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学术界关于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研究综述
附录二
学术界关于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研究综述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位伟人，引起了人们那么多的赞许，也引起了那么多的责难；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也有那么多人背叛他；人们总想忘掉他，但他永远在线、总在直播中——他就是列宁。”(1)一方面，列宁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公认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另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也成为20世纪评价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国内外更是掀起了研究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热潮。
一、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
列宁主义是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规律，所总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和新成果，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现将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对列宁主义的研究观点综述如下。
（一）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现身”与传播
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最初是怎样建构、接受、认同和传播的？这不仅构成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深度历史语境，而且直接影响到它在中国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梁化奎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列宁主义”概念怎样来到中国及其初始形态作了深度考察。他指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与先进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列宁主义同中国的相关性密度场域建构密切相关，同时它受到概念定义者最初给定概念的所指和能指、俄共（布）党内的斗争、共产国际的宣传指向等外来语境的严格制约。列宁逝世后，利用纪念活动这个重要平台，“列宁主义”在国共合作中找到了它出场的通道、行动的场域，并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之际，在中共四大的强力推动下，实现了它在中国的“现身行动”。(2)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板块，它给历史留下了诸多的“第一”：1917年5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最近俄国内部纷扰之传闻》中，最早报道了“烈银”（即列宁）的消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时报》等首次作了报道，“里林”“李宁”“雷林”“黎雷氏”等名字在境内报刊频繁出现；同年11月16日《盛京时报》东京专电，第一次出现“列宁”的译名；1918年3月，《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首次刊载《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介绍列宁的生平事业；1918年，李大钊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热情赞美十月革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第一篇列宁中译文《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1920年底，《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首次到苏俄对列宁进行采访和报道；等等。
曾银慧和孙厚权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划分为自发传播（十月革命—1920年9月）、有组织传播（1920年9月—1923年6月）、与中国革命相结合（1923年6月—1927年）三个阶段。他们指出，中共一大后，《先驱》创刊号发表了《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首次传播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中共二大受此影响，认识到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即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能在短暂的一年之内实现革命战略的历史性跨越，这与列宁主义的指导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传入启蒙了中共对国情和革命的认知，初步探索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和战术，成为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直接理论来源，列宁主义中国化也逐渐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3)
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报刊和杂志进行传播的，为了更加系统的学习列宁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提出要编译《列宁文集》，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阻挠，提议最终并未实现。周一平等在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档案中，发现了1924年4月5日瞿秋白为编译《列宁文集》给廖仲恺、谭平山的信，详细记录了中共共产党人提议编译《列宁文集》的曲折历程。从内容上看，瞿秋白不仅认为“关于主义之阐明，西欧学说中最足以做参考的莫如列宁”，而且提出了组织成立“列宁文集编译委员会”并自任总校订的详细方案。中共成立以后，曾有编译出版《列宁文集》的计划，但鉴于各方面的情况难以实施。瞿秋白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政策，而且经济、人才实力相对雄厚，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候补委员和上海执行部委员的他，便给当时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中共党员的谭平山写信提出编译《列宁文集》。信中谈到“没有来得及”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谈这事，是出于当时其已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重要人物。瞿秋白的建言很快由廖仲恺、谭平山转达孙中山，并在4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作了讨论。戴季陶对瞿秋白的建言提出了修正案，决定先编译《苏俄法制全集》，并强调这已包含了《俄国法制及列宁文集》的编译。这样就把孙中山主持会议通过的决议否定了，说明国民党内从地方到中央右派势力的抬头。(4)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我国才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共39卷，对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界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是根据当时俄文第4版翻译的，限于当时条件，有相当一部分列宁的著作和文献没有收入俄文第4版中，而且译文质量也不够理想。1984年起，在苏联新编出版《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编译局开始编译出版《列宁全集》第2卷，1990年出齐，共60卷。这部全集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是我国自行编辑的、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全集出版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又将新发现的列宁文献编为《列宁全集补遗》两卷。
