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现实关怀

对现实的关注与对人文精神的坚守，仍是当前文学的主流。在欲望化生存状态下拯救人生的意义，挽留沉浮的审美情怀，也仍然是当代众多文学家的价值追求。而缤纷精彩的现实生活场景，恰恰为一些敏锐而富有才情的作家捕捉新的题材、实验新的手法、拓展自由想象的空间提供了机遇。季宇的《猎头》发表后，引起社会较广泛的关注，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国十二家报刊对其进行了选载或连载。“猎头”的英文直译为“野蛮人猎取人头或出外猎取人头”；现代的含义则指一种人才中介机构，在商品大潮席卷的今天，“人才是制胜的法宝，而猎头公司可以帮助您最经济最有效地选择人才”。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崭新的题材领域，通过“世纪”与“伯乐”这两家猎头公司在人才市场竞争中迥异的职业品格和操作手段，揭示了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猎亦有道，做人更得有道。这一主题，虽然仍旧属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范畴，但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坚守与张扬，其实正是当代意识的一个有机构成。当代意识不可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重新梳理民族文化，对于当代文学的思考与重构，是一项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工程。聪明的作家在关注现实的时候，总是前瞻后顾，历史和未来，都是他们精神创造的参照系。《猎头》在文学题材上的开拓也是引人注目的，小说的结构和叙事完整而有张力，语言表现出作家一贯追求的从容洒脱的风格，人物性格流程与生活场景的呈现，虽然是白描，但仍然与当代人的思维定式和生活节奏相吻合。季宇是读者所熟悉的作家，这部作品显示了他正在自觉地拓展小说艺术的想象空间，自如地构建文本超越性的审美境界。

中短篇小说集《打死我也不相信爱情》，收入了10部中短篇小说，此书被选入“21世纪文学之星”2004年卷。作者张子雨虽然还并不为众多读者所熟悉，但其作品中所透视的艺术才华与艺术感觉，却使人坚信，这是一个有天赋、有潜力、有希望的作家。张子雨小说的显著特点便是现实关怀与人性关怀。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围绕着商品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遭际来展开的，主人公也都是初涉世道的年轻人。商品大潮所带来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欲望与理性的冲突，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作家展示人物命运沉浮的现实依据。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补钉》。故事是简单而新鲜的：道歉公司的王牌业务员李乐平，在完成其道歉使命的过程中，鬼使神差地与道歉对象程红发生了感情纠葛，知情的妻子王京带着孩子离他而去。这本是一个古老而平庸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到此戛然而止，小说的线索在向深处游走：李乐平自己掏钱给公司，派自己同时也是代表自己向王京道歉，致使王京最终重新接受了这个“打补钉”的婚姻。“补钉其实就是代表一个过程，你那么在意过程吗？”主人公的道白似乎是轻松的，但他的内心情感却是沉重的。“补钉”，正是当代社会中个人欲望与道德理性碰撞所必然付出的沉重的人生代价。小说所蕴含的当代意识是明确而深刻的：当代人不相信完美，残缺似乎是当代生活的标志。值得庆幸的是，张子雨笔下的年轻男女，并没有在残缺与迷乱中自生自灭，他们虽然面临着难以抗拒的物质诱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仍然恪守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准则，他们在探索中成长与成熟。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是值得认同的。

李国斌的小说集《罗拉》，收入13部中短篇小说，题材和手法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性的，当代社会中一些为人们所关注而又陌生的领域，都成为作家取材的对象。特别是中篇小说《罗拉》，笔触直接深入当代人的精神病理层次，这在当下喧闹而多彩的都市题材作品中也是少见的。“罗拉”是一种抗抑郁症的药物，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则是抑郁症患者。作品大胆剖析抑郁症患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揭示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焦虑与精神危机，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相互拯救，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与批评意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也由此强烈突显。同样描写当代人生存状态与精神危机的还有曹多勇的中篇小说《好日子》以及钱玉贵的小说集《遭遇城市》。《好日子》描写的是一个下岗工人的生存困惑，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是，小说并没有把描写的焦点放在人物的物质生活层面，而是着力表现下岗工人在人格、尊严与情感上所面临的挑战与困惑。小说揭示的主题是深刻而严峻的：如何面对金钱的魔力所导致的伦理倾斜与沦丧，好日子不能以牺牲人格作为代价。小说结尾，主人公“我”的觉醒与解脱让人感到宽慰。《遭遇城市》中的人物大多是来自乡村的“淘金者”，梦想与反叛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如《苍白》中的肖魁、《破碎》中的“我”，以及《遭遇城市》中的小芳……他们向往幸福，不甘贫困和平庸，习惯于向命运挑战，但从不向环境和压力妥协。他们崇尚诚信、互助、自尊和平等，却又无力应付贪婪、物欲、欺诈以及声色犬马的种种诱惑。他们在欲望的浊流中淘金，却最终为浊流所吞没，留给读者的可能不仅仅是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