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的最大特点是“文明的错序发展”，即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利用暴力革命手段先夺取政权，驱逐地主和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创造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基础。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从发达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列宁首次缔造的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过渡到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起点，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列宁和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究竟如何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为制度形态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当从革命转向建设，深入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式。列宁在实行“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政策出现失误以后，列宁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初步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规律。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经验和深刻教训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在政治上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阶级进行改造的时期，是镇压反动派反抗的时期，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期，也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时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936年，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任务，正式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单就列宁探索的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而言，大体经历了三个小阶段：
1．第一阶段，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18年春天，形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初步计划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党和人民从“说服俄国”、“夺取俄国”过渡到“管理俄国”，第一次在一个独立国家内开始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列宁制订的第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上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9)通过建立国家垄断制的生产、有组织的产品交换和分配制度，逐步摧毁旧的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既有建立巩固新政权、迅速实现国有化的“胜利进军”时期，又有俄国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0)后出现的“和平喘息”的短暂时机，开始初步规划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
2．第二阶段，自1918年夏至1920年底，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
苏维埃俄国面对帝国主义发动的14国入侵和反革命复辟的严峻挑战，迫不得已尝试“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11)严酷的战争形势与“直接试验”的计划，对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双重影响，其目的是为了捍卫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战时共产主义”又称“军事共产主义”，在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苏俄政府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试图直接过渡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其主要内容包括四条措施：（1）余粮收集制。1919年实行余粮征集制，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收集农产品时，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由于通货膨胀，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2）工业国有化。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组建工人赤卫队接管银行；加速实现国有化进程，推行管理总局体制。但到内战末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小企业在私人手里。（3）产品配给制。1920年1月宣布撤销流通，货币逐步失去作用，市场关闭了，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全部农业人口享受国家的供给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1920年10月至12月，国家一连颁布了四个法令，向全民免费发放食品、日用品，停止在通信工具上的费用计算，免收房租和水电费。免费供应，使货币工资失去实际意义。（4）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今天，我们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成效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一方面，它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列宁认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使苏维埃俄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粉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急于超阶段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空想错误。特别是到1920年底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作为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非但没有及时结束和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由大中企业推广到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下降，1921年春苏俄发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在农村，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杀害农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毁坏农业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在城市，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进行罢工或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不理解。在军队，1921年3月，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这些事件的发生，严重危及苏维埃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后期，当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之时，布尔什维克试图把这一套措施固定化、制度化、常态化，向资本主义发起最后冲击，试图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就犯了超越阶段的急躁冒进错误。实践证明，“以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无疑是失败的。
3．第三阶段，自1921年初至1924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俄国开始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列宁深刻地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12)于是，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战略决策。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次探索中，由于受到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加上缺乏经验和险恶环境出现了一些曲折。在严酷的战争时期，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尚可容忍和接受。但在战争结束以后，在自然灾害导致饥荒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农民对此就普遍反抗、强烈表示不满了。当时，90%的农村出现了骚乱和反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必须修改和替换。列宁请求农民兄弟再忍耐一下，国家正在考虑用新的政策来替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还未等到1921年3月党的十大召开，就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乱事件。列宁认为，这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苏维埃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喀琅施塔得水兵事件平复以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进新经济政策。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并藉纠错契机，大胆提出社会主义新认识，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新形式。在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失败之后，列宁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且发表了《论粮食税》的著名讲话，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大政方针的历史性转变。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在农村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包括自由出卖剩余农副产品；（2）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恢复工业，允许把已经没收的中小企业租借或发还给资本家私人经营；（3）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允许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买卖，商业代替产品交换，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4）实行租让制，扩大对外开放，允许国外企业到俄国落户生产、合作经营；欢迎国外资本家带着机器设备、人才和先进技术到俄国共同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立马初见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基础上实行迂回曲折的退却，是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式的再探索和新调整。当时，有些干部、党员和群众对新经济政策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由共产主义退向资本主义。为了统一认识，列宁在党的十大后不久，于1921年5月发表了《论粮食税》一文，论述了实行粮食税的必要性和与它相关的一些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崭新实践形式，使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二、《论粮食税》奠定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实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战略转变的首要标志。列宁的《论粮食税》是一篇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代表作。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列宁的《论粮食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贯通的视角，系统地阐发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背景、实施原因、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显著特点、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其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策
列宁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因难以区分两种不同“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定和意义而产生了误解和曲解，于是他反复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对“国家资本主义”不能作“经院式的理解”，它“不是资本主义下有过的那一种，而是新的概念，因为是新的现象。国家=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它凝结成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13)“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4)在国家行政作用的范围内，要利用税收、金融、法律等手段，抑制它的消极因素，使它遵守社会主义的规则，成为“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更可靠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政策选择和发展路径。
