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大潮与文学全面回归
“文化大革命”终结，新时期文学崛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安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新时期文学的崛起是从批判和否定开始的，也是以思想启蒙为旨归的。对庸俗阶级论与极端政治化倾向的理论清算，一方面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告别那个扼杀文化同时也是扼杀人性的专制时代，于是破除现代迷信与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开始了。清算极“左”思潮与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与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这种批判与否定又同时催生了新的文学理念与新的文学思维，“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从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中走出的作家们，开始了向文学自身的回归。同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带来了中国社会人学思潮的兴起，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思维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过去人为设定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禁区被打破，创作者与研究者开始获得自由自觉的主体意识，“文学是人学”这一简明而至真的文学命题也逐渐成为文学界同仁的共识。当人们以文学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框架去重新审视诸多文学现象时，他们似乎才真正发现文学的审美特性与终极关怀所在。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对人的独立价值与人性丰富复杂性的重新确证，使新时期文学终于开始了新生的步伐。在安徽，为新时期文学崛起充当“清道夫”的人来自于安徽文学理论界。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若干理论原则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表现出安徽一批文艺理论家在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中“敢为人先”的批判勇气与理论锋芒。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与各种极“左”文艺观念的批判，为文学正名与回归开辟了道路。这里要特别提出李文群（苏中）和雨东（段儒东）两位批评家发表的两篇文章。针对当时某报刊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长篇论文中在立场、立论与例证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错误，李文群在《安徽文学》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严肃指出不能用“四人帮”的观点批判“四人帮”，不能在拨乱反正中重新制造混乱。此文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的第一篇争鸣之文，首开“文化大革命”后文学争鸣的良好风气。随后，雨东在《文艺报》发表《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针对北京某杂志发表的一组抹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意义的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理论批驳，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文艺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可以说是安徽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以陈登科、鲁彦周、公刘与严阵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文坛享有盛名的老作家恢复了艺术创造的青春活力。一大批富有创作实力与艺术底蕴的中青年作家也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与创作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创作成就，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崛起与深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构成全国文学主潮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朦胧诗以及“归来诗人”的代表性作家的方阵中，安徽人的名字都赫然在列。譬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潮流中的鲁彦周、张弦、刘克、祝兴义，朦胧诗派群体中的梁小斌，“归来诗人”的代表者公刘。
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创作，其获奖作品之多、获奖人数之众，在全国范围内显得尤为突出。祝兴义的《抱玉岩》，张弦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轰动，并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评选，在全部获奖的34人中，安徽就占了6人，位列第一名的是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再依次是公刘的《深思》、梁如云的《湘江夜》、韩瀚的《重量》、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公刘的诗集《仙人掌》获首届全国新诗（集）奖一等奖。此外，张锲的《热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严阵的长篇小说《荒漠奇踪》与刘先平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获全国儿童文学奖。一些作品虽然未获全国大奖却依然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譬如祝兴义的《杨花似雪》、刘克的《飞天》、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曹玉模的《桂花庵来信》、肖马的《钢锉将军》和《纸拷》、石楠的《张玉良传》、张锲的《改革者》等作品。
