，才离开她家。

永昌县九坝农民王希昌见到一位腿被打坏、双脚溃烂的红军伤员，他慨然留在他家养伤，每日帮他洗伤、治脚，照料饮食。不几天，一批运输粮草的敌军骑兵硬要在他家留宿，王希昌无法，只得让这位红军装成哑巴，蒙头盖被睡在一个小屋里，说是得了伤寒病，正在出汗。敌人听到有伤寒病人，害怕传染，很快退了出去。王希昌机智地保护了这位红军，使他安全养伤。经过两个多月的养护，枪伤、冻伤痊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家。

（二）不畏艰险，保护流散、伤病红军

1936年11月，红九军在古浪作战失利，一位患重病的小战士掉队失散，被古浪县杜家坝农民杜荣堂发现，领回家救治。杜荣堂救助红军的事被敌军侦知，把他抓到县城关押、审讯，遭受酷刑折磨，踝骨被砸断，鲜血淋淋。他的家人变卖了家产，用数十块大洋，才将他赎出来。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作战失利后，一批红军流散各地。 1937年元月，失散红军4人（内有参谋长1人，指导员1人，战士2人）到临泽县新华乡张立安家乞食并要求保护，张遂将这4名红军转移到南山煤窑躲避，定期给他们送吃送药。 1937年3月，民团大队长施玉玺带领民团、敌军100余人，将这4名红军包围，在与敌战斗中，3名红军牺牲，1人负伤被俘。施玉玺得知这4名红军是张立安所藏，就带人抄了张立安的家，并把张逮捕起来，关押了三个月。张立安的父亲无法，只得卖去6间房屋、1头牛、2头毛驴、1辆车、8亩青苗，凑了200块大洋，才将张立安保释出来。

临泽平川乡农民田敖年，收留了八名红军伤病员，其中一人失去了一条臂。不几天，敌人下乡搜查，抓去了这8名红军，又以“窝藏”红军的“罪名”，不但罚了田敖年大洋五元，大米一斗五升，而且施以酷刑折磨。

西路军失利后，经常有红军失散人员到临泽县鸭暖乡的徐菊香老人家要饭。徐菊香除了给这些红军做饭吃外，还精心救治伤病员，为他们洗伤口，治冻伤，倍加关照。她还为红军翻修衣服12件，缝便衣12件。有一次，一下子来了9个小红军，她不嫌麻烦，为他们做饭，煨热炕叫红军睡，养护了十几天。有一天，她听到保长吴发科带领敌军要来她家搜捕红军，她立即把9个“红军娃子”藏起来。敌军追查了一阵，不见红军踪影，就用马棒打她，逼她说出红军的下落，但她始终不吐露真情，保护了这9名小红军。当年4月，一名双脚冻伤的红军来到她家，她就煎熬甘草水给这位红军洗敷，经过9天的治疗，冻伤渐好，能下地走路了。徐菊香收留红军人员住宿、养伤之事，被坏人告密，临泽县政府指派衙役张新生、倪天礼来查，捆绑吊打其夫吴作善，还罚了白洋两元。全国解放后，被她营救过的红军来探望她，感谢她对他们的救命之恩。

临泽县沙河堡农民尤正义，受红军委托养护伤员李平余，将其藏入屋内夹墙中，躲避敌军搜捕。风声紧张时，尤正义怕李平余被敌军搜出，就把李转移到野外隐蔽，夜间再带回家中休息，就这样养护了4个多月。尤正义养护红军的事，终被坏人发现，他被警察局抓去，经受严刑拷打，又被诈去白洋12元。李平余的伤终于治好了，平安离开了他家。

失散红军李福兴、马洪忠和两位女红军，先后到张掖县沙井乡赵永和家，要求在赵家躲避敌军搜捕。赵永和白天把他们隐蔽在外面，晚上安置在家中，供给吃喝，隐藏了两个多月。李福兴的头部负了伤，赵永和的母亲为他擦洗、上药、包扎，使李的头伤渐渐好起来。赵家保护红军的事被坏人告密，联保主任马宗玉、保长段长发、民团大队长马天合等一伙人来搜捕，把两位女战士送交给马家军，又把赵永和抓去严刑拷打。但赵守口如瓶，始终没有供出家中还有隐蔽的红军。敌人敲诈去白洋10元、羊1只，方才罢休。

