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
研究刘先平的文学创作，首先涉猎的是大自然文学。有评论家认为，“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文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他的大自然文学是以大自然为原创母题的，涉及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动植物世界的探微等诸方面的问题，同时他的大自然文学立足大自然，将‘我’置于大自然之中，审视人自身存在的问题。刘先平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实际上是在试图寻找人类生存的根”。作家也有自己的文学独白：“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以大自然为题材，观照人类生存本身，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也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一致。大自然文学或曰文学中对自然的书写，在中外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田园诗派”，俄罗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自然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文学中以“重返自然”为主题的文学流派，等等。但是，“文学的自然书写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自然为书写客体，强调作家主体精神的写作——这类作品通常以人为本位，赞美大自然的神奇美丽，借大自然的景物和山水来张扬人的主体意识且将人置于大自然的主宰地位；另一种是以大自然为本位，站在大自然的立场来批判人类对大自然的肆意改造和破坏。后者也被称为‘生态文学’”。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应该是属于第二种创作现象的，因为他的文学宣言，就是通过大自然文学，引领读者走出“大自然属于人类”的误区而进入“人类属于大自然”的境界。
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表明了当代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关注与审视，而人对自然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命运与前途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自然文学的强势呈现，是理性主义文学观念与美学观念的苏醒。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成正比的。关注自然和谐、呼唤生态道德，是当代意识，是当代人意识，也是当代文学意识。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为刘先平的文学创作归类，而是充分肯定其创作实践是对当代人类的生存理念与审美价值的自觉认同。
刘先平作品的审美特征，首先在于对作品的艺术空间的开拓。
评论刘先平的创作现象，论者几乎都无法避免其文学文本的儿童文学元素。
因为构成其文本叙事的主要意象，如短尾猴、梅花鹿、相思鸟和大熊猫等，都是既往的儿童文学的形象原型，并且在这些原型身上，已集中积淀了人类既定的精神向度和真善美的道德评判色彩。作为一个从传统儿童文学理念起步的作家，他的作品仍然难以避免传统文学思维的影响，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从作家早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清晰可见其时代的痕迹。但是这种现象是短暂的，当他逐渐自觉树立起一种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念与伦理诉求后，他的全部创作，无论是文学叙事中心的确立，还是文学终极境界的构建都有了新的根本性转向。“在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作品中，他似乎有意地以探险的姿态，对传统的儿童文学进行艺术改造，突破过去儿童文学以‘童心童趣’、儿童生活作为创作基点的模式，将读者的视线引入更为广阔的自然空间，让他们在感受大自然的丰富多彩的同时，实现对人类生存普遍命题的思考。这一艺术上的晋级，无疑实现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沟通，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架设了一座公开的审美桥梁。”这段话是有道理的。让文学引领读者热爱大自然的每一片绿叶、每一座山峰与每一条小溪，作品所面对的不仅是少年儿童，当然也包括成年人。在《山野寻趣》《红树林飞韵》以及《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等作品中，作家新设置的一些自然场景与情感境界，就是普通的成年读者也要仔细揣摩，才能领悟其中的哲理意蕴与道德诉求。譬如《大漠寻鹤》中关于黑颈鹤兄弟相残的血淋淋的场景的描述：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当兄弟之间你死我活地搏杀时，作为父母的老鹤在一旁却悠闲自得……在作品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向鸟类学家叙述了这件事，他听后长时间沉默无语……两年后的9月中旬，我在若尔盖、红原的高原沼泽草地，最少观察到了三个黑颈鹤的家庭，全都是三口之家——父母带着一个孩子……惊奇之余是沉思，难道对这种高贵而美丽的鸟来说，同胞相残是保护种群强大的法则？或是对高原苦寒生存环境的选择？还是苦寒高原环境对它们的选择？”这一连串的问号，埋藏着大自然世界的冥冥玄机。对神秘领域与未知世界的探微与追问，不仅为少年儿童，也为成年人提供了巨大的视觉与心灵空间。
刘先平作品的审美特征，还取决于作家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自觉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是其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传统文学的表现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即使是描写大自然的作品，其“景物实际上只是表达心态的道具，是对应灵魂的形象；而人才是中心，是主宰，是高于所有其他生物的灵长，即使是在他面对飞禽走兽自叹不如的时候”。而在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大自然世界无疑成为其文学叙事的中心。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的动植物都已处于文本的主角地位，而改变了传统的大自然文学书写中大自然的那种被观赏、被主宰的被动次要的位置。在作家的心目中，野生动植物这种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同样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休戚与共、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假如地球上没有蓝天、碧云、青草和鸟儿的歌声、鱼儿的嬉游、走兽的奔跑，假如人类生活在光秃秃的水泥环境里，人类的生存还有意义吗？