2010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启动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的编译工作，2017年增订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为保持经典著作版本的延续性，方便读者学习使用，增订版沿用《列宁全集》第2版的编辑体例和技术规格，全部60卷分为三大部分：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卷为书信卷，第54—60卷为笔记卷。各卷正文前面刊有编辑凡例和编者前言，正文后面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列宁生平大事年表。这次增订时，编译者从《列宁全集补遗》辑录的文献中精选了44篇，按时间顺序分别编入《列宁全集》第2版的相应卷次，总计约20万字。经过增订，整部文集总字数达3300多万字。此外，增订版全面校订了《列宁全集》第2版正文和注释中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引文，修订和勘正了各卷译文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和各卷所附资料。可以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的出版为理论界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完整丰富、精准翔实的基础文本。
（二）俄罗斯思想界对列宁主义的评价与争论
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始者列宁及其思想如何评价，在俄罗斯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苏联解体之后，将列宁遗体迁出红场异地安葬的呼声甚嚣尘上，列宁主义也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和攻击，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和城市都被要求回归十月革命前的旧称，从上而下形成了一股“去列宁主义”的思潮。直至今日，虽然人们对历史作出更为理性的反思，但试图“擦除”列宁留下的印记以及将列宁主义“妖魔化”的做法，在俄罗斯部分民众的意识中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方婷婷从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评价、对列宁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讨以及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追溯四个方面，对当前俄罗斯思想界关注的重点进行了梳理：（1）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评价。俄罗斯有学者认为列宁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他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有人却认为苏联集权社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列宁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2）对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列宁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新建另一个哲学思想体系；有人却认为他修正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本意，把无产阶级专政混淆为党的专政，致使俄国革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和专制政体。（3）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探讨。有学者认同并强调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当代价值，认为它开创了首个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原则的历史模式；有人却以为是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权宜之计，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观自相矛盾。（4）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追溯。有学者认为是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列宁主义，没有彻底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及其生存空间而导致的结果；有人却认为列宁关于文化自治、具有广泛权力的国家自治以及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种子。作者认为，俄罗斯国内对列宁主义的争论大多充斥着情绪化的倾向，且主要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当下各种政治势力对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与立场。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运动反对派的恶意攻击，还是社会主义思想背叛者的肆意诋毁，都无损于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关键在于要把列宁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才能观察到列宁主义的革命本质。(5)
（三）西方“列宁学”研究(6)
冷战期间，西方曾经流行过以列宁的生平著作、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列宁与自己的思想先驱、同时代思想家及其理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列宁学”，即西方“列宁学”，这是一个打着研究列宁学说的旗号而竭力否定和歪曲列宁主义的学术思潮。研究和分析西方“列宁学”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其本质，进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列宁的思想。
1．西方“列宁学”的思想起源和主要流派
学术界对于西方“列宁学”的思想起源和主要流派问题，研究是丰富多样的，目前对此还未形成共识，主要观点如下：
对于西方“列宁学”的思想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学者将卢森堡视为“列宁学”的“先行者”。也有学者指出卢森堡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卢森堡已经放弃了的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作为“列宁学”的思想来源是违反她本意的。(7)还有学者认为西方“列宁学”的起源应该到十月革命后去寻找。这种观点认为“列宁学”主要有四个思想来源：第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第二，托洛茨基；第三，20世纪20—30年代共产国际队伍中那些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来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青年共产党人；第四，原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保尔·弗勒利希。(8)
