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性探索与文学精神深化
新世纪的到来为安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新世纪发展至今的文学走向，仍然是承袭与延伸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精神向度与艺术探索进程。但承袭与延伸的走向是深化，是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不断创新。回首20世纪最后两个年代，文学从辉煌走向沉寂。在经历了所谓文学边缘化与文学无主题变奏所带给作家们的心理失衡与创作无序的状态后，作家们又开始了对于文学回归本体并走上多样化道路之后的新的精神思索与自我定位。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终因其超前与虚无的内在规定性而曲高和寡，悄然退出了文学主潮的角逐；而90年代一度引领文学潮流的新写实小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辉煌以后，终因其疏离社会矛盾与淡化人生理想等“世俗化”“平面化”倾向而改变了作为文学主角的姿态。当然，与先锋小说不同，新写实小说自身所具有的写实品格，以及这种小说理念的兼容性与文本叙事的弹性空间，使它在文学多样化指向的今天，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与发展前景。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种审美流派的文体实验走向式微，当代文学创作开始出现令人关注的叙事转向。这些变化在新世纪的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些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安徽文学中也是这样。
也许是世纪之交的“百年情结”的影响，也许是由于理性的探索所带来的思想积淀与文化精神的深化，安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上升的势头：这其中有鲁彦周的《梨花似雪》，潘小平和曹多勇的《美丽的村庄》，完颜海瑞的《天子娇客》与《归去来兮》，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许春樵的《放下武器》与《男人立正》，陈所巨与白梦的《父子宰相》，裴章传的《李鸿章》，王国刚的《淹没地平线》，伍美珍的《非常QQ事件》，王蜀的《蓝色魔域》，等等。
完颜海瑞的《归去来兮》被认为是国内近期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个新的突破。这部作品以清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艺术地再现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趋势，同时充分体现了历史题材的当代性观照——康熙收复台湾与当下中华民族统一在历史精神与民族精神上的同一性价值指向。小说以人本与民本的理念观照历史，主要人物施琅与姚启圣充分展示出人物性格内涵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完颜海瑞在小说的叙事上是有独到之处的：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与细腻而集中的细节描写相得益彰，而历史叙事、民间叙事与传奇叙事又各得其所、和谐统一。从《天子娇客》到《归去来兮》，作家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许春樵的《男人立正》表现出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底层生活与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与道德呼唤。同类题材的创作被认为是新世纪文学书写的一个热点。这部小说的叙事言说是从下岗工人的居住地——76号大院开始切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陈道生，并不是在粗鄙的实用主义困境中趴下的软骨头，而是一直努力站立着并艰难行走的男子汉。他在不断的自我救赎中寻求着新生的希望，不幸与不公并没有成为他放弃道德与信义的借口，八年舍命还债的经历，正是一个小人物以简单的道德信念与平常的生活搏斗，对人性人格的一次庄严确证。
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虽然看似平常却别具一格，作为都市言情小说，作品艺术地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人性与人情的多变与复杂在流畅与轻盈的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刘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危机与价值冲突，不是在激烈的对抗中形成的，而是在轻松与平庸中形成的。天生的浪漫气质与平庸的生存环境引发了主人公在情感上的新的追求，这种婚外恋尽管有悖于伦理道德，但却又是真实的存在，“没有结局”的处理可见作家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最终态度。
中篇小说依然是新世纪安徽文学的优势项目。季宇的《猎头》，程鹰的《余韵》，李平易的《留梦的银尘》，张子雨的《打死我也不相信爱情》，李国彬的《罗拉》，钱玉贵的《遭遇城市》，曹多勇的《好日子》，郭明辉的《一个人的陷阱》，舟扬帆的《我的同学宋元明》，赵宏兴的《我走了》，苗秀侠的《遍地庄稼》，余同友的《夏娃是什么娃》以及韩旭东的《二丫的暑假生活》，陈章永的《一巴掌》等，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着商品大潮所引发的欲望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展示人物的命运沉浮，揭示当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精神危机，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拯救与道德关怀，这种新的小说理念的实践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对现实生活中未明状态的浓厚兴趣与艺术观照，体现出这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当代性意识与文学的胆略，他们笔下的小说场景尽管未必是生活真相的全部写照，但的确是他们对一种生活状态与情绪状态的艺术体验。
诗歌在新世纪依然没有走出低谷，但仍然有一批诗人矢志不移。叶世斌是安徽当代诗坛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集《在途中》等作品，就曾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诗人努力寻求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手法的完美整合。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验与审视中，诗意地呈现了生死与爱痛、悲悯与感恩、罪恶与救赎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追问。叶世斌的诗作重想象、象征与隐喻，体现出清美、内敛、智性的艺术特色。赵宏兴的《身体周围的光》，表现了诗人对生活中色彩与光亮的敏感与寻求，传统的意象与现代的技巧在赵宏兴的诗歌中得以恰如其分地融合。吴昭元是一位晚熟的诗人，当诗歌门庭冷落，似乎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时候，吴昭元却迸发出旺盛的诗歌创作热情，他的以江南雨为意向组合的三部曲《绿雨》《雨江南》《雨魂》，立足于锦绣江南的山河土地与乡风民情，从自然物象与生活细节出发，借助于意象、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深情地表现了诗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诗的意境含蓄典雅，格调明快，诗味隽永。著名诗人严阵的长篇抒情诗《含苞的太阳》16000多行，以一种博大的政治关怀和文化器识，表达了对民族命运与祖国前途的深情关注，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理想与追求——“我爱你，我的中国”。读来让人感到激情涌流。
