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采的悲剧观
论尼采的悲剧观
一
当笔者最后合上尼采的《瞧，这个人》这本以皮拉多士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时说的一句话为名称写的自传时，眼前浮出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激动难安、濒临疯狂的哲人，在夜幕笼罩的荒原上，伴随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发泄出自己全部生命力量和生活热情，向漆黑的四野尽情地呼唤：上帝已经死了！他疯狂地诅咒着，也在热烈地期待着，这兴许是一个醉汉，兴许是一个狂人……他就是自称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的尼采，他就是为后人或曰为新浪漫主义的开山者，或曰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理论支柱的尼采。不错，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尼采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他刚刚完成这本别具一格的自传不久，那个时时动荡不定的灵魂便永远离开了他的躯壳，他终于疯了。但是，作为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文化现象的尼采，却又是那么长期地骚扰着人们的心灵，他的哲学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为人类文化发展史涂抹上了重重的一笔。
当然，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尼采哲学，绝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他那所谓“重新评价一切”的哲学中，有盖英的强调充实生命的学说的影响，有斯宾诺莎以生命的保存与发达为生活的核心和目的的学说的影响，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又显然与施勒格尔对古希腊的研究有关，青年尼采还曾称对诺瓦利斯的哲学见解颇为感兴趣……无疑，对于尼采的哲学来说，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或非黑格尔化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启迪和熏陶的意义。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同样强调人的主观选择和内在自由，从而开存在主义思潮之先河，尼采和叔本华同样把生命意志视为人的决定因素，因而共同成为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但是，尼采的哲学更多是属于自己的，反传统的彻底性和独特而坚决的创造精神，使他建立起一种包括克尔凯郭尔甚至叔本华在内的一切非理性主义都黯然失色的新的哲学体系。
二
在尼采看来，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不道德的，人类社会不过是浸透着痛苦和矛盾的事物的不断变化和更新的幻梦。人生在道德法庭面前永远只能充当败诉者，因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促使尼采对世界人生持这种悲观看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工业生产和当时的欧洲文化氛围下那些“危险而腐蚀”生命和毒害生命的因素。由于这种非人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为病态的了。人类的目的，也就是文化便看不见了，作为达到文化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化。在尼采的心目中，科学发展的文明时代所引以为傲的所谓“历史的意义”，只能被当作是一种疾病，当作是一种典型的衰微特征。他像一个新的哈姆雷特，向人们宣告：这个世界病了！对于现代文明集中的大都市，尼采认为这是思想者的地狱。科学知识的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令人瞩目的结果却是荒诞冷漠、怀疑、苦闷乃至于自杀，那种为资产阶级所吹捧的优越的文化，所散发的只是一种腐臭。
和叔本华一样，尼采将人生的痛苦和罪恶归之于人的意志生命本体，把对艺术的审美观照看作是对人生苦难的逃避。但和叔本华不同的是，尼采反对意志生命本体通过审美的观照来摆脱意志的束缚，从而扬弃自身，因而对叔本华弃绝人世的思想，尼采感到不足为取。在尼采看来，宇宙的原始意志，作为生命力的实体，充满着超个人、超主体的不可摧毁的力量；而个人客观化的意志则是受实体永恒力量支配的个体现象。个体只有在不断地变化乃至毁灭中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悲剧的实质正是体现了个体现象，因为个体现象作为人的客观化的意志是人生痛苦和罪恶的根源，个体毁灭了，而本体则是永恒的，归根结底是美的。悲剧的美感正是来源于对个体超越的不断实现，从而获得充盈、完满的新的生命形式。“每一个这种个体之消灭的实例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永久持续的狄奥尼索斯艺术的现象，它表现了个体背后的全能的意志，也表现了所有现象之毁灭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永恒生命。这种悲剧之形而上的愉悦乃将本能的狄奥尼索斯之智慧转换成为意象、意志之最高的显现，英雄被消灭了，这点我们是同意的，因为英雄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种现象而已，然而意志的永恒生命则仍然持续着。悲剧地呼号：‘我们相信生命是永恒的！’”(1)