上述可见，安徽新时期文学在崛起阶段，其扛鼎之作大都为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文体，这显然与这些文体的成文规模与叙事特征是分不开的。当作家从漫长的人生噩梦中醒来，当他们重新获得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权利时，文思喷涌，一吐为快，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地要去揭示苦难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伤痕，痛悼在压抑与屈辱中逝去的青春年华，反思已经过去的民族的灾难与个人的厄运。于是，当我们与一个旧的时代匆匆告别而又急于去创新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形式时，中短篇小说与诗歌就自然承当起思想突进与文学创新的先锋。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具有鲜明启蒙特色的作品往往是一蹴而就的，并带有浓厚的过去时代的特色，但它们已不是单纯的“匕首”与“投枪”，它们的文学诉求，不仅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民心所向，并且是以创作主体与审美意识的自由自觉为背景与支撑的。所以伴随着思想启蒙而来的文学回归，体现在这些文体的最早实践中。
不久，安徽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显露端倪。陈登科的《破壁记》《三舍本传》出版，后者被称为是《风雷》的姐妹篇，极“左”思潮对人的异化，在作家直面人生的笔触中得到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张锲的《改革者》和鲁彦周的《彩虹坪》则是在长篇小说领域较早地表现城市和农村改革风云的历史画卷；严阵的诗体长篇《山盟》以12000多行长诗形成一部跨越几十年历史长河的诗体小说，在文学形式创新上可谓独树一帜。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小说系列、石楠的传记小说系列以及彭拜的历史题材小说系列，引起了读者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刘先平的《云海探奇》《呦呦鹿鸣》与《千鸟谷追踪》，被称为是大自然探险三部曲，作品把大自然的美妙奇异与少年儿童的童心童趣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理念，为大自然文学创作开拓出一片新境。石楠的《张玉良传》发表后所引起的轰动是不多见的。在12万多字的有限篇幅内，作家记载了一个当时并不为人多知的旅法女画家的传奇人生，这既是一个真实的传记故事，又洋溢着浓郁而浪漫的艺术色彩。她之后出版的《寒柳》等十多部传记小说，也都沿袭了这一种叙事基调与艺术风格。
应该看到，在新时期文学崛起阶段，安徽诗歌界起到了“敢为先声”的启蒙先驱的作用。这正应了别林斯基所说的：“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除了上述在全国评奖中所表现出的令人瞩目的实力外，这一时期安徽诗界老中青三代诗人联手共创佳绩，诗风蔚然大观，所体现出的集团优势与规模效应也令人为之动容。诗人公刘入皖后，很快推出《仙人掌》《离离原上草》《尹灵芝》等多部诗集。诗人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以清新明秀见长，复出以后的诗作却冷峻厚重。有深爱也有忧思，有激情也有愤懑，情思的婉诉和政论的锋芒融为一体，构成公刘诗歌独特的抒情风格；那沙的《关于自己的广告》收录的多是抒情短诗，其诗风与时代音响押韵合拍；严阵的《花海》《旗海》依然激情澎湃，浓墨重彩，但较之以前，也似乎多了些深沉与凝重。在中年一代诗人中，刘祖慈是佼佼者，有评论认为他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一诗，可能是诗歌界最早的表现民主与法制理念的作品。在他的诗集《年轮》等作品中，诗人为新时代新生活而歌唱，激励他人也燃烧自己。这一时期一批青年诗人也脱颖而出，梁小斌、梁如云、陈所巨、蒋维扬、沈天鸿等一批诗界才俊，也都在尝试着以不同的诗歌理念与诗歌表现元素抒发出自己的热情与理想。海子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诗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优美而深邃的抒情短诗，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与追随者。
新时期文学初期，安徽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公刘、鲁彦周、江流、韩瀚、刘祖慈、严阵、贾梦雷、白榕、徐子芳、刘庆渝、陈所巨、刘湘如等都有大量佳作问世，而王英琦、沈小兰两位青年女作家，也开始在散文领域崭露头角。王英琦散文的审美指向在于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她的作品《热土》与《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前者表现出对古朴的乡风民俗与纯净的人情伦理的向往与留恋，作家因此被称作“最早的文化寻根者”之一；后者则以反思历史的视角，坦露出对民族兴亡的悠悠情思。而沈小兰的《莫笑它无知无觉》《尘世的安慰》《掌心上的太阳》等作品，却以超然与平和的姿态，与一些早已过世的艺术大师对话，品评他人也在品评自己，深沉的思索却以轻松的笔调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安徽的杂文创作同样是活跃的。这一时期的杂文，仍然是以针砭时弊的匕首式的杂文创作为主体，但同时知识杂文、养生杂文与休闲小品等都应运而生，为杂文文体的多样化与丰富性提供了基础。