对于西方“列宁学”的主要流派，有学者认为西方“列宁学”中最主要的流派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学派：其中，第一类是同原来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有联系的人。第二类是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又投靠资产阶级的人。第三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作家。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流派：第一是持亲托洛茨基观点的“列宁学”；第二是作为“卢森堡学”分支和衍生的列宁学；第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学”。(9)
2．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及列宁生平的攻击
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及列宁生平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说。关于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西方“列宁学”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人来源说；第二种是特卡乔夫主义和涅恰也夫主义来源说；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源说。
二是列宁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说。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指责；第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哲学笔记》的“对立”；第三，列宁接近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
三是列宁的新型政党学说与“取代论”。关于列宁的新型政党学说与取代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所谓知识分子或党对无产阶级的取代；第二，所谓党中央对党员的取代和列宁对党中央的取代；第三，新型政党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四是列宁的国家学说与“党治制”。列宁国家学说与“党治制”主要体现为：第一，无国家学说论、党治制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悬空论；第二，《国家与革命》是所谓的“党治制的理论根源”；第三，列宁的国家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五是对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期思想的歪曲。西方“列宁学”对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期思想的歪曲主要体现在：第一，新经济政策与“路线改变”；第二，列宁的晚期思想与“最后的绝望斗争”。
六是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生平活动的歪曲。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生平的歪曲主要体现在：第一，所谓党内的尼采主义者；第二，所谓党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第三，列宁和卢森堡；第四，列宁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的革命转变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第五，列宁与葛兰西，葛兰西对列宁新型政党学说的“抛弃”，所谓“阵地战”策略与运动战策略的“对立”。(10)
3．西方“列宁学”的“重读”与“反思”
西方“列宁学”兴起于冷战期间，冷战后列宁主义研究在西方一度沉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原苏联档案的最新解密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似有“复兴”的迹象，呈现不同的理论路径、特征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股理论思潮：一是原来从事苏联和俄国研究的一些学者，如英国的N.哈丁（Neil Harding）和R.瑟维斯（Robert Service）都倾向于用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改变各自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以此作为对苏联垮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回应；二是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另一类学者，试图重新复活列宁的思想，以某种“肯定性”的方式把列宁思想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批判联系起来；三是以美国K.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由于深受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注重从批判的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列宁的思想发展。
张传平对这三股思潮的理论走向作了分析。在他看来，由于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复杂而多变，列宁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坎坷，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而丰富，加上当代西方“列宁学”家们的政治立场、理论倾向复杂而多元，或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与束缚，各人对列宁及其思想的解读也是新奇百态，呈现多样化的理论特征。他认为，如果说“否定性”的思潮满足于运用最新解禁苏联档案的材料，来充实他们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么当代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所持有的“肯定性”理论态度，也只是他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政治的深刻变革时所表达的一种政治姿态。尽管人学批判学派的理论努力推动了人们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认识和研究，不失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又一次展现，但是他们的解读也不过是以“主体或主观”出发的哲学唯心主义来对抗从客体或直观出发的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不能理解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不到1914年之后列宁通过阅读G.黑格尔，实现了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向富有实践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一次理论超越。(11)