张掖县西洞堡的杨泽、王佛保二人，在三滴水山下放羊时，遇见38名失散的红军，二人便杀了两只羊，让红军吃。红军吃饱羊肉和炒面后，他又送过了山头。不料这事被敌人侦知，立即派兵追捕，但没有见到红军的影子。敌军恼羞成怒，把杨、王二人抓住拷打，剥光了他们衣服，还威胁说要将他们枪毙。杨、王二人无奈，送去18只羊才了结此事。

1937年3月至5月间，民乐县新天村农民李宗先三兄弟，先后收留了负伤失散的小红军战士沔有安和双手双脚冻伤的红军傅永选、王文清，兄弟三人每人收留养护一名。此事被马匪兵刘炳清发现，便带领敌军来搜捕。但因李家兄弟事先得到消息，及时转移了红军，敌军便将李家三兄弟抓去审讯毒打，遭受酷刑折磨。李家的人央求地方绅士说情，又借了50块大洋送去，才得释放。此后，为了还债，李家卖去仅有的三亩水地。次年3月，敌军又来抓捕这三名红军，李家事先得到消息，即刻打发这三名红军进山躲避，不幸途中与敌遭遇被抓。后经保长张多福出面说情，并设法叫红军逃跑。敌军借机敲诈，李家兄弟逼迫交出羊一只、鸡九只、牛两头、土布四匹、大豆九斗，每人又花去白洋80元，敌军才算罢休。李家兄弟为还债，变卖了房屋家产。(https://www.daowen.com)

西路军总部骑兵师战士黄三明，在洪水城（今民乐县城）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隐蔽在永固邓家庄的一个窑洞中，伤口恶化，生命垂危，幸被邓家庄农民周学贤发现。周家父子把他抬到家中，精心治疗，伤口很快好起来。敌人来搜查时，黄三明按事先商定的计策，装成哑巴，周家父子又以放羊时被狗咬伤为由进行应付。后来，这事又被地痞邓怀璧报告民团，说周家“窝藏共产”，得下了枪支，留下了鸦片。民团抓去周家父子，进行严刑拷打，无奈卖去耕牛两头，借来白洋30元，送给民团头子赵良圣，才算了结此事。

1937年4月，安西县踏实乡农民常树海，遇到失散的红军王长山，便领到家中吃住。为防备敌人搜查，常家把红军藏入粮房。后敌人搜查，常树海又连夜送红军到25公里以外的山中躲藏。不久，敌人又去搜山，常家又把这个红军转移到敦煌的亲戚家当学徒，这才掩护下来。后来常树海因掩护另一个红军而被敌人抓去，遭受毒打，被冻得不省人事。他的家人把20元大洋送给敌人，才把他赎回来。

（三）慷慨解囊，资助红军东返

1937年3月，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因在战斗中负伤而失散，在祁连山中的红弯寺一带艰难行走，被张老汉营救，养伤月余。后遇到牧民屈大成，就把他领到家中，一面供他吃住，一面给他治伤。屈大成找来贵重药品麝香，敷在他的伤口上，伤口很快好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屈大成考虑到自己的房舍太简陋，不宜隐蔽，又把徐转移到喇嘛弯的一个山洞隐蔽，让妹妹送水送饭。到了4月间，恶霸鲁阿訇带领民团到山里来搜捕红军失散人员，屈大成即刻把徐一新转移到高台新坝亲戚万生荣、王立基家中隐蔽。到了秋天，徐一新提出要回延安，在屈大成的积极活动下，他的亲戚周占熊、赵财宝、王尚敏等人慷慨解囊，凑了几十块大洋，又为徐缝了一套新衣，做了路上吃的锅盔。 1937年11月，在屈大成护送下，徐一新从高台元山子乘汽车起身，顺利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又转赴延安。屈大成自此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于1939年4月回兰州。甘肃工委派他到张掖与傅俊杰（又名傅从俭）接头，开展地下工作。