在安徽新时期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令人关注的。老作家边子正曾是战斗英雄，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战争年代，《敌后小英雄》《珍贵的课本》寓教于乐，孩子们乐于接受；徐瑛的《野鸭河》情节生动，幽默多趣；老诗人方君默以爱心和童心为孩子们讲故事，送儿歌，其情可敬；戎林则是多面手与多产作家，在长短篇小说、童话、寓言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创作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老作家的引导与辅助下，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安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一复出便与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紧密联系起来。江流的《一枕铜官梦》、徐子芳的《陶铸生命最后四十三天》以及高正文的《部长家的枪声》等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时代生活同呼吸共命运的报告文学家们，总是能够敏锐而迅速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紧随历史发展的步伐。所以，当凤阳的“大包干”悄然开始而尚未得到完全认可的时候，江流等一批作家便先后到小岗村及皖东许多乡村采访，并写出十余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江流的《春回皖东》、刘祖慈的《重新飞起的凤凰》、徐子芳的《凤鸣中都》、温跃渊的《凤凰展翅》等。这些作品立足于时代的高度，以艺术的视角向广大读者报告了“大包干”这一新生事物崛起的必然性与勃勃生机，热情地歌颂了农村改革先行者们的博大胸怀与凛然正气，为安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这一时期活跃于报告文学领域的，还有张锲、陈桂棣、季宇、白榕、苏廷海等作家。
在思想解放大潮与文学全面回归的大背景下，安徽的青年作家群体迅速形成。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青年作家外，还有一批佼佼者如潘军、许辉、熊尚志、陈源斌、李平易、蒋濮、钱玉亮、严歌平、蒋法武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为安徽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以他们为主力军的安徽文学队伍，将要开始新的文学征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安徽新时期文学中值得骄傲与怀念的一段历史。它的辉煌，来源于思想解放大潮下被压抑已久的思想热情、精神能量与文学冲动的突然释放与爆发；来源于对安徽文学界深厚而丰富的思想文化积淀和现实主义的沿袭与传承。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概括这一时期安徽文学的特征。（一）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学，无论是以祝兴义为代表的伤痕小说、以鲁彦周为代表的反思小说，还是以公刘为代表的“归来的诗”、以梁小斌为代表的朦胧诗，或是以张锲、江流等为代表的改革题材的创作，它们在文学的书写中所传达的强烈的现实批判与深刻的历史反思，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与创作方法作为审美支撑。现实主义这一传统的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发挥了领先和主体的作用。这是因为现实主义所包含的现实历史关怀和人文批判精神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诉求是一致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之所以成为“反思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并产生轰动效应，就在于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关注与敏锐把握，在于它对现实生活中人生境界和人性深度的真实展示，在平实的叙述中追求厚重生活内涵与人文精神的具象呈现，这构成了《天云山传奇》的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二）这一时期安徽作家的创作，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文学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突破了对人性与人道主义题材的禁锢。艺术揭示人的生存状态与独立价值，几乎成为当时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深度与艺术境界的标尺。公刘的《仙人掌》、韩瀚的《重量》等作品都深刻触及人性的丰富底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在爱情题材的突破上为人们提供了范本；刘先平的《云海探奇》《呦呦鹿鸣》与《千鸟谷追踪》等作品，在大自然文学题材的开拓上，其前卫意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三）文学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带来了作品人物面貌的新的变化，一些在过去禁忌与少见的人物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譬如刘克《康巴阿公》中那个始终企图确证自己身份的康巴阿公；石楠《张玉良传》中的传奇女子张玉良；肖马《钢锉将军》中党的高级干部李力；黄复彩《墨荷》中的那个僧者形象。一些在过去遭受批判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中间人物，也开始在我们的作品中出现。文学创作的开拓与创新带来了文学要素的丰富多彩，拓宽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