在这三股思潮中，西方左翼学者对“列宁学”的“重读”与“反思”最为值得关注，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列宁。但是，重读什么、反思什么，以及回到怎样列宁？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轩传树通过对西方左翼学者对列宁主义的评价进行总结，试图展现西方社会眼中的“另一个列宁”：（1）长期以来，列宁主义的思想想来自何处，一直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冷战时期，他们习惯性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K.考茨基，以及俄国民粹派涅恰也夫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视为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以制造列宁主义内部的理论矛盾，制造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种种对立。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转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列宁主义是来自K.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冷战时期，西方“列宁学”专家把《怎么办？》视为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以此断定列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极权主义理论，甚至将之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原罪”。近年来，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时有争论，焦点还在于“列宁主义是极权主义理论还是人类解放思想？”（3）西方“列宁学”习惯把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描述成落后的农民俄国的产物，说它最多也只适用于过去封建的东方国家和今天贫穷的第三世界。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却越来越多地认为，列宁不仅为变革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策略思想仍然值得借鉴，并以此来回答“列宁主义的精神遗产是方法态度还是策略原则？”总之，他们的笔下，列宁不再是冷战时期“西方列宁学”描述的那种独裁形象，也不同于苏联教科书宣扬的那种神圣形象，而呈现了“另一个列宁”。通过对列宁主义的探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些重要的概念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一现象的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12)
近十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们对列宁主义已走向“历史的终结”的说法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共产主义的幽灵”重新开始在欧洲徘徊。2017年11月10日，俄罗斯《观点报》刊登题为《西方青年让列宁重返大政治——26%的千禧一代美国人视列宁为英雄》的文章称，无产阶级十月革命迎来百年纪念日，放眼现今世界，对革命领袖的评价相当不错。迷恋政治的年轻人赞成社会主义，美国的千禧一代奉列宁为英雄，欧洲主要政党领导人也对他不吝褒扬：“这个光头男子是个天才。”徐觉哉指出：“今天的列宁主义已成为时髦的学术研究方向”。在10—15年前，人们还认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已星辰陨落。然而，十月革命的百年纪念日却在另一种氛围下来临。近年来社会分化的加剧、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令西方青年开始对列宁心生好感。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不久前的民调结果相当出人意料。在千禧一代中，半数受访者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斯大林是英雄的人超过23%，视列宁为英雄者更多，达到26%。今天的列宁主义已不是年迈的共产党员在游行中所挥舞的陈旧不堪的红色旗帜，它已成为时髦的学术研究方向。列宁已成为互联网、文化衫图案、海报经常使用的形象，风靡度直追J.格瓦拉。(13)
另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列宁的思想遗产在那些共产主义思想已被铁血浇灭的国家日益受到欢迎。2017年英国工党领袖人物J.科尔宾在议会选举中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纲领性计划。他建议对巨富征收重税，取消高等教育学费，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私有化的大多数行业重新国有化，右翼批评家称J.科尔宾常戴的帽子为“典型的列宁帽”，但列宁这个名字已不再令人谈虎色变。这也并未妨碍工党于2017年在18—24岁年龄段选民中拥有高达60%的支持率。
文章认为，列宁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就。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理所当然地为全球众多趋势定调，思想领域亦不例外，因为中国领导层一直试图向全球推介传统的、“老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令人意外的是，老式的提法和部分沿袭自苏联的经济模式，竟然完全没有妨碍中国的繁荣。相反，国家参与反而有效降低了企业无序混乱发展的风险。(14)
4．西方“列宁学”的研究方法
西方“列宁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列宁学”家研究列宁主义关系史、列宁主义发展史和列宁生平活动史的基本方法之一。他们从宏观上对列宁主义同自己的先驱者、后继者和同时代人的思想关系进行辨析，从微观上对列宁主义发展史和列宁生平活动史的各个阶段进行对比，同时还运用分类比较法对列宁同俄共（布）党内各派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大规模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在当代西方各种以实证史学为基本特征的史学流派中是不多见的。尽管西方“列宁学”家的比较史学方法十分新颖，但取得的效果却依然不佳。其原因在于：一是没有注意区分比较研究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二是分类比较标准的非科学抽象性；三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外在性。(15)
二是心理分析法。由于西方“列宁学”重视传记式的研究，因此心理分析法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西方史学界在运用心理分析法的过程中，派生出未成年时期心理分析法、心理病态分析法、心理动力分析法等一些具体方法。这些分析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个别历史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病历档案、书信、谈话记录上，企图通过对个别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的分析，来解释他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理论，甚至企图通过这种方法来对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作出评判。(16)
三是整体考察法。这种方法侧重于从整体上对西方“列宁学”进行考察。西方“列宁学”的作者，并非完全一样，可以大致分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主导派与持部分否定态度的非主导派，两种不同派别的观点和方法大相径庭。其中，非主导派虽然从总体上与主导派同属于一个错误思潮，但他们有时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某些问题也会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对主导派的某些荒谬论点提出质疑和批评。(17)
