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木垛房里老去

神圣火塘(王寿林 摄)
五月的独龙江畔,厚重的绿覆盖了崇山峻岭。在巨树和古藤的浓荫里,野猴呼啸、百鸟鸣唱。
这片神秘而遥远的土地,镶嵌于滇、藏与缅甸的交会点上,四周是层峦叠嶂的高山和茫茫的林海。过去到这里来,无论是从北边的德钦、东边的中甸或是南边的兰坪,骑马都要走十几天,途中要翻越座座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要涉过众多的江河。即使有一条马帮的坎坷小路还是20世纪才开通的。1999年,一条新建的公路翻越高黎贡山,把这方偏僻的地域与外界贯通起来——我们才有幸到达这里。
这片土地位置的偏远和环境的险恶是令人吃惊的,然而独龙族人却别无选择地栖居在这里。独龙族人同怒族人一样,都是春秋时期进入滇西北的氐羌部落“白狼”人的后裔,由于种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他们一次次放弃家园,一次次向西迁徙,不知历经多少艰难险阻,最终才在这蛮岭野林中定居。特定的环境严重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生产方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采集野生果实、根茎依然是生产的主要内容和生活的主要来源,农业和狩猎使用的工具还处于铁器、石器和木器并用的时代。
不过,与我同来的向导——一位懂独龙语的白族学者老杨告诉我,在这江边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已弥漫着一些现代生活的气息,历史的影子正在大面积地消亡,要领略独龙族人真正的传统文化,最好朝江上游去或向高山上走。
他说前几年曾来这里做过两个月社会调查,认识山上一个叫沙里木格的老人,70来岁,思想开通,性格活跃,在他家里可以看到父系家庭的清晰印记,如果他还健在就再好不过了。于是,老杨便进寨子里租来了两匹马。
骑马在崎岖的山道上攀登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摆脱了密不透风的林子和林里弥漫的湿气。凸现于眼前的是山腰斜坡上的一个坐落着干栏式建筑的寨子,低矮的木垛房随坡就势,鳞次栉比。这种木垛房是圆木纵横相嵌、架垒而成的井柜式建筑,上绑木椽,盖着茅草。因为,几十年前的独龙人尚不使用锯、凿之类的工具,建一栋房仅凭一把砍刀,所以这寨子里的老旧房子都显得简陋而粗糙。
一栋陈旧而高大的木楞房就是沙里木格的家,我们来到房前,拴了马,顺着独木梯登上了木楼。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披着羊皮的老人,精神矍铄,嗓音洪亮,举止利索,灰黑色的脸上布满很夸张的皱褶,给人以力量之感。山上天气很凉,我们就在火塘边坐了下来,他往火塘里添了许多劈柴之后就开始给我们煮盐茶:把一撮茶叶放进瓦罐后在火上烘烤一阵,又注入水,待水煮沸后又加入盐巴继续煮。我注意到火塘在这个长房子(独龙人称“皆木巴”)内的一端,周围铺着竹席还有一张羊皮,这是老人睡觉、做饭和全家议事、接客的地方,也是一个家的中心。据说几十年前,火塘边铺的是树皮,冬日也没有铺盖,睡觉时全靠火塘取暖。房子的另半边中间有直通楼门的走廊,两边是竹篾隔成的小间(独龙人称“得厄”),老杨说这就是典型的父系家庭的栖居格局,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还普遍存在。在他们这里,火塘是家的象征,老两口生活在大火塘边,每对晚辈夫妇及其幼年子女居住在一个小间,也设一个火塘。多个小家庭生活在一栋长房子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消费,婆媳、妯娌轮流做饭,粮食从各小家的仓库里拿出。这大概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父系家庭: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那么,现在这栋长房子就是这种家庭形态的遗存,沙里木格老人就是这种形态的直接见证人。
老人煮好茶,用竹碗盛给我们。热气腾腾,喝一口,咸滋滋的。我们喝着、攀谈着。老杨用独龙语同老人说话,老人偶尔也用汉语复述一些简单的词语。独龙语属藏缅语族的未定语支,富有韵律,节奏慢,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等待老杨的翻译。
老人说到他家的过去,有些眉飞色舞的样子,显得自豪而骄傲。他说父亲是了不起的独龙人,采药、射猎都是好手,还能通鬼神、懂巫术。在父亲的统率下,家道曾经很兴旺,这大房里就有五个火塘,一家16口人。他用手势很夸张地比划着,说采的果子很多,收的苞谷很多,挂满屋、堆满仓,养的羊一大群。那时,老人才十几岁,同父母一个火塘,四个哥哥四个火塘。到1954年以后,老人的父母相继去世,哥哥们相继建了新房子。他结婚后生了两女三儿,后来只有两个儿子长成了人。大儿子1984年另修新房安了家,小儿子1995年结了婚,建了火塘。现在家里虽说有两个火塘,但家道不旺,自己老了,儿子经常到山外去做药材生意,昆明、瑞丽、兰坪到处跑,很少回家。
当我们问到儿媳妇的情况时,老人突然用很难听懂的汉语说:“唉唉唉……不争气……”他说儿媳妇不喜欢放牧种庄稼,也常常跑出去做生意,对寨子、山林没感情。最让老人恼火的是儿媳妇原本有个很好的名字,叫郎格辛根·嫩尼·倒特丝,外面跑多了竟然改了一个汉名,叫山菊。说到这里,老人一口饮尽竹碗里的盐茶,狠狠地摇了摇头,指了指一间“得厄”,示意我们去看。