人类失去了最可亲近、最与自己本质相通的动植物，生活还有乐趣吗？”作家的这一意义追问，正表明了他对生态文明与生态道德的自觉向往与追求。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代西方文化中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理念，都对作家新的文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代生态批评与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辨，对于当代文学思维与价值的调整与重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样，对大自然文学或者文学的大自然书写，有着鲜明的理念与思维的对应关系。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它以一种世界观的姿态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的生存理念与行为准则。“文学生态学将历史地承载着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和生态责任。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信仰、伦理和审美生存的诗学特征，最终建构人、人类文化与自然、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新人文精神。”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生态危机与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是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桎梏。因此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既包括了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充分关注，又把这种关注扩大和延伸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从而形成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有序平衡。在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读者就深刻感受到作家对大自然物种生命的关爱与悲悯情怀；感受到作家对那些破坏生态平衡、践踏野生物种生存权利行为的否定与批判激情；感受到作家对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关系的“天人合一”境界构建的期待与呼唤。刘先平作品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向度，大自然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有着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都是与作家自身的审美理念的演变与升华密不可分的。
刘先平作品的审美特征，还表现在作家对大自然文学新的文体与语言风格的探索与实践上。
文学理念的变化往往带来文体形式的变化，这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传统的文体理论无论是从外延上，还是从内涵上，都已不能准确而合理地诠释当今文坛丰富而复杂的文体现象，这是不争的共识。从文体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就具有探索与创新的特色：作家力图突破小说或纪实文学单一的叙事功能与叙事模式，力图探寻大自然文学文本叙事的多种可能，并最终构建一种能够容纳多种文体功能的复合式的叙事模式。从刘先平作品的文本呈现来看，小说的叙事、散文的言情和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熔为一炉，各种文学元素既独立呈现又自然依存，孰重孰轻难以分辨。刘先平的作品多为探险类，探险自然故事曲折，探险也自然惊心动魄，令人感慨万千，因此它离不开小说式的情节，甚至性格刻画，离不开散文式的抒情和哲理表白，当然也离不开对探险经历与自然场景的真实展示。
与文体形式密切相关的语言风格，也是作家在文学审美个性上所着力追求的重要方面。在刘先平的作品中，语言的诗意化追求是显而易见的。请看下面这两段文字：
四五月的三十九冈，正是花兴勃发的时节，山坡、溪边、峰峦、幽谷……花开得比天上的云霞还要明丽。碧蓝闪亮的沙参花，淡黄淡黄的黄连花，鲜红耀眼的凌霄花，素洁高雅的百合花……熏得风也沁香，浸得水也流彩。
这儿是雪的故乡，山的母亲，江河湖海的摇篮。天，蓝得滴水。云，白得耀眼。太阳多情，纯净辉煌。鲜花，妖艳得炫目。连空气也像是彩色的，弥漫着紫色，飘逸着苍绿，喷溢着红晕，而日光却恣意纵横……巍巍大雪山雄踞霄汉，银峰群立蓝天，周天寒光迸射。峡谷跌落，冰川浩荡。无垠的山野，漫漫的荒漠……犹如地球两端的极地。这儿是威严和壮美的集萃。
这两段文字分别是长篇小说《呦呦鹿鸣》和《大熊猫传奇》的开篇语，前者是写江南春天的秀美与热烈，后者是写西北高原的豪放与冷峻，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象，形成了风采各殊的语言色调，但都透露出诗一般的韵味，山水画一般的色彩。这是作家以语言为媒介，来实现自己与大自然的心灵对话与情感交流。在这些如诗如画的优美的语言文字中，分明凝聚着作家敬畏自然与赞美自然的深情厚谊，广大读者也从中获取了诗意与知性完美融合的享受。
除此之外，对于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众多的评论家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刘先平是一位将文学审美追求与人生价值取向自觉统一起来的作家，更可贵的是，作家毕生努力利用文学的形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去传达这种追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与科学结合的视角，从影响青少年性格成长与道德培养的视角，来考察刘先平作品的价值，这显然是不够的。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对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与判断，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化和提升。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注：
该文原载《1949—2009安徽作家报告（下卷）》（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部分内容刊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8月16日）以及《安徽日报》（2014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