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悲剧观的哲学基础
论黑格尔悲剧观的哲学基础
悲剧艺术的本质之谜，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崭新而深刻的解释。正如英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布拉德雷所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唯一以既独创又深入的方式探讨悲剧的哲学家就是黑格尔”(1)。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探索的成功，在于摆脱了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念，把悲剧表现的中心理解为现实中人的行为，那么在黑格尔的美学王国里悲剧艺术甚至成为表现人的自身规律性和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规律性的最突出的范例。
构成黑格尔艺术哲学体系的两个最突出也最有意义的方面，即由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注重，而萌发的美学的实践观念，以及由于对人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而生发的关于矛盾冲突的学说，无疑是黑格尔悲剧观的哲学基础。
一
作为一个哲学家，黑格尔对社会历史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人的精神带来的飞跃，又使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兴趣都转移到人的精神领域。他认为外在现实世界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人在认识和实践之中，就在外在现实世界打下了人的烙印。“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而人是生活着的。”只有在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的时候，自然事物才达到一种较大的单整性。因此，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使那环境可以让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在黑格尔看来，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人与自然统一的过程，人正是在自己实践的对象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本质。黑格尔也就是在这里见出了艺术与人的实践的必然联系：“例如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出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在这些论述中，我们无疑地发现了黑格尔整个美学体系中两个根本的极端，一方面是美学的实践观念的萌芽，另一方面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黑格尔只知道而且只承认劳动的一种方式，即抽象的心灵的劳动（马克思语）。因为当人们提出“我们的心灵怎么能够把握世界呢？”这样一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时，他同其他唯心主义的回答是一样的。“因为心灵就是世界”，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现实和理性是同一的”。
由于黑格尔认定没有人化的环境和自然是粗糙的，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所以在美学领域，他轻视自然美而褒扬艺术美，而艺术美的本质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自由抒发。他坚持认为人是艺术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对象。他反对艺术单纯地摹仿自然，把现实生活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承认世界上有超理性的、盲目的神秘力量在支配一切，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因而悲剧的本质在于表现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而对偶然性的东西加以清洗。黑格尔曾对古希腊的“天命”观念作过这样的批评：“天命是缺乏概念的东西，在那儿正义和非正义都在抽象中消失了；相反，在悲剧里，命运是处于伦理的正义性的一定范围内的。我们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可以在最崇高的形式下看到这一点。在那里既涉及命运，也涉及必然性；个人的命运是作为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来描述的，但必然性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正义，而是被认作真实的正义。正因为如此，这些悲剧才成为伦理的理解和领悟的不朽的精神产品，成为伦理概念的永恒的典范。盲目的命运则是某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在这些悲剧里，正义是可以被人所理解的。”黑格尔并不仅仅把悲剧归之为带有偶然性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个人的悲惨遭遇，而力图寻找这些个人背后的更深刻的带普遍性的力量。可见黑格尔关于悲剧的必然性思想和古希腊人的“天命”观念是针锋相对的。黑格尔把悲剧的必然性归结为永恒的伦理力量。而他通常所说的伦理力量，都是具有“实体性”的，实际上是和主观的道德观念相区别的，它指的是一种社会道德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因而悲剧中的必然性冲突实质上体现了社会冲突。
悲剧艺术中往往充斥着偶然事件，悲剧结局往往因为突如其来而令人吃惊。正如《哈姆雷特》中扮演国王的伶人所说的：“我们的思想是属于我们的，它们的结果却出乎我们意料。”在莎士比亚众多的悲剧作品中，观众就往往为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在瞬间由于节外生枝地发生突变而扼腕揪心。对此，黑格尔在分析哈姆雷特形象时，曾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认为，哈姆雷特之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他和勒文替斯决斗并且交换了剑而偶然造成的，但实际上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隐伏着死亡，他周围的极其可怕的环境使他万分苦闷，厌恶一切生活条件，因此在死亡降临之前，内心的压抑就差不多已经把他折磨死了。在黑格尔看来，必然性的观念是悲剧艺术的铁的法则，悲剧中的一切偶然事件都只不过是使这种必然性得以表现出的助因罢了。
恩格斯曾称誉黑格尔是“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的哲学家。
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我们可以看见丰富的客观和深刻的历史观点，他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可循的进步过程，而不是偶然事件的前后相继，因而悲剧主人公必不可免的毁灭正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个人偶然的原因。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尽管他“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3)。但他对客观事物本身却都作了唯心主义解释。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绝对精神”或“世界理性”的活动过程，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是“精神”“理性”统治世界历史的结果。只是因为“理性”统治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才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因而黑格尔所强调的悲剧的必然性实际上就是理性法庭的裁决。黑格尔所强调的悲剧的社会历史因素，还只是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在黑格尔看来，悲剧的根本矛盾来源于人的观念自身的冲突，这也就取消了悲剧艺术必然包含和体现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内容。
黑格尔认定悲剧的本质乃在于伦理力量的“分裂”，尽管所谓伦理力量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内容，但还是精神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伦理力量的冲突不是取决于世界历史中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冲突，而是恰恰相反。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代经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级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现对于这个统治的抗争，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4)黑格尔在哲学上坚持精神第一性的原则，因此，当他以伦理道德来解释悲剧艺术的特质时，就不可能最终得出正确的答案。
二