梨园口战斗后，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长胡嘉宾失散，辗转讨饭，来到张掖县城，遇到了裁缝师傅杨仲贵。杨仲贵原籍四川万源县，早年因生活所迫，千里迢迢来到张掖，学了裁缝，在一家裁缝铺当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杨师傅把他领到家中，招待吃喝，又引荐到裁缝铺当了临时工。不几天，杨仲贵又收留了两名小红军，都是十来岁的娃娃，都安顿在他的家里吃住。接着又向裁缝铺老板说情，也把这两名小红军安排到裁缝铺干零活。 1937年秋天，胡嘉宾向杨师傅说：“我要回延安。”他们倾心交谈到深夜。分别时，杨仲贵对妻子杨玉英说：“把箱子里的那10块银元拿出来，给老胡带上，在路上住店、吃饭做盘缠。”胡嘉宾接过钱后深情地说：“杨师傅，革命胜利后，只要我还活着，迟早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当天夜里，胡嘉宾就和两个小红军离开张掖，向东走了。解放后，胡嘉宾当了中央民委副主任，一直关心着杨仲贵一家。当他得知杨师傅已迁居酒泉，并已下乡落户，就和有关单位联系，为杨仲贵的儿子安排了工作，后又将杨的全家迁回城里落户。

1937年春天，红军失散人员7人，沿河西走廊北部沙漠东返，到永昌县境内的小山子时，想找一个人家乞食，不料走进了地主姚明云的家。姚明云虽是地主，但有正义感，对红军流散人员处境很同情，即刻叫家人做饭招待，还安排他们在家中休息了几天，红军离开时，他又资助盘费，还送给骆驼三峰、羊皮三十张，扮成行商，指给了去陕北的道路。

1937年2月间，张掖县大满乡的池有才，在灰条沟煤矿掩护了一名失散红军，敌人搜山时，他及时将红军藏入煤窑中，未被敌人搜去。风声缓和后，他又为红军准备了干粮，资助了路费，使这位红军同志顺利回到革命队伍。 1949年9月，解放大军西进河西时，这位曾被池有才营救过的红军已成为营长，专程找到他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山丹县芦堡乡任家寨农民李逢益，收留失散的红军战士杨春才在家养护。为了不被坏人发现，他先是把红军藏入平坡后窑内，后来敌人搜查，又转移到另一个更深的窑内隐藏。杨春才在他家安全养息两个多月，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才东归。临走时，李家为他缝了土布棉衣一套，制作棉帽一顶，备办了路途食用的口粮，又资助大洋20元做盘缠。李逢益在红军流散人员东归期间，先后为30多名过路的红军提供食宿方便，共资助大洋90余元作路费。

（四）各界开明人士，伸出救援之手

西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特别是西路军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更受到进步的军政官员和开明人士的欢迎。因而，在西路军失败后，这些人士也伸出了救援之手，救助红军伤病、失散人员。有些和尚、道士，也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力援助红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1937年元月高台战斗失利后，敌军在高台城内疯狂追捕屠杀红军。在这危急时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被城内西街商人柴维仁营救，藏在屋内的夹墙里，几天后，他套了一辆牛车，车上堆满了草，将张力雄藏在草下面，送出城外，使张脱险东归，回到了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张力雄当了将军。

张掖县城“长兴泰”掌柜刘芳，早年受过旧政府官吏的栽赃陷害，人格受到侮辱。红军作战失利后，他对红军伤病员和流散人员的处境，非常同情。 1937年初春，他听到东街店内关押着300多名被俘红军人员，大多是负伤和冻伤的，衣着单薄、破烂，决心帮助这些红军。他用200元大洋买通了敌旅长韩起功的副官和看押被俘人员的军官，声称他膝下无子，要行善做好事，争取老婆生个儿子，提出给这些被俘的伤病员送些皮衣。待敌军副官等人同意后，他便将准备外运的300多件皮衣，送到这些红军手中。几天后，有两名逃出的红军来到刘芳的家，转达了红军伤病员对他的谢意。

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支持进步医生高金城营救、掩护红军失散人员，提供方便，帮助一些红军伤病、失散人员东返。

红三十军参谋张萍，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不幸被俘，在敌解往西宁的途中逃跑，到民乐县张满寨子藏匿，在几户贫苦群众的掩护下，度过了数月时光。 1937年5月，他来到国民党区长孙振铎家当雇工。7月，孙振铎把他介绍给民乐县县长江述春当勤务员。不久，江述春调任靖远县县长，张萍因而随江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张萍将孙的表现向办事处做了汇报，兰州“八办”因此通过爱国人士高金城和孙取得联系，为营救、收容失散红军又开辟了一条渠道。