是的，也是在个体意志的不断毁灭中，生命显示出它的永恒的力量，世界人生只如一件自我生育、自我超越的艺术品，而人生就是在痛苦与毁灭中升华出的悲剧美。在苦难中勇敢地接受命运、面对人生，通过苦难的洗礼获得新生，这种悲剧精神正是体现了人生最本质的意义，而悲剧艺术的创造不过是对永恒的生命力量的谢恩。因此，尼采极度蔑视和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这不过是上帝用来同情和怜悯人类的方便的借口罢了，或者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因而，越是觉得自己有罪的人，越是虔诚地信奉上帝，这是对人的本能和意志的轻视和扼杀，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否定。在尼采看来，表面上维护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督教，只不过是感到人生的厌烦和憎恶，而装腔作势寻找来的所谓“另一个世界的信仰”。尼采进一步指出：今天人类社会的病态事实，正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恶果。基督教扼杀了人类的悲剧精神，驱使人类走向堕落和衰败，而要重新弘扬人类的文化，就必须举起因基督教的兴起而倒下的古希腊文化的大旗。为此，尼采请出了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这正是尼采为今人创造新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所提供的一份蓝本。
三
尼采认为，“艺术是由于它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双重性格，才产生了不断的革新”。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分别代表着造型艺术和音乐，而相应于前者的是梦境，相应于后者的则是迷醉。他认为这艺术的双重性格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是更为原始的，具有酒神精神的音乐家所奏鸣的，正是那原始痛苦和那痛苦的原始回响，因而，它能唤起意志的沸腾和激情的澎湃，旺盛的生命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志世界涌流喷射，在不断地破坏与重新组合中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里虽然夹杂着迷狂与痛苦，但它毕竟是人的本性奔放不羁的呈现。在这里，酒神既表现为一个残酷的魔鬼，又是一个温和可亲的统治者，在它的神妙力量的感召下，“大地自动地献出了它的礼物，山上和荒漠里的猛兽变得温驯。狄奥尼索斯的战车饰满了鲜花与花圈。虎与豹在他的车轭之下漫步而行”。在酒神精神的快乐迷人的啼唱中，浪子回头，终于回到了生命母亲的温暖的怀抱。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在呼唤着人们：“像我吧——原始的母亲——不停地创造，从那纷纭扰攘的表象之变迁与流动之中，我获得了满足！”(2)
日神阿波罗是一个周身闪闪发光的光明之神，它统治着我们内在世界的美丽幻梦，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迷人的梦境，壮丽奇妙的神的形象首先就是在这梦境中出现在人们的灵魂面前，伟大的雕刻家正是在梦中看见了超越人间之神的非凡的躯体。诗人的灵感也同样是梦之所赐。尼采把日神阿波罗描述为“个体原则之最奥妙的神性之意象，他的容貌举止发散出最高的怡悦、智慧及‘幻梦’之美”。具有日神精神的人，能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的外表之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用哲学的冷静和美的均衡来摆脱情感的剧烈和外界的动摇。尼采曾引用叔本华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浩瀚咆哮的大海里，一个人坐在小船之中，委身于那脆弱的木筏，在猛烈的浪涛里，遭受这狂暴世界的袭击，而这个体，由于“个体原则”的支持，安详地坐在船上。在尼采看来，对于“个体原则”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正是阿波罗精神的最壮丽的表现。他在我们面前建造出一个英雄的世界——一个美丽而均衡、辉煌而崇高的世界。
狄奥尼索斯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和阿波罗融融日光的渗透，这二者的恰到好处的结合，便诞生了古希腊悲剧，诞生了人生的悲剧美。尼采认为，酒神和日神是两个彼此平行发展，同时又相互争斗、相互刺激的领域。对于人生的苦难来说，“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的手段：酒神艺术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旋涡之中以逃避存在的痛苦；日神艺术则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动的痛苦”(3)。“然而这二者也由于过去之不断的不调和与调和，才得以在艺术，这软弱的命名下，成为不朽。最后，在希腊人的意志行为里，这两者才联姻成为配偶，因此才产生了希腊雅典的悲剧，这种悲剧很突出地展示出他的双亲的性格”(4)。也即这种悲剧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狄奥尼索斯是艺术冲动的热烈的表现，而阿波罗则是艺术的静观和深思熟虑，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前者，悲剧艺术则毫无生命活力；而若没有后者，悲剧艺术则无法得到美的体现。
