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进程与文学多元化实验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跨入90年代，新时期文学告别了它的崛起和启蒙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文学史家们或概括为是从文学启蒙到文学多元实验的时期，或概括为是现实主义多样化发展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时期，或被概括为从80年代“共名”到90年代“无名”的时期。总之，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出现了百舸争流与千帆竞发的新局面。有人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句唐诗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态势，也不无道理。当然，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是清晰的，那就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蜂拥而至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当代文学史家曾有这样的精辟论述：“90年代以来，尤其是逼近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在文化体制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迅速地与世界文化对接，如此深刻地融会于西方文化，‘五四’的沉重命题没有也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它却使人们在‘全球一体化’的演进之中看到了新世纪文化的巨变，高速运转的经济物质发展的巨轮将中国悄然带进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上，轻轻地、悄然无声地就消解了近现代以来那个十分沉重的启蒙文化语境，这就难怪一些原是五四文化启蒙的学者们，亦可能‘放逐诸神’而‘告别革命’了。”（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似乎难以产生轰动效应，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板块组合中，也似偏离了中心而滑向了边缘，这可能与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无主题变奏的性质与多元实验的“沙龙”倾向有关，更重要与更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商品化原则的蔓延涌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文学意识形态色彩的消解与弱化。然而，真正坚守在文学这块神圣土地上的作家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审美努力。正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文学氛围中，一批中青年文学家悄然登场，他们正乐于没有所谓主流文学理念与话语的束缚而进入主题自由创造的审美境地，于是在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等创作思潮中一显身手，在思潮分歧中不为所动，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品性出发，走自己熟悉的道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乐在其中。
在告别了新时期文学辉煌之后，安徽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整体向度与趋势上基本与全国文坛保持一致。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中，都涌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除了老一辈作家的继续探索与创作外，这一时期安徽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也迅速成熟起来，其中的佼佼者如季宇、许辉、潘军、许春樵、陈源斌、熊尚志、李平易、严歌平、钱玉亮、沈天鸿、陈所巨、叶世斌、陈先发、叶匡政、余怒、杨键、潘小平、苏廷海等，他们在各自的文体领域辛勤耕耘、播种收获，成为安徽新时期文学中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
在先锋文学的探索中，潘军在安徽文坛可谓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总是以高度自觉的小说意识与孜孜以求的文本实验而不断超越自我。潘军早期的创作虽然带有现代派色彩，但现实主义仍然是其创作的底蕴。然而从中篇小说《白色沙龙》开始，然后到《风》《和陌生人喝酒》，最后至《重瞳》，作家由此完成了其先锋小说的探索历程，使其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一部《重瞳》的文本价值也许已经超越小说文体自身，那种对历史文本的文学解构，那种对人们熟知的艺术秩序与阅读经验的颠覆，那种对情节、叙述与语言的任意组合以及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刻意分裂，都寄寓着作家对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创造性的文学解读。与那些绝对保持形式主义美学指向的文学不同，潘军的小说既是唯美的，也是求真的，并没有陷入语言游戏与技巧摆弄的陷阱，他的全部文学努力似乎都是在寻找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某种沟通与联系的可能。