新世纪安徽散文的创作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引人注目的有韦斯琴的《让我慢慢地靠近你》，赵焰的《思想徽州》，叶静的《秋天里的单音节》，张武扬的《青花的韵味》，王文忠的《苦爱》，水庆中的《心河集》，阎红的《误读红楼》，邢思洁的《坐看云起》，等等。韦斯琴的散文优美而蕴藉，洒脱而厚重，包蕴着三种审美情结：书画情结、女性情节、乡恋情结。她文笔清丽，叙事委婉，刻意追求散文与诗画交融的境界。赵焰的散文追求的是书卷气与感染力的完美融合。他常常以优美的散文笔调与独到的思想见解，来解读历史悠远、博大精深的文化现象。《思想徽州》中的历史意味与文化韵味，使赵焰的散文境界有了新的提升，这是一个被评论界普遍看好的散文作家。张武扬的散文显示了作者文化底蕴的深厚而独特，特别是游记，寄情山水、追问历史与感悟人生，构成了其作品在内容上的重要特色；而《青花的韵味》平实、端庄和典雅，这正是作者对散文风格追求的自我写照。将军作家杨洪立新世纪以来出版多部杂文集，他的杂文既鞭挞假丑恶，又歌颂真善美，文笔平实而老辣。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态势，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理念与文学实践的延伸与发展，又潜伏与预设着新时期文学的未来走向。理性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最后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无疑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与价值。（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激活与超越。作为对形式主义文学观念的反拨，对历史与现实的热情关注以及对人性人生的无穷解读，成为众多作家水到渠成的文学选择。于是我们看到：现实场景与生活内容重新成为小说家自觉的审美观照与艺术表现的对象；现代诗潮中诗人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并出现了所谓“生活化”的诗人；地域文化与历史事件向来是叙事类文学所看重的题材，当下也大量出现在散文文体的创作中。当然，新世纪文学对现实历史的关注及人文精神的弘扬，并不是与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简单对接，与以前相比较，当下的这些作品，并不是偏重于从人的观念关系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去表现现实冲突，这就使文学更加逼近了现实生活，拓展了文学真实的深度与广度。当然，对于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还正在深入，传统或经典的现实主义与具有现代特征的现实主义能否融会贯通？由文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给出答案还有待时日。（二）多元的艺术探索。对于文学皖军在艺术探索上的检验，重点不在于某一部作品或某种局部性的突破和成果，而是在于有一批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家自觉不懈的实践精神。在文学叙事上，我们已经很难以文学教科书的定义，来涵盖当下文学作品的叙事体态与叙述风格了，从整体上来说，单纯而整一的文本规范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很多作家在自己的文体创作中，都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以主体全知的面貌出现的叙事模式，或突出强调主观感受，或有意逃避主观介入，而让场景与画面出现冷静呈现，文本的实在空间与意向空间交相映照，拓宽了文学的艺术空间。（三）存在问题与发展空间。与同一时期全国文学发展的水平相比较，安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表现生活质量与历史厚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剖析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精神超越与情感转折的心路历程，展示改革开放的时代演进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的风云变化，还缺乏春秋笔墨与艺术探进。中篇小说创作虽然是安徽的优势项目，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仔细观察，这些作品在题材开拓上似乎还存在一些空白，譬如，对那些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的体现科学文明进步状态方面的领域关注不够；对于那些为人民大众情思牵挂的社会现实事件，缺乏应有的文学敏感。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等文体领域，在新世纪虽然人才济济，但要与安徽前辈作家的显赫业绩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这种状况固然与某些文体的整体生态环境有关，但主体的努力与创造性的发挥程度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图像视觉时代”的到来，文学的传播方式泛化，电视、网络乃至于手机都已迅速成为文学的载体。文学的“阅读”概率与范围正在萎缩，同样文学图书市场对所谓纯文学的排斥，也为文学的传播形成压力。如何应对文学新的生存发展环境，这也是文学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安徽新时期的文学评论是与文学创作同步并进的。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特、梁长森、胡永年、王多治、徐文玉、余昌谷、段儒东、唐先田、钱念孙、王宗法、唐跃、吴章胜、王达敏、谢昭新、方维保、杨四平、黄书泉、韩进等，他们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议并积极参与，一方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与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成为文学皖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时，《清明》《安徽文学》《文艺百家》《诗歌月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等文学刊物以及相关报纸的文学副刊，也为安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的时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新时期文学30年的波澜起伏，却让我们感到它是那样漫长与深邃。今天，当我们共享改革开放30年的胜利果实时，我们同时也在收获着文学30年发展与进步的喜悦。安徽新时期30年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是同步的。它对于安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新一代的皖军一定能够创造安徽文学美好的明天！
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照了《安徽地方志·文学卷》（1949—1989）；同时参考了众多评论家有关安徽新时期文学的评论文章以及1993年以来安徽文学奖（后改为安徽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文学类）的相关评述资料，一并感谢。
《文艺百家》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