高黎贡风光

澜沧江畔木楞房
这是个用竹篾隔成的小间,面对走廊,无门,是儿子儿媳的住室,内有早已熄灭的火塘,旁边放有铝壶、热水瓶,还有一个玻璃杯,里面装有牙刷牙膏,竹席上铺有棉褥和布毯,竹篾的隔墙上挂着牛仔衣、塑料袋,还贴着一张电影明星的海报……这是个烙满时代印记的小屋,与老人火塘边的黑墙、瓦罐、兽皮、竹碗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似乎是在向老人暗示:传统正在无声地消亡。
喝过盐茶,我提出为老人照张相,遭到了拒绝——这位相信鬼神的老人对于能把人“收进去”的相机保持着警惕。我又提出要看他家祖传的石器,他倒是很乐意,兴冲冲地从屋角杂物中翻出来三件石器:一个石斧,巴掌大,斧刃尚利;一个平底锅——事实上就是一块四边工整、磨得很光洁的石板,边长三四十厘米;一个凹底锅,是在一块石头上凿出的一个半球形凹坑,深约15厘米。我看着这些石器,深深地被震撼——百万年前元谋人就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到了20世纪初期,竟然还有人使用这种工具!专家认为独龙族17世纪尚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傈僳人进入怒江流域并带来铁器,独龙族人才开始领略到铁器的优越性,但铁很少,石器工具作为补充,一直延续到20世纪。
老人介绍说,平板锅可以煎烤,凹底锅可以炖煮。独龙人是20世纪初期开始普遍使用铁锅的,到20世纪60年代凹底石锅才基本被淘汰,但石板锅直到前几年还有人使用,因为在石锅上烤鱼、煎鸟蛋、烙饼、煎蜂蛹都很香,没杂味。我问这精制的石器是如何加工的,老人突然说了句汉话:“好弄。”他介绍说这种石头是从阴暗的地方挖出来的,很软很嫩,可以用刀削成各种形状,火烧不裂,水激不惊,煎烤食物熟得快却不焦糊,越用越结实。老杨让老人用石锅给我们做点吃的,他高兴地答应了。他将石板(锅)洗净架在火塘边三脚架上(三块石头)预热着,用竹碗端来玉米面和荞面,加水调成胶泥状,待石板发烫时,从竹筒里倒些蜂蜜在石锅上,待蜂蜜发烫作响时,将一坨坨面团放在石板上烘烤——这是他在为我们做一种被称为“粑粑”的食物。
粑粑熟了,老人又从一个竹筒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用竹筒酿制的水酒。吃着粑粑,喝着水酒,天南地北地聊着,不觉间夜幕已经降临,屋里竹篾隔段和木楞墙隐去了轮廓,火塘的火光显得特别红、特别亮。

独龙江(张北星 摄)
火塘是家的象征,老两口生活在大火塘边,每对晚辈夫妇及其幼年子女居住在一个小间,也设一个火塘。
老人说我们累了可先到小房里去睡,他还要占卜,到半夜才能睡。老杨问他占卜什么,他说儿子现在挣了钱,要拆了老房修新房,他不同意,最后与儿子达成挨着老房修新房的共识,过两天儿子们回来就动工了,他要占卜一下看能不能修。经老杨苦口婆心地请求,老人很勉强地同意我们观看他的占卜,并嘱咐道:“占卜时不能随便说话。”
到了零点时分,老人说时间到了,便取来一块三角形石板架在火塘上,抓来一撮谷粒,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谨慎地一颗颗向石板上丢着谷粒。谷粒受热,炸动着、蹦跳着……我们肃静而紧张地看着,不敢有半点声响……高山上的深夜,寂静极了,偶尔林子里传来几声夜鸟的啼叫,但很快又掩没于神秘的夜的寂静中。我和老杨都很紧张,害怕“凶兆”会搅乱老人的心情。
当老人丢下的最后一颗谷粒在石板上嘣炸一声又静静不动的时候,满意的神色渐渐浮现于老人的脸上。他说谷粒如果有一颗蹦落在火塘里就是凶兆,刚才是吉兆。我问老杨,老人刚才喃喃地说着什么。老杨随口翻译道:“尊敬的‘细阿默’祖先,我们要在这里建修新房子,不知是祸还是福,不知是凶还是吉,请你快快告诉我,请你快快告诉我。”
他一直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中,在火光的映照下,额头的皱褶闪闪发光。我的心里也涌出一阵快意,默默地祝愿:沙里木格老人,愿你幸福吉祥,愿你家顺顺利利地建起一座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