（四）对列宁若干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除了对列宁主义的“现身”、传播、评价等一般性问题进行关注与探讨之外，还对列宁的哲学思想、“民族自决权”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有关罢免权思想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察。
1．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探讨
近年来，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对列宁早期的唯物主义哲学信念如何成为推动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颇觉费解，有的甚至以非历史的同质化逻辑掩盖其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性质及其哲学认识上的实质性进步，从而使列宁哲学思想的当代性一度处于被遮蔽状态。户晓坤通过对列宁1914—1915年研读G.黑格尔《逻辑学》的历史背景以及思想进路的呈现与分析，力图在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非连续性进程以及哲学方法论自主性建构的基础上，澄清G.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环节对1914年之后列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他指出，鉴于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哲学无法为俄国革命提供理论支撑，列宁重新思考了革命主体向度的哲学基础。他超出纯粹的、思辨的限制，在一种必要的张力中把握G.黑格尔辩证法的环节，寻求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旨在克服第二国际自然进化论与经济主义的立场。而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革命辩证法的确立，意味着列宁对于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论或物质本体论的实质性超越；对“向对立面转化”这一基本原则的贯彻，使他在分析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及革命主体问题时，不同于R.卢森堡、K.考茨基、布哈林以及R.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在多元主体性概念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和新人道主义。此后，在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自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等问题的研究中，列宁通过“革命的辩证法”，克服了以经济力量作为前提的客体向度打开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境遇，为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与现实性奠定了逻辑支点。可见，精神能动的、构造的性质成为列宁回应G.黑格尔的核心。(18)
2．对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及《致莫洛托夫的信》的澄清
2016年年初，普京在两个场合罕见地批评列宁，认为1922年底建立苏联时，列宁主张“各成员国完全平等，并拥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在俄罗斯这座大厦埋下的定时炸弹”。周尚文和张祥云通过对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苏联解体的关联进行客观分析，有力地驳斥了普京的“定时炸弹”说。他们认为，苏联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各族人民砸烂沙俄这座“民族监狱”后，以沙俄疆域内各民族客观存在的凝聚力为基础，顺应时势创建起来的。从苏联成立的历史过程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看，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基本精神是维护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并不是一味地主张“民族分离”。在各民族关系问题上，列宁强调自主、自愿和平等，反对大民族尤其是压迫民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十月革命后，在建立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权利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方式与原则。史实表明，斯大林及其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在实践中，背离了列宁一贯倡导的民主、自愿、平等的联合原则以及让步、谨慎、耐心的工作方针，将俄罗斯联邦置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上，以致联邦制国家结构严重变形，民族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隐患逐渐沉淀、积存下来，直至苏联晚期民族危机与经济、政治危机掺杂在一起总爆发，导致苏联的解体。因此作者认为，苏联的崩溃不能归咎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和主张，而是由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所以普京的“定时炸弹”之说是站不住脚的。(19)
除了“定时炸弹”说之外，普京在历数苏维埃政权大肆镇压神职人员后又声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其中一封信（好像是写给莫洛托夫的）中写道，我们对反动资产阶级代表和神职人员，枪决得越多越好。”普京的这一讲话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指出俄总统引用的列宁《致莫洛托夫的信》是伪造的。马维先披露了该信炮制的来龙去脉。他指出，自2016年1月25日至今，普京遭到了许多俄罗斯人的质疑，俄网站争相转载，大有对俄总统“群起而攻之”之势。俄媒体发表了大量论据：该信为打印件，没有列宁的签字；没有抄件的信却出现在西方的刊物上；列宁要求政治局委员在信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但却由时任非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作了批注；当时真正让列宁焦虑的根本不是没收教会的珍宝问题；信的内容与同一时期列宁的其他所有信件、文章和讲话精神不符；该信始终没有收进《列宁全集》等，足以证明该信是伪造的文件。作者认为，信件很可能是1964年之前赫鲁晓夫执政时炮制的，当时他发动了一场与宗教势力斗争的大张旗鼓的运动，包括没收宗教组织财产、强行关闭宗教活动场所，甚至限制宗教人员的人身自由等。为了给这一运动制造合法依据，赫鲁晓夫更愿意“遵循伊里奇的教导”，而《致莫洛托夫的信》阐述的思想成了赫鲁晓夫与宗教势力斗争的理论武器。(20)
3．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再认识
