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写什么”与“怎样写”

笔者认为，一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进入作家创作的视野，或者作为文本的主体内容，或者作为背景依据。问题是题材的选择与确定，要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当代的审美理念，文学的意象也必然是作家艺术体验与艺术经验的融合。原有的“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以及“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创作理念与创作现象，都已被文学实践证明是“非艺术”与“非审美”的。因此，艺术要表现“三农”问题，应该成为恪守良知、尊重现实的文学家自觉的审美选择。要置身于建设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潮流中，贴近农村，亲近农民，使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淳朴的农民情怀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血脉。只有这样，我们的创作才能获取新的历史语境和新的文学叙事。

努力刻画正在成长中的当代农民的艺术形象（新人形象），仍然是当代农村题材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创作的首要追求。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显现。文学作品要写出他们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的流程与灵魂的蜕变，写出农民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是艰难的。传统的善良、勤劳与坚忍的品格守护，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冲击与碰撞，酿就了当代农民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文明演进中守望甚至落伍的农民，依然应该得到深切的关注，而那些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新农民，更应是我们文学家艺术视野的焦点，因为他们正是当代农村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体现者，引领着新农村发展的潮流。

如何处理农村题材写作中“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这涉及如何准确地把握当代农村的现实与发展趋势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既要有当代意识的观照，又要有历史眼光的审视；既要有人文关怀，又要有批判精神；既要有艺术的揭示，又要有理想的胸怀。因此，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歌颂与暴露”，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数学概念来设置比例关系。不能以“阴暗的创作心理”“拜金主义的结果”等简单的指责，来评判那些具有批判锋芒和否定指向的农村叙事。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文学现象是由特定的历史情境造成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严峻的，新农村的建设是艰难的历程。一方面旧有的封建意识的土壤，仍然在滋生着新的贫穷、新的愚昧；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在给农民带来新的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诱惑、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或现代化的初期，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境遇，仍处于弱势地位，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因素。马克思认为，旧时代的悲剧是表现崩溃中的苦难，而新时代的悲剧是表现“新世界诞生的苦难”，即表现创造中的苦难。表现苦难与批判罪恶正是迎接新时代所必需的。但是，批判与肯定是相反相成的，批判丑恶就是为了肯定与歌颂美好。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所以相对沉寂、相对郁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理想主义的失却、对时代生活特别是对农民生活激情的淡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确不能忘却那荒谬的年代给文学带来的腐蚀——文学离开了真实的根基与性情，伪理想主义情感泛滥成灾。但我们的创作理念与审美主张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苦难埋没理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必然会为我们的文学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蓝本。

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球化语境相联系的，它同样也不可能回避新的读者群体与文化市场的范式与要求。新的描写对象、新的审美趣味催生新的文学叙事。写实主义的艺术张力没有消失，但我们也可以尝试超越时空与整体象征等新的艺术体验与叙事手段，使农村题材的创作获得新的审美空间，为不同欣赏趣味的读者群体所喜闻乐见。

《文艺百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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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旭莉：《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再选择》，《学术界》2006年第2期，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