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初步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长期沉寂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把视野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世界，研究东方落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和发展前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初稿中，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和历史作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一、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历史缘由
在马克思晚年时期，落后俄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成熟，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发展道路问题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关注。鉴于俄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欧的实际情况很不一样，所以，马克思说，不能把《资本论》的一般论述直接套用到俄国，否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
1．马克思晚年对革命起点的预期从西方延展到东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现实，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两个“不可避免”）科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同时，他们又根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情况，尤其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现象，认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创造的财富了，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已经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了最后阶段，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做社会统治阶级了。他们由此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各国发生，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灭亡为期不远了。他们“所见和所言”的世界革命格局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23)因而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为此奋斗、多方活动，以期实现革命的胜利。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开始觉察到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其实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1873年德、美两国首先爆发经济危机，并逐渐向全球蔓延，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达到引发革命的程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机器自我调节缓和阶级矛盾，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可能发生。1881年4月，马克思在给女儿燕妮的信中叹息说，自己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24)
但是，此时此刻，与西欧革命形势衰退的情形相反，东方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危机却在形成。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不但没有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反而空前地尖锐起来。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特别是1877年4月爆发的俄土战争，加剧了俄国的社会危机，使沙皇政府内外交困，处境极为险恶。俄国面临的革命形势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和振奋。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兴奋精神。他说：“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早已站在革命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这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马克思期望：“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活到胜利的日子吧。”(25)
2．俄国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将理论研究的视角转向东方社会，撰写了一系列古代史和人类学笔记，利用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对东方社会和史前社会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研究。他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东方社会有没有可能既完成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又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呢？就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更具有现实性的俄国而言，它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呢？据不少历史文献的确切记载，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初步的设想和回答。
（1）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第一次表述俄国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思想。
19世纪40年代开始，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民粹派政治家都认为，俄国的村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胚胎，俄国的农民本能上和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因而它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1877年10月，俄国民粹派的政治家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曲解马克思观点的文章。文章认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俄国的前途就是摧毁村社，发展资本主义，就像《资本论》所描述的西欧历史发展进程那样。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对于米海洛夫斯基错误理解《资本论》的做法非常气愤。于是马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答辩信，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并对俄国未来前途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一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在信中，马克思明确表示俄国这时候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走“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发展道路。(26)
（2）马克思1881年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明确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时，正值俄国废除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俄国学者和政治家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
1881年2月16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的前途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答。查苏利奇在信中谈道：“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她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
同年2月至3月，马克思为给查苏利奇复信，先后写了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和第四稿。最后将第四稿作为致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采取了中性的表达方式。马克思指出，“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可是，他“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紧接着，马克思说明《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他曾经说过：“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书，第341页）”因此，马克思复信中得出结论：“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7)马克思的正式复信，考虑到“不适合于发表”的因素，并没有直接回应俄国到底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是，集中于引证《资本论》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论述，消除人们可能对《资本论》这一思想引起的误解和怀疑。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不包括肯定或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马克思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复信内容与前三个草稿中提出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设想结合起来研究，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写的序言联系起来考察，大体可以明确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其一，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四篇稿件，构成了对俄国“农村公社”命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个整体性思考，草稿与复信不存在前后互相矛盾的思想状况。其二，“不适合于发表”，至少出于两方面因素的考量，一方面，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对《资本论》相关思想产生误解和怀疑，特别是考虑到俄国国内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马克思不想卷入这种争论；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情况十分复杂，马克思担心有人会误解曲解他的观点。所以，马克思复信的主要任务是“释疑解惑”，至于不适合于发表的内容，不等于观点不正确；其三，马克思在“但是”后面话锋一转，强调他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句话实质上是话中有话，已经蕴含了草稿中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四，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从应然到实然是有条件的。要使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成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次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作序时，又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这一思想，特别是把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把“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明确延伸到“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围绕“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不适合于发表”与“适合于发表”的思想内容是相互连贯高度契合的，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3）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公开宣布俄国土地公有制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8)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现在”“目前”“现今”俄国的现实条件，即当时的俄国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9)从1881年马克思提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到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趋势和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设想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3．俄国实现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必备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性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查苏里奇复信的第一至四稿和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写的序言等著作中。
马克思借喻“卡夫丁峡谷”的典故，是要说明落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原始积累阶段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俄国真正要实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目标，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第二，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出现革命的形势；第三，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必须学习借鉴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果。