马克思曾设想过，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向资本家进行赎买。列宁说，俄国当时政治上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度，经济上却是最落后的国家，这就更有必要向资本家进行赎买。如果说这是一种向资本主义妥协，那么社会主义需要这种妥协，它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列宁的结论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联目前状况是一个进步。既然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怎样把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关键是靠什么条件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2．在小私有经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如何正确处理公有经济和多种非公有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潜心探索的重要问题”。(15)当时的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而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在这五种经济成分的比较研究中，列宁认为，与小商品生产相比较，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更可靠地走向社会主义。小商品经济是无政府状态经济，这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的危险”。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3．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更快更好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论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环节、途径和方法，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这是问题的关键。列宁具体地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形式与实质：
第一，实行粮食税的必要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提高农民生产力的措施。其实质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
第二，贸易自由政策的必然性。实行粮食税政策，必然带来余粮交换，必然要允许商品的自由交换，即实行贸易自由。贸易自由实际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贸易自由基础上，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毫无疑问的要复活，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足够的商品去禁止、堵塞一切私人交换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硬要这样做，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唯一行得通的做法就是“把这种贸易自由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
第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多样性。形式之一：怎样把小商品经济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列宁提出要由国家来组织这种资本主义，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即实行“租让制”来发展资本主义。“苏维埃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实行“租让制”的长处在于，“和苏维埃制度下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几乎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形式之二：在粮食税政策下，余粮交换必然要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引上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形式之三：国家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即培植商人。形式之四：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产区、森林区、土地等租给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相类似，即租借制和租赁制。
4．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电气化条件和共产主义力量
列宁指出，如果我们有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中间环节了，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列宁认为，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相对而言，“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6)
列宁指出，必须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要迅速地振兴经济，就要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做斗争，有很多东西应当向资本家学习，要非常注意工人农民的需要，关心国内经济的振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地更坚决地做下去。某些工作人员可以而且应当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工作。”(17)地方党组织应当能够吸收相当大比例的非党工人参加苏维埃工作。列宁还指出，共产党人还不善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
5．列宁的结论
列宁在理论著述的最后部分，总是喜欢提纲挈领、三言两语地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使广大读者掩卷沉思、回味无穷。列宁在《论粮食税》的最后部分，不仅有“政治总结”，而且还有“全书结论”。列宁给出的结论，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其中包括：（1）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1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迫切需要实行一种过渡，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2）必须首先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3）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帮助我们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做斗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同官僚主义做斗争，所以对我们是有利的。（4）要实行监督。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应转变成反对盗窃公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实行这样的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不可避免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5）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怕，只要学习收到成效就行。（6）竭力帮助劳动群众，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
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用列宁的话说，是“使这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或者说“换过一次车”。“它带有部分质变，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很明显，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而来，往“新经济政策”而去。“新经济政策”不仅包括粮食税，还包括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赎买政策、贸易自由等。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把经济转到“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列宁当时没有采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表述，而是说‘贸易自由’、‘现金交易’、‘活跃商业’、‘利用市场’、‘自由工商业原则’等，实际内容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18)
列宁《论粮食税》一文，通过分析工农之间、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与在经济上占主要地位的农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粮食税在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城乡获得胜利的一种过渡性的重要措施，回答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面临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从而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关头，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的巨大作用。
三、新经济政策思路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
列宁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就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提出了新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新计划；突破了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单一所有制的传统观念，初步形成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等不同发展阶段，防止出现脱离现实、超越阶段发展误区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改变了，应该把工作的重心转到和平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上面去的思想；在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大工业只有通过市场、商业才能同小农经济结合，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落后国家只有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科学技术成果和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思想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后，经济逐渐开始恢复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效日益显露出来了。由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提振了经营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和信心。1921年的秋播进行得很顺利，连遭灾的各省也种上了全部秋播地的75%，在其他各省则播种了120%以上。1922年，丰收省份的农业产量大大超过了往年。1921—1922年，工业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布匹、靴鞋、火柴、肥皂、煤油、糖、纸张等日用品的产量得到了显著发展。重工业也开始逐步恢复。冶金业、机器制造业都获得了一定成绩。1921—1922经济年度，工业总产值提高了350%。“新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国家经济顺利恢复发展起来，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而且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终于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站稳脚跟。1922年12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列宁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式找到了一条又好既快的捷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
列宁的“政治遗嘱”，是指列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由列宁口授、秘书记录，经过列宁审阅以后形成的三封信和五篇文章，统称为“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把它们称为列宁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
人们对列宁的“政治遗嘱”历来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理解：狭义的“政治遗嘱”，就是指《给代表大会的信》，广义的“政治遗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三封信和《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文章。“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虽然篇幅短小精悍，论题丰富多彩，但环环紧扣、形散神不散。我们可以把列宁的“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0)任何重大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取得了军事上伟大胜利。1921年俄共十大，以新经济政策替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改变了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出现了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局面。但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依然困难重重，形势严峻，需要及时给予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同时，在国内外仍然流传一种错误的思潮，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还没有达到搞社会主义的水平。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形势对苏联产生更大的威胁。列宁期盼同俄国革命遥相呼应的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始终没有出现，苏联国内无产阶级不占人口的多数，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俄国一国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重大难题，必须作出符合规律的理论回答。
列宁1918年8月遇刺受伤，加上长期工作繁忙，操劳过度，1921年底，列宁的头痛病和失眠症加重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让列宁休假。从此，列宁便同严重的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1922年夏，列宁病情恶化，7个月之内接连两次中风，他意识到自己去日无多，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怀着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留下了最后八篇文稿。列宁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回答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和怎么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记载了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实践经验、理论总结和规律性认识。特别是论述了中国等东方人口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路径和特色，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列宁的“政治遗嘱”，是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