黑格尔悲剧理论中最突出和最有意义的部分，当然还是他将其哲学体系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对悲剧冲突的解释上。在此之前，亚里士多德虽然引用过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起于矛盾斗争的统一那个重要的学说，却未曾用它来解释悲剧性的冲突。黑格尔的矛盾冲突说，从根本上排除了西方学者都用命运来解释悲剧冲突的传统看法。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命运就是一种神力，而“如果把发号施令的权力归之于神，人的独立自足性就要受到损害，而人的独立自足性却已定为对艺术理想是绝对必要的”。
黑格尔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充满着矛盾和对立，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任何事物是和自身同一的，那它就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没有根据。”这就是说，没有矛盾的事物，就是没有根据的事物，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矛盾不仅使客观事物充满生机，而且还是客观事物前进发展的动力。
人的生命正是在自相矛盾和对死亡意识的不断自我扬弃和超越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也就是“矛盾引导前进”。
在《美学》中，黑格尔继续发挥这种思想，“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5)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一个充满着悲剧性的历程，一方面，人在自己所改造的自然——“人化的自然”中，发现自己的生命意识得以伸张和实践能力得以发挥，因而感到由衷的欣喜；另一方面，人又常常为自己的生命欲求遭致历史给定性的压抑而惆怅和痛苦，而体现人类本质的生命欲望和实践欲望，就是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冲突中得以显现的，“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
黑格尔又认为，悲剧性的冲突是对“和谐”状态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悲剧的最终结局应该是肯定的，即达到一种“和解”，“凡是始终都只是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它就会在这矛盾上遭到毁灭”(6)。黑格尔曾把悲剧性冲突分为三种，一种是由自然的情况所引起的冲突，是“自然所带来的疾病、罪孽和灾害”，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斐罗克特提斯》的冲突起于主角被一条毒蛇咬伤，这个冲突，只是由于破坏了原来的生活和谐而造成矛盾冲突，它只能作为单纯的原因而在悲剧中发挥作用，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二种是起于家庭压力、阶级关系以及人的主观情欲所引起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于按照人的概念，人有人应有的权利、关系、欲望、目的和要求。而由于上述的出身差别中某一种关系，它们仿佛受到一种自然力量的阻碍和危害。”(7)例如《麦克白》的冲突起于主角是国王的最近亲属，有继承王位的优先权；而《奥赛罗》则典型地表现了人的主观情欲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冲突。
黑格尔认为最理想的冲突是“由精神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是起于两种同是普遍永恒的力量的斗争。“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力量的否定和损害予以实现，结局就是它们在伦理的意义上，并且通过伦理意义来看，全都是有罪的。”(8)在黑格尔看来，悲剧的冲突就是一种成全某一方面就是必须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而悲剧的最终解决，则是通过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的遭受痛苦或毁灭，而达到一种“和谐”，实现“永恒正义的胜利”。对于个人来说，悲剧人物的牺牲似乎是无辜的；但对于整于世界秩序来说，他的牺牲却是必要的，是罪有应得。
黑格尔把悲剧看成一种矛盾由对立而统一的辩证过程，强调悲剧来自冲突，来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力量之间的冲突，并且认为这种冲突是现实的人的精神冲突，而不是来自命运或神力，这些都构成了黑格尔“悲剧冲突论”的合理内核。但是，悲剧虽然可以表现人与人之间乃至于人自身的精神性冲突，它又是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矛盾冲突这一客观基础的。另外，悲剧的本质在于表现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进步与反动，也即善与恶的矛盾斗争。悲剧冲突的双方的性质，虽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严重影响，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但绝不会是以同等的社会理想或面目而出现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悲剧冲突，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必然是以最终要取得胜利的合理的一方暂时被毁灭而告终。黑格尔强调悲剧冲突双方的合理性和所谓片面性，并把悲剧冲突的结局归之为“和解”，即“永恒正义的胜利”，这正好暴露出他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和哲学上的折中主义。
三
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他的关于悲剧必然性的观点和悲剧冲突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的。
黑格尔最早是在谈到国家的性质时，提出这个原理的。其目的显然是试图从哲学上论证：现存的普鲁士王国的存在是必然的、实在的和合理的。恩格斯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9)
黑格尔在以后的著述中曾经补充和发挥过这个原理，他说：“就实在之有别于仅仅的现象而言，并就其本来为内外的统一而言，实在并不属于与理性对立的地位，而乃是彻头彻尾地合理的。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的便不得认作实在。”(10)对于“合理的”解释，黑格尔也认为它不仅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主观观念，而是一个作为客观事物之本质的概念，因而是“绝对能动并且绝对真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原理尽管还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使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关于悲剧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的论述，达到了最高水平。按照这个原理，社会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当它还得保持着现实存在的真实性时，它也就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具有现实历史的合理性，那么它的毁灭就具有悲剧性的崇高；相反，则会失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在黑格尔看来，无理性的事物是不宜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的，他历来反对悲剧艺术去表现“反面的、坏的、邪恶的力量”。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黑格尔这个原理中所包含的革命的辩证的因素。他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绝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是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11)黑格尔的哲学是流动的哲学，在他那理性主义的尖锐笔锋下，一切生命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状态。尽管他对一切生命现象的解释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得到启迪，“生命的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一至理名言，正给我们对悲剧艺术的本质作出历史的回答，提供了那么多形象而明确的逻辑依据。
《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第1期，总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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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6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96页。
(5)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1页，第221页。
(6)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1页，第221页。
(7)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8页。
(8) 伍蠡甫：《西方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10)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