在尼采看来，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精神更契合古希腊文化的本质，因而也最能体现悲剧精神，“‘对生命的肯定，甚至对它最奇妙最困难问题的肯定：在其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态的过程中，对其生命力之无穷无尽因而到欢欣的生命意志’——这就是我所说的狄奥尼索斯情态，这就是我所指的达到悲剧诗人心理状态的桥梁”(5)。尼采认为，作为古希腊悲剧人物雏形的酒神既是原始苦难的象征，也是原始生命意志的力量和冲动的象征，被兀鹫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聪明反遭聪明误”的俄狄浦斯王、遭受命运诅咒的阿特柔斯家族，都不过是狄奥尼索斯戴着不同的脸谱。他们所以经受着世界人生的折磨和苦难，在命运的恢恢天网中难以解脱，正是由于他们生命力量的满溢和人生欲求的泛滥。因为“过度扩张就是痛苦”。而受痛苦者渴求美，也产生了美，正是艺术之神拯救了古希腊初民，使得他们能在美学的镜子中发现自己，从而鼓舞了与痛苦抗争的勇气，并以这种痛苦忧郁的智慧完成其艺术上的天赋。人的生命意志虽然带有痛苦的锋芒的猛刺，但人毕竟是追求欢乐的生灵，艺术的审美境界使人相信生命的永恒力量，从而由生命意志所带来的痛苦纷扰中，返回生命力的怀抱。
于是，痛苦与毁灭成为自我的重新确证，成为新生的开始，所以尼采坚定地为自己的理论辩白：狄奥尼索斯能给我们各种启示，就是不能做一个“失败主义者”。尼采在自传中宣称，自己正是在生命遭受极大困苦的时刻，放弃了悲观主义，这因为，自我拯救的本能不允许有怯懦而软弱的哲学。自我拯救的本能要求创造一个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个超然的力量，也就是尼采津津乐道的“超人”。
把握了尼采的全部哲学，我们便可以发现，所谓“超人”正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在今天的扮演者。尼采曾把自己的《悲剧的诞生》全书的特色概括为：对基督教表现出一种讳莫如深的敌意的缄默，基督教既非阿波罗，也非狄奥尼索斯，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它是虚无主义的。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神学，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堕落。为了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光复，为了新的悲剧时代的诞生，尼采创造了扎拉图斯特拉（查拉图士特拉）形象，这也就是“超人”。
“超人”究竟何许人也？根据尼采本人的说法，在传统宗教的土壤上，是不会孕育出真正的“超人”的。他所崇拜的叔本华以及自己都还不具备“超人”的人格。与“超人”比起来，但丁只不过是一个信仰者，而不是一个创造新真理的人——一个支配世界和命运的人，而吠陀诗人只能算是教士，甚至替“超人”脱鞋的资格都没有。“这位在一切人类中最积极的肯定者，在每一个字中，都自我矛盾，然而，他身上一切对立的东西，最后都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人性中最高尚和最卑下的力量，最愉快的、最轻松的和最可怕的力量，永远不变地从一个源泉中流出”(6)。“我深深怀着对生命肯定的祝福”，“超人”道出了自己的本质。
“超人”扎拉图斯特拉30岁那年离开了衰败而堕落的社会，隐居山野，十年磨陶心志，熏冶性情，终有一日，他凡心萌动，思乡心切，他要去破坏衰败的世界，他要去开启人的精神。他下山的第一句话是宣告：“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都可以发生。“上帝死了，因此也死了那些渎神的人们”。上帝的观念实际上是自酒神精神消灭之后一千多年来欧洲文化传统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它以有形的或无形的力量渗透着、支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在尼采看来，上帝的观念还是一切理念论哲学观的精神支柱和源泉，所以，“上帝死了”，也就彻底动摇了至今流行的一切思想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由此可见，“超人”是尼采为一切宗教神学和传统观念设置的假设敌。“上帝死了”正是“超人”一方面要破坏，一方面要创造的宣言。
尼采有一本书的名字叫作《偶像的黄昏》，意思是很明确的，传统的真理和道德已经是日落西山、惨淡无光了，让我们摧枯拉朽，穿过黑夜，迎接新的曙光吧。“超人”给人们以同样的启示：要摧毁世界的偶像，抛弃对一切宗教和传统观念的幻想，创造新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要在破坏和创造中坚强自己的意志。人生的痛苦虽然是深沉的，但快乐的原则是永恒的，破坏和创造本身就是快乐。
四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从心底涌出一个问号：狄奥尼索斯的现代象征者——“超人”扎拉图斯特拉真的可以疗救那苦难而堕落的世界吗？尼采的哲学也真是关于人类快乐的原则吗？这里实际上涉及对包括悲剧观在内的整个尼采哲学体系的评价。
在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斑的著名《哲学史》中，尼采被描绘为：“一个最高教养的人，一个完全有独创性特征的人，他感受了时间的一切趋势，经受了由于时间本身不协调而引起的同样不可解决的矛盾的痛苦。从此以后他的语言找到了回声；因此他的影响是危险的，因为他不仅没有治愈他的时代的疾病，反而使病情更加严重。”(7)这个论断指出尼采哲学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两方面特征，这是可取的，但也难免有危言耸听之嫌。
尼采的哲学首先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反动，他的悲剧理论强调弘扬热情而充盈的生命形象，以积极有为的、乐观向上的、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来代替庸俗、虚伪、腐朽的生命，将宗教的禁欲主义视为悲剧的天敌，这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叔本华一样，尼采像“新生世纪的早熟的孩童”，极早感受到了现实和未来人类精神的危机，因而也试图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悲剧价值观，但前者虽然反对上帝的权威，把由宗教的虚伪而带来的物欲横流视为悲剧的根源，但却把皈依宗教视为悲剧性人生的归宿，在上帝的怀抱中寻求温暖和安慰，最终陷入禁欲主义、悲观主义乃至于虚无主义的陷阱。而尼采则主张悲剧人物的毁灭正是体现了人类永恒的生命力量，上帝死了，而悲剧精神复活了！