安徽的作家们似乎都不愿意公开举起流派与风格的旗帜。但从评论者的视角来看，很多作品仍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追求平面书写与情感零度介入的新写实意向的影响。许辉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者。笔者亦尤为欣赏其“举重若轻”的小说风范。《夏日的公事》应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冷静而平实的叙事风格，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真相与人生状态的密切关注。当然，在许辉的小说叙事中，生活与小说之间已经解除了想象关系，理想的“乌托邦”冲动已为日常生活场景所取代。作品所洋溢着的反讽意味以及由此导致的喜剧性风格，令人自然将其与当代性小说的审美趣味联系起来。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反讽及喜剧性构成其作品的外在形式，其隐藏在文本叙事之中的精神内核却是严肃的批判态度与强烈的精神诉求。许辉小说的意境与他富有个性的人生阅读与生活体验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也与他所追求的隽永含蓄与从容淡定的文学态度息息相关。
季宇是一个敏锐而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文学上的早熟、多产以及对各种文体的把握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应为中篇小说《当铺》。作品清纯朴实而又蕴含深厚，通篇似乎都是恶恶相报，但惩恶扬善的主旨却无处不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功力在于写好人物，应该说《当铺》中的三个人物形象风采各殊，朱华堂吝啬精明与残忍，似乎是万恶之首、仇恨之源，但他的内心世界里仍然保留着亲子之情的角落；朱辉正无恶不作，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但他的复仇之举又似乎情有可原，因为他长期遭受父亲暴虐的惩戒；田七最终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实施报复，看似不可思议，细想起来却明白这是为了报答老主人的知遇之恩。正是这种看似单一实为复杂的性格揭示，丰富与拓展了小说的人性内涵与文化魅力。季宇的小说艺术是独立自在的，也因此而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与独特魅力。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徽商》《权力的十字架》等，也都保持了自己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境界。
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作家从一个普通女子的生活遭遇中所挖掘出来的，是人的强悍的生命力与凛然的人格尊严。作品并没有停留在诉讼案的故事性铺陈，而是通过人物与故事的描写，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这种深刻的时代矛盾揭示出来，作家似乎自觉表达了农村女性人权意识的萌芽。
许春樵的《请调报告》和郭本龙的《二本平常》所表现的似乎都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凡人小事”，未见重大的事件和尖锐的冲突，但却见微知著，普通人的生存危机与精神诉求由此可见一斑。沈海沉的《窟窿》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功描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小说以近乎荒诞的笔调，掀开了旧体制下现代企业面目的一角。主人公的无所事事、委曲求全的生存状态告诉我们，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迎来现代企业的新生。李平易的《老龟煮不烂》，通过一只老龟来而复去的传奇故事，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人生百态图，作家运用幽默诙谐的喜剧手法，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思索人性的真伪与人生的真谛。李平易善于描写徽州生活的风俗画，但这部作品却是直指文化人格与世俗心态。孙志保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引起了读者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中篇小说《黑白道》与《温柔一刀》堪称姐妹篇。这两篇小说都是以围棋为题材，围棋中见境界，围棋中见人生，两位棋手的人生困惑与精神危机，铭刻着历史变迁与时代生活的烙印，有评论者认为，孙志保的作品渗透着作家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思考，此言可谓不虚。
20世纪90年代的安徽诗歌创作虽然没有80年代那样显赫，但依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时有新人新作出现，也不乏在诗歌领域引人注目的优秀诗篇。在新时期初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中，继梁小斌、梁如云等之后，创作势头强劲、诗艺亦日臻成熟的当数陈所巨、沈天鸿等人。
陈所巨是与梁小斌一道参加全国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代表，由于参加诗会的作者大都是朦胧派诗人，所以也曾有评论者将陈所巨的诗作归类其中。20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陈所巨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连续出版了多部诗集，其中以《阳光·土地·人》《回声与岸》为代表，诗人置身于秀丽江南的山水草木与文化民俗中，并以质朴、热情、亮丽的色彩画面为主调，热情歌颂新时期的乡村变革与人情冷暖，因而被称为“现代诗潮兴起后成名的极少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人们对沈天鸿的认识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诗人，一是诗评家。这是自然的，也许只有诗人才能真正探幽诗歌世界的奥秘。当然能够做到这两者之间的统一，最起码可以说明诗人的创作是自觉的，它对诗歌文体的把握是从自我与个性出发的。《沈天鸿抒情诗选》就告诉我们这一点。