现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俄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当俄国处于与国外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国际环境，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已具有社会化的大生产，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着世界市场，这就为俄国实现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和机器生产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物质技术条件。俄国完全有可能先夺取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吸取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必要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路从头做起。
二、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创新意义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都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0)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及其“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使一切国家都逃脱不了这种铁的必然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1)
1．马克思对俄国村社问题看法的变化与发展
马克思早期一度依据上述认识，对俄国等存在村社土地所有制的东方落后国家，一再重申了这些国家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主张，并且批判了俄国民粹派所散播的借助村社绕过资本主义的幻想。1870年2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示过，他不会夸大俄国村社的作用。马克思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圈，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32)同年3月，马克思在致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仍然批判了人们对“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33)在他看来，俄国的村社根本不足以抗拒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即使人们普遍期望的革命发生了，也只能使“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34)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对上述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877年11月，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在信中明确指出，《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那一章只不过是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在这个总的认识前提下，马克思具体地探讨了俄国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的可能性问题。为了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不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马克思不仅学习了俄文，而且“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在1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通过丹尼尔逊等俄国朋友借阅了整箱整箱的俄文书籍，他在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上就有120多种参考书。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5)这个思想在1881年2月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鉴于俄国存在着村社土地所有制并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等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断言：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36)这一认识的改变和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生动体现。
2．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东方落后国家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从19世纪70年代的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农村公社已大遭破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个小农和最小农像汪洋大海一般的落后农业国；俄国十月革命虽然并未出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成“相互补充”的局面，但俄国以“一国首先胜利”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并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未能完全成为实现，但是，马克思关于“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不仅在实践上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而且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宽阔视野。
3．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发展现阶段的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37)列宁强调：“《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38)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就是指物质运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因为，俄国“村社”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了。俄国不仅进入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且还发展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利用世界大战造就的革命形势，实现个别落后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即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说，“革命容易建设难”。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合加上武装起义战略策略正确，只要具备发动革命的基本条件和有利形势，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困难。难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社会化生产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文明和国民素质、科技进步和文化水平等等都不能跨越。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工业的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建立在高度政治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并且乐于吸收和消化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文明好东西才能摆脱落后，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国家能否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批判了苏汉诺夫等人的机会主义“学究气”“对过去的盲目模仿”，强调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现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9)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但这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40)通常的历史顺序是允许或可能有这类改变的，也就是首先在落后国家“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41)
列宁还揭示了“革命容易建设难”的客观规律。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中，只要具备了发动革命的基本经济社会条件和有利形势，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加上武装起义战略策略正确，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非常困难。难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社会化生产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文明和国民素质、文化水平等等都是不能跨越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工业的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建立在高度政治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并且乐于吸收和消化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文明好东西才能摆脱落后，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历史普遍规律与个别国家跳跃式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宝贵经验，充分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大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
三、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他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论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结晶。恩格斯在介绍这一方法论原则时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的和曲折地前进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2)
马克思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43)“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4)
恩格斯虽然在总体上与马克思一样强调东方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在具体操作路径上他更关心的是“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45)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基础上，东方落后国家只有把西欧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用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那种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道路。恩格斯认为，这是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46)
虽然，马克思生前关于俄国革命的设想未能成为实现，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落后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走上那种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1) 乌托邦是指空想社会主义。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乌托邦》一书，被人们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标志。《乌托邦》这部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就是从1516年《乌托邦》的发表算起的。
(2) “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典故，源自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期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这些残兵败将弯腰低头钻过牲口通行的“牛扼”，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词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由此可见，马克思以“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典故来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定国度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9页。
(13) 同上，第5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4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9) 同上，第9—10页。
(20) 同上，第12页。
(21) 同上，第12—1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34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160页。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答复。马克思写于1881年3月8日，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俄文版第1卷。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经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和原信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29)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共产主义”，应该是指《哥达纲领批判》阐发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发展的起点”，即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点。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页。
(33) 同上，第433页。
(34) “俄国的1793年”，是指俄国农奴制改革。1854年，马克思撰文分析就认为，沙皇政府的改革企图，有可能诱发俄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到来”，而它将是俄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转折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8)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39)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40) 同上，第777页。
(41) 同上，第778页。
(42)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