1937年2月，敌军将被俘的一批红军解往张掖东教场活埋，红军战士孙得江和一位女红军被敌军的一位副营长藏匿在兰州“八办”，送到北街“王牛肉”家帮助干活，后来，这两个红军结为患难夫妻，商人冯街庆助资大洋20元，在张掖城内摆摊为生，直到解放。

永昌县民团营长陆毓珍，收留了由保甲长送去的吕绍权、张梦熊、赵宝娃等14名红军被俘人员，到1937年夏收时节，他给这些红军发了口粮和盘费，全部放走。永昌县的工商业者张廷祯，收留了红军失散人员张德、董国玉二人，县自卫大队长张中科企图搜捕，张廷祯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声威，严厉训斥了张中科，保护了这两名红军。 1939年张德返回原籍，董国玉在张廷祯帮助下娶妻成家，在当地落户，直到1954年才举家返回原籍四川苍溪县。

1937年初，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曾任红九军政治部科长）在临泽县何家庄生下一男孩。不久，红军部队转移到沙河堡，吴仲廉找到苏维埃政府委员张永录，要他帮助找一户人家，将婴儿寄托下来。张永录找到王学文，请他收养。王学文夫妇冒着危险，毅然收养了这个孩子，并视为亲生子，关怀备至，长大后又让其上学读书，起名王继曾。 1950年，王继曾已长到14岁，吴仲廉托人将孩子接走，并重谢了王学文夫妇，当地驻军还赠送了一面绣着“为革命养育后代，人民永远记在心中”的匾额。后来，王学文夫妇因年老体弱，生活发生困难，吴仲廉便把他们接到杭州，赡养了一段时间。

临泽沙河堡农民韦永仕，虽然当了民团团丁，但人性未泯，每次看到负伤、失散的红军都很同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下乡办事，途经何家庙时，遇到了40余名红军伤病人员，面呈饥饿状态。当夜，他就偷民团团部的粮食，换成大饼，送到这些红军手中。此后，每过几天，他就给这些红军送一次大饼，持续了月余时间。后来，他听到马家军要来搜捕，便提前通知这些红军转移了。

红三十军医院干部林春芳等五人，东返途经民乐县曹营村，来到地主王志诚家乞食投宿。王志诚看到这些红军疲惫不堪，有的冻伤了手脚，很同情他们的遭遇，立即让进房里，生火、做饭，热情招待。为了不被敌军和民团发觉，次日天未明，他就把这些红军送到三里外的山洞里隐藏，每天送水送饭，让这些红军休息了四天。临走时，又给他们备了干粮，供途中食用。 1949年9月民乐解放，林春芳与王志诚会面，对他救援红军的事表示衷心感谢。“土改”中，王志诚被定为开明地主，受到了政府的照顾。

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安正盛，在康隆寺作战中负重伤被俘，被送进敌人设在张掖的医院治疗。他在住院期间，结识了敌军伤员李怀弟，两人建立了友情。李怀弟给他出主意，将他改名为李怀存，谎称是他的兄弟。后来，安在李的帮助下逃出医院，安置到亲戚王致中家养伤3个月。伤愈后，又被他介绍到张掖法院当了护卫。

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作战中负重伤，幸被战友救护，送到张掖县上龙王庙附近的一个山洞隐蔽。数天后，被龙王庙的道人徐合德发现，徐便冒着生命危险，给王送水送饭。敌人搜捕红军紧张之时，他五次转移王的隐蔽处。风声过后，他把王接到庙中，料理养伤。王的伤势愈合后，却瘸了一条腿，腰也不能弯曲，为使王怀文恢复腰腿的功能，徐老道每天把豆子撒在地下，要王拣拾，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的腰部基本恢复了活动功能。徐老道救护红军伤员的事，被坏人告发，敌旅长韩起功派兵搜捕，他听到风声后，抢先一步，把王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隐蔽，让敌人扑了空。然而敌人却不放过他，便以“隐匿共党”的罪名把他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但他坚决不说实情，终于保护王怀文直到解放。

张掖县大满庙有一位姓赵的道人，收留负伤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关炳让，他把红军藏在了山洞中，一直养了几个月，躲过了敌军的搜捕。后来被民团头子曹明发觉，将关捕去，严刑拷打。民团把他放回后，他又把关找回来，继续养护，直到1940年秋回了原籍四川广元。张掖县南关灵隐寺的一位和尚，也掩护过两名负伤的红军，一名张姓红军战士，1949年张掖解放时，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原载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次序上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