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文化情结

文学的文化情结，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的审美选择。文学作品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底蕴，并没有消融和动摇人类的情感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中心地位，而是相得益彰。“使‘桐城派’文化得以艺术地再现于当代文学的画卷”，这是评论家对陈所巨、白梦的长篇小说《父子宰相》的高度评价。小说在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大背景下，对“父子宰相桐城张”——张英、张廷玉二人的宦海生涯铺陈渲染，使父子二人勤勉、隐忍与清廉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也使他们的情感遭际与生活波折生动真实。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对康乾盛世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走势，特别是对桐城派文化的诠释与艺术表现，都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作家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人的本质和本性是相通的，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那一丝良善之心和律己的方式都是相通和可供借鉴的，这也就是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道理了。我们用文学的方式再现了两代宰相，当然这种再现并非克隆，所以我们再现的父子宰相就只能是我们臆想和希冀中的人物，文学艺术化了的人物。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能够喜欢他们。”作家借古喻今，以历史来观照现实，既不戏说，也不演绎，而是以历史为经、文学为纬。这种创作理念与创作态度与当下历史题材创作中泛滥的消费主义的历史观念和虚假的历史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完全拘泥于历史真实，或用随意编造的艺术真实来取代历史真实，均不可取。武佩河的《汪雨相传》作为人物传记，不仅真实地再现了传主的传奇经历，而且从中艺术地提炼出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读来让人肃然起敬而意味长久。

韦斯琴的散文集《让我慢慢地靠近你》是引人注目的。她的散文优美而蕴藉，洒脱而厚重，全部文字包孕着三种审美情结。首先是书画情结。作为书画家，她将书画创作的手笔与意韵自然而自如地移植于散文写作之中，使文章形神兼备，超脱不俗。其次是女性情结。女性作家的细致与轻柔在文章中隐约可见，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精雕细刻而不失轻盈飘逸。再次是乡恋情结。散文集中诸多怀旧的文章，都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的殷殷眷念、对母亲的深情。这是作者情思与文思的原始动力，也是她的散文动人心弦之处。在《为何写作》中，作家这样写道：“而我一路走着，一路写作，我把自己遇到的艰险告诉别人，请他们小心些。我把自己如何快乐地走路，告诉别人，请他们也微笑起来，将忧伤消散在风里，让快乐长长地蔓延。我把一路上见到的风光向他们描述，请他们经过此地时，别忘了欣赏。我把一路上感受的温情表达出来，请他们相信人类的心灵是多么渴望温暖。”文学的关注就是人文的关注，作家将自己的艺术情怀与人类的关爱融为一体，那么，她笔下的文学就显得多情而厚重。水庆中的《心河集》与王文忠的《苦爱》，字里行间也都显示了自我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其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歌唱也有呐喊，有自信也有自嘲，但透过文字都不难读出作家崇尚善良、坚守真诚的人文情怀。其中也不乏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好篇章，如水庆中的《喊娘》、王文忠的《母亲的医道》等，都是催人泪下、撼人魂魄之作。

张武扬的散文《青花的韵味》，其文化底蕴是深厚而独特的。全书除少许记叙亲情友谊的篇什，大都为游记。寄情山水、追问历史、感悟人生，构成了这部散文在内容上的重要特色；而“不施粉黛的清丽之美，总是心灵的牵挂”，则道出了作者的审美个性追求。作者的笔触是冷静而含蓄的，直观的表白与思维的认同也显得稳健而踏实。但他情感的神经与理性的血管却显得异常敏锐与流畅。面对阳关的残存，他的感受是：“在最少诗意的地方，偏偏诞生了不朽的诗篇。大戈壁上的阳关，苍凉了中国文学史。”当他偶尔拾起遗留在干涸河道上的一块片石时，却“惺惺惜惺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它是一个坚硬的符号，是河滩不死的灵魂，独自孤独着，藏在岁月最隐蔽的深处，在热风的歌吟中，守望着归程。它被岁月淘洗，也在风沙中淘洗着岁月”，这是创作主体与历史岁月的对话，也是创作主体的自省、顿悟与升华。孤独与痛苦是人生的导师，而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守，则是人格坚强的体现。张武扬的散文是智慧的，是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同时也是平实的，在端庄中透视着典雅。“青花的韵味”就是作者对散文风格追求的自我写照：“青花则像目光清澈的乡间民女，宁静、隐秀、淡雅、温润而不耀眼，着一身青色的裙裾在风里与你对话……青花其实是一种情调，代表一种含而不露的典雅、和谐与持久。”在喧闹与芜杂的生存环境中，能保持这样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与情绪，是难能可贵的。它有益于人类良知与道德的坚守，有益于和谐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也有益于艺术与审美情态的激活与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