在列宁的思想中，迄今为止人们争议最多的，是责备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不民主、不人道、践踏人权。安启念从思想内涵、理论根源、现实依据和历史评价四个方面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出了客观的历史分析。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同样如此。在列宁的思想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利用手中的政权对整个社会的强行改造，一定意义上整个社会都是专政的对象。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先行性有关，也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他认为，要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必须看到俄国封建社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农民村社是俄国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塑造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深厚的东正教传统，造就了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能性的拒斥，培养了他们救世主义的情结；地处欧洲最东端以及蒙古人对它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使其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这就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借助于暴力进行的社会实验，专政只是保证实验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因此，用人道主义批判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不公正的。他强调，人道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暴力的倚重是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不能站在自己的今天指责别人的昨天，似乎自己不是经过昨天才走到今天。(21)
另外，关于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论断以及“一党专政”的话语，近些年来一直不被人们所解读，甚至被许多人批评或诟病。俞良早针对这些误读进行了阐释和澄清。他指出，首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打碎旧国家机器后建立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短时期内存在的、很快就将消亡的政权，在这个政权形式下，旧的法律被废除了，也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地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一致的。其次，从“一党专政”的话语看，似乎与民主和自由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列宁这句话是在回击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组织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时说的，显然是一句“论战性”话语；列宁对“一党专政”含义的真实解释，即是“一党”领导工人群众发展革命事业；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布尔什维克党也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结成“统一战线”，组成“联合政府”分掌政权，所以布尔什维克“一党”领导人民和苏维埃国家，是苏俄政治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正确理解列宁的话语，必须回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研究他原著的背景，当然也不能以当前中国的政权、政党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必要性，来否定列宁当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22)
4．对列宁关于罢免权思想的考察
在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十月革命的阐释中，曾多次使用neperopor一词，直译是“政变”。换句话说，十月革命是武装政变加国内战争完成的一场革命。由此，以后共产国际各党都把武装斗争看作通向政权之路的唯一选择，而忽视了列宁在夺得政权之后，提出通过选举、通过罢免来实现政权更替的重要思想。郑异凡对列宁关于罢免权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考察。郑异凡指出，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不久，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专门就罢免权作过一个报告，提出罢免权对实施民主制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只要通过和平的方法，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可见，罢免权和随时撤换权本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官员实施监督的有效手段。可惜的是，在以后的70多年里并没有实施过罢免权，既没有真正的选举权，更没有什么罢免权。郑异凡认为，罢免权是完善选举制度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之一。如果苏联人民能够享有和行使罢免权，那么完全可以用合法手段让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下台，这也许能让苏联逃脱覆灭之灾。(23)
二、关于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2017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一场重头戏，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国内外学界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一）国内外关于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
1．俄罗斯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
在俄罗斯，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2017年3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17年年底，主要包括图片展、艺术展、档案开放展、集会、学术会议、演说、国际学术会议、研究课题、电视片、电影、马戏、圆桌会议等。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共产党在庆祝活动框架内出版了介绍列宁生平及其理论遗产的书——《十月风》。《十月风》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史料汇编，是列宁一生（1870年4月—1924年1月）的写照，全书分13章，详细叙述了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工作生活的各个重要阶段。书中包含500多段列宁的作品和同代人回忆的摘录、450幅来自国内外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插图，保留了对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者的记忆。
另外，为了准备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纪念，俄罗斯还在《祖国》杂志和《俄罗斯报》上登载了几十篇与十月革命历史相关的文章。主要内容包括：（1）二月革命发生的情况，对过程细节的深挖，还有其他一些沙皇时代军官的历史；（2）利用档案资料，重新梳理了1917年二月到十月的整个过程，其中对列宁的研究包括他从国外回国的过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此外，还有与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活动有关的内容披露；（3）十月武装起义后的情况，包括革命后出现的农民暴动，以及在苏俄出现的白卫军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等，还有文章对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在沙皇俄国一些省与地方引发的反响进行了详细描述；（4）从“一战”中沙俄经济社会的情况，来分析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等。总体上看，上述研究围绕三件大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战”；几个人物：列宁、末代沙皇、高尔察克、克伦斯基等。当然，也有些文章研究十月革命前后的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斯大林，还有文章涉及一些沙皇军官、临时政府军队以及苏维埃政权里的其他人物。