到了90年代，安徽作家的散文文体意识有了新的自觉。比较起80年代的散文创作来说，这一时期的安徽散文似乎更加注重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与自由想象，在实现艺术审美观的同时，以完成文体自身的纯净。潘军说：“我们谈的散文，概念既窄又难以言表，大约是指道理清楚、叙事明白、文笔朴素的文章吧。清楚、朴素，都是大难，都值得怕。”（《怕散文》）他的“红泥的记忆”与“戏园子记忆”等系列散文，果然清楚明白朴素，但又都情真意切蕴藉。他的那些与世界文化名人展开对话与心灵交流的系列散文，如《见证时间·凝视博尔赫斯》《达利的背影》以及《我所认识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等，读来既让人有恍然隔世之感，又分明是亲切、清新与高雅。潘小平的散文理念与创作实践同样引人注目：社会转型时期人格与价值的重逢，“文化失范”状态下文人的命运，市场法则所导致的伦理的倾斜与道德的丧失……这些都构成了她的散文作品的主要意向。她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现代主妇手记》《风雨书屋》《前朝旧事》以及《城市呓语》等系列散文，多数都表现出这样的基本格调与艺术特色。
进入90年代，王英琦的散文创作的势头仍然不减，她在进一步实践自己的“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生活，也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像散文”这一人生观与文学观的同时，也在探索着散文创作的新境界，于是便有了《我们头上的星空》《人生大于著书》《无需援助的思想》等作品的问世，使她的散文增添了理性维度与思辨色彩。
这一时期的安徽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波澜不惊，但也时有优秀作品问世。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被认为是9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作者跋涉淮河两岸数千里，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两岸人民的生存状态。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盛赞这部作品“从这条河的特大污染思索着整个民族的命运，整个民族的未来”。
安徽儿童文学界这一时期新人辈出，杨老黑、伍美珍、韩进、王蜀、王国刚、邢思洁、李秀英、陈曙光等，都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或自然传奇，或校园小说，或魔幻科普，或儿童歌谣……以他们为中坚力量的安徽儿童文学队伍正在走向成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阶段。社会转型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使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与美学理念的冲击，使既定的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模式乃至于文本表达，都面临着分裂、颠覆与再生的境遇，文学的不确定性与无序现象成为常态。当然，新时期文学的脚步没有停止，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震荡与美学裂变，往往潜伏着文学提升与新生的可能。尽管完整而准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态势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梳理与思考：（一）中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会。由于中篇小说的创作周期、叙事容量以及所可能传达的社会、文学信息与大众化时代的文学欣赏趣味趋近，由于大型文学期刊自觉的文体选择与顽强的职业坚守，当然也是由于优秀的中篇小说的传播影响及其与影视创作的联姻所带来的市场效应等原因，这就使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所遭受的非文学与非审美因素的冲击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文学的一种优势文体。这种分析评价与定位，对于安徽文坛同样是客观而准确的。《清明》对安徽文学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中篇小说文体的自觉推崇是有目共睹的。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学一线的安徽中青年作家，他们都有过中篇小说创作的经历与收获，他们也大都是在90年代这一时段内以某种中篇作品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与叙事策略，并借此赢得读者与评论界的认同。（二）这一时期安徽青年作家队伍迅速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为安徽文学界增添了新的创作力量，也为安徽文学的观念更新与艺术探索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文本实验的基础。青年作家群充分发挥他们知识结构新与当代意识强的创作优势，在文学的叙事、结构与语言的创新上，努力超越传统文学形式的规范与格局；努力拓展文学文本的新的可能性空间；努力接近现代性审美趣味与大众读者的欣赏要求；努力挖掘当代文学发展中新的意义生成与市场前景，从而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失语”与“中断”现象，使安徽的文学创作在风潮迭起的90年代前后，能够相对平稳地前进。（三）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被称为无主题变奏和多元化实验，但是我们仍然在各种文学派别的作品中依稀可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世关怀与人文精神使创作主题不可能远离自己的生活土壤。从启蒙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虽然旨在弱化与解构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却使文学以另一种形式更加贴近生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