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呼唤鸿篇大作
新时代呼唤鸿篇大作
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往往成为人们衡量某一历史阶段或者某一地域文学发展实力的标志性成果。我省近年来长篇小说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亦为当代安徽文学的整体发展增加了砝码。面对当代读者群体与审美趣味的日益翻新，能否强化创新意识、勇于探索实践仍然是安徽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长篇小说以其丰厚的社会历史含量与广阔的文本叙事空间，向来被认为是人们在审美感受中解读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重要文学形式。同样，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也往往成为人们衡量某一历史阶段或者某一地域文学发展实力的标志性成果。我省近年来长篇小说所取得的突破性进步，亦为当代安徽文学的整体发展增加了砝码。从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文学类）的评选结果来看，长篇小说创作在诸多体裁中独占鳌头，令人兴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归去来兮》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实现了该类奖项开奖以来零的突破。
完颜海瑞的《归去来兮》是一部历史小说，作家立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高度，彰显清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历史正义性，并以书写康熙收台与当下中华民族统一在民族精神与历史精神上的同一性价值指向，实现了历史题材叙事的当代性观照，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归去来兮》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家恪守历史人物创造的真实性的审美原则，对主要人物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是非功过以及道德人格的判断与定位，力求保持历史的基本面目与基本格调，从而使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穿透力与历史可信性融为一体，让读者心悦诚服。作为主人公的施琅，其人生经历与性格内涵的错综复杂性，是小说创作中文学设计与审美处理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作家并没让简单的道德评价与是非评说遮蔽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智慧与创造锋芒，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发展的流动中确定施琅作为历史人物的正面素质，从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冲突与家国情仇的纠葛中去拓展作为一个主人公所应有的人性的深度与人格内涵的丰富性。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姚启圣同样引人关注，笔者甚至认为，他的性格悲剧似乎比施琅更具有历史震撼力；他的传奇经历，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执着与多疑并行不悖，以及他的悲剧性的人生结局，都使整部作品的思想品质与艺术品位得以升华。
与《归去来兮》着力于历史题材的开拓不同，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二等奖）则是有关当代现实人生的艺术思考。人性与人情的飘忽游移在流畅而轻盈的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家立足于普通的人生体验，表明了作家对小说理念当代性追求的倾向。作品的主人公刘康是富有代表性的，他的情感危机并不是在鲜明而激烈的矛盾与对抗中形成的，而是出于过度的轻松与琐屑的平庸，天生的浪漫气质与庸常的生存环境（包括夫妻关系），引发了主人公在情感上的新的追求，这种婚外恋尽管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但却是真实的现实存在，也不是能够简单地以“堕落腐败”一言而蔽之。“没有结局”的处理，足可见作家对这种情感价值取向的最终态度。小说的叙事风格体现作家的一贯追求，即举重若轻，大量的心理描写成为人性深度拓展的重要手段，而诸多情感经历与生活细节的描述，却昭示了当代人人格内涵的复杂性。
长期勤于儿童科幻题材创作的作家王国刚，这次参评的作品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长篇小说《淹没的地平线》（三等奖）。作品表现的是我们当代小说中少见的灾难题材：“陷巢州”这一民间传说中的自然大悲剧，引发出撼人魂魄的人与自然的冲突、良知与邪恶的交锋。作家对那场灭顶之灾的文学还原得逼真而动人：无情的洪水将人类逼迫到生存绝境，同时又拷问着人性的真假善恶，“把生命送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小说中诸多生命绝唱与死亡赞歌鞭策着读者的灵魂。王国刚的小说叙事仍然保持着舒畅细致、张弛有度的风格，语言亦清新明快。同样获得三等奖的是李平的长篇小说《夏日的风暴》。这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的城市题材作品。出于对小说理论的当代性的探索与追求，作品的文本结构跳跃而欢快，语言具有相当犀利的思想穿透力。通过小说中诸多人物的活动经历与情感波澜，我们似乎看到了当代青年的“众生相”，在缺乏理性与价值多元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青年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往往是困惑、游移，甚至是分裂的，在金钱与欲望的商海中随波逐流，自生自灭；他们往往是在饱经沧桑后方能获得精神皈依与生活准则。作家对当代青年的人性剖析深刻而细致，此中又不乏作家深沉的道德呼唤与悲悯情怀。
已故著名作家鲁彦周先生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获得此次评奖的荣誉奖，这是众望所归。作为鲁老告别人世、告别文学的遗著，这部作品依然保持着他在文学生涯中孜孜以求、一以贯之的生命活力与创造激情。他对文学的忠诚与执着，他所创造的文学境界，召唤与鼓舞着后来者。同样获得荣誉奖的长篇小说，是潘小平、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该书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是一部典型的农村题材作品。作家笔下的淮北平原的变迁，成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缩影。诸多人物的命运归寄均与他们所生活的淮河岸边的小村庄息息相关。真实而琐碎的乡村生活场景、鲜活而风趣的乡土人情以及由此而透视出的文化内涵，构成此部小说重要的叙事依据。在小说中，作家自觉运用复调手法，不厌其烦地展示舞彩龙、唱花鼓等文化图景，恰到好处地穿插神话、寓言与民间传说等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使作品显得轻松明快，同时凸显独特而富有个性的淮河地域风情。
应该看到，上述获奖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由此亦发现安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目前尚不多见既能表现一定生活容量与历史厚度、又能剖析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精神超越与情感历程的精品佳作；诸多作品在展示新旧时代交替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风云变化上，还缺乏春秋笔墨与艺术探进；沿袭传统写实模式者居多，探索与实验新的小说理念与叙事方式者难得一见。面对当代读者群体与审美趣味的日益翻新，能否强化创新意识、勇于探索实践，仍然是安徽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时代呼唤着鸿篇大作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安徽日报》2010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