朱光潜先生称誉《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他是这样来评价尼采的悲剧观的实质：“不言而喻，悲剧不可能从完全快活的心绪中产生。要创作或者欣赏一部出色的悲剧，都必须对生活的阴暗面、对命运的捉弄以及对邪恶和不正义的存在深有所感。但与此同时，又不必回避悲剧中这些不幸的因素。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悲剧人物可以是一个坏人，但他身上总要有一点英雄的宏伟气质。要是看悲剧而没有感觉到由人类的尊严而生的振奋之感，那就是没有把握住悲剧的本质。”(8)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论述正是对尼采悲剧理论积极方面的充分肯定。
尼采的哲学当然具有破坏性，它一方面破坏了丑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美好。他那惊心动魄的横扫一切的思想飓风，不仅狂暴地摧枯拉朽，也使落红无数。尼采宣扬意志力的狂肆不羁，把超人的意志看作唯一的行为标准。为了实现完满的个性，扩张生命意志，牺牲他人利益也在所不惜。什么自我牺牲，什么坚忍的品质，都被尼采视为堕落与颓废，扔进塑造“超人”的熔炉中化为灰烬。为了逃避痛苦，对抗痛苦，制造痛苦也不以为耻。在尼采看来，以丑恶对抗丑恶，以无情消灭无情，正是人性坚强的体现。而基督教的泛爱主义正是对人的强迫性要求。弗洛伊德关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不仅性欲，而且攻击也是人的本能的观点在这里找到了出处。世界人生图画中的温馨、信任、安慰和美好，真理和道德的某种客观有效和约束性，经过尼采赤裸裸的、粗暴的勾勒而荡然无存，而留下的却是生物竞争的缺乏诗意的灰暗线条。这样，由酒神和日神的结合而构成的“审美世界”，由于缺乏对艺术与美完整意义的理解，由于缺乏对人的现实性的社会和历史的说明，非但不能成为人生痛苦的避难所，反倒由于个体意志力的扩张和狂肆而出现新的牺牲品，这因为个体生命意志的疯狂地扩张和残酷地显现，必然走向它的极端甚至走向反面，那就是专制。而最能体现人生积极进取意义的悲剧精神，是绝不能和专制相提并论的。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尼采当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降，冲击和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以理性主义为主流的西方近代哲学应运而生。理性主义哲学家一方面崇尚理性、崇尚知识，另一方面由于把理性夸大为空洞的抽象的绝对，则又使理性皈依宗教。在对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作出解释时，多数人又都接受了基督教的基本学说。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说：“哲学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崇敬。”(9)
可见，理性主义哲学虽然企图用人类理性来唤醒人类，拯救在宗教神学压迫下呻吟的人类。但结果却是实质上指引着人类向中世纪复归。同时，19世纪大工业化无情地吞噬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标准，其必然结果是造成人类心灵和血肉的枯竭。这种“异化”的严酷现实，使人们丧失了对上帝的信心，同时也丧失了对抽象而神秘的唯理主义的兴趣，这就使生命意志哲学应运而生。这种哲学通过叔本华的努力，在尼采那里发展到巅峰。这样，对人类重要审美形式——悲剧艺术的理解，就从抽象绝对的理念（即上帝）回到人的生命意志本体。
当然，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的理论都不可能真正拯救在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下痛苦呻吟的灵魂，他们虽然都曾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但由于思想上的局限和偏激而各走极端，因而失去实践的有效性，自己倒成为在社会历史发展必然面前茫然无措而陷于绝望挣扎的悲剧人物。
真正为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指出一条新路的，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学术界》1988年第4期
————————————————————
(1) 尼采：《悲剧的诞生》，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尼采：《悲剧的诞生》，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第20页。
(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4) 尼采：《悲剧的诞生》，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第20页。
(5) 尼采：《瞧！这个人》，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6) 尼采：《瞧！这个人》，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7) 雅克·肖隆：《哲学传奇》，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8)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9)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