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这是一次组织有序的纪念活动，其主要特点是：在形式上以学术团体出面为主，但以官方意图为主导。俄罗斯官方从媒体、学者、思想内容、舆论导向等方面都把握主动权。以《祖国》《俄罗斯报》“俄罗斯电视一频道”等为主角，当然也有俄共报刊网站以及《独立报》《论据与事实》等其他一些媒体参加讨论，但舆论宣传的主题仍处于官方把握之中。在时段上，以1917年为中心，前面从1914年起，后面涉及1918年，甚至1924年、1929年，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重大事件。在内容上，选题比较广泛，既有严肃史学，也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纪录片和电影。在学术导向方面，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论据的可信性，文章引用的资料都出自国家档案馆、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或者可信的权威著作、回忆录等。舆论导向上在维护国家统一，回击历史虚无和编造，尤其是在涉及民族主义问题上，有明确的界限，以澄清史实，尊重历史事实，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为基本原则，凝聚共识。(24)
2．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
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十月革命的纪念，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了各类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远新和吴素霞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的早期兴起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走向中期的常态化阶段以及20世纪60年代走向末期的式微阶段。在这期间，中共主要通过发布纪念公告或宣言、举行纪念大会或晚会、刊发纪念文章或社论、向苏共领导人致贺电及出席苏方庆典或宴会等形式，表达对十月革命的敬意以及对十月革命精神和原则的坚持。从总体上看，第一阶段开展的频次不高、范围较小、组织力度较弱、影响程度不大；第二阶段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较为正常甚至一度十分密切，同时中国革命和建设也需要借纪念来组织动员，并寻求苏联的支持，因而显得主动积极；第三阶段由于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中共与苏共在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因而较少举行大型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共借助于十月革命纪念活动，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启示，探索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协调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充分彰显和释放了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25)
在20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持何种态度令世人关注。肖枫认为百年纪念活动的中国基调总体而言应该凸显“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关键词。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革命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并促进了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对于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功绩是决不可抹杀和否定的。但是，这场革命毕竟过去了100年。历史条件和世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和基本经验，决不能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加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取代方式”具有多样性；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我们也不应只强调其后期改旗易帜的右，还必须重视其长期思想僵化破坏法制的“左”。作者指出，僵化的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蓬勃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制却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片新绿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继承、发展和创新十月革命道路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十月革命的最好纪念。(26)
此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虽然这还不是最终的胜利，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他认为，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因苏联解体而被抹杀。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根本原因。今天纪念十月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3．西方社会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纪念
除了俄罗斯和中国之外，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及其意义，一些西方国家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进行了纪念。2017年4月12日，英国《卫报》发表著名历史学家T.阿里（Triaq ALi）向人们推荐的有关十月革命的10本图：L.托洛茨（Leon Tosky）的《俄国年命史》、N.苏汉诺夫的（N.Sukhanov）的《俄国革命1917：一部个人回忆录》、J.里德（Jonh Reed）的《震感世界的十天》、A.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穿越俄国革命》、V.谢尔盖（Victor Serge）的《俄国革命后的第一年》、S.菲茨帕屈克（Sheila Fitzpatrick）的《启蒙的人民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治下的苏联教育和艺术组织》、A.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的《性别解放后的女共产主义者自传》、F.文丘里（Franco Venturi）的《革命的根源：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史》、D.列文（Dominic Lenin）的《玩火自焚：帝国，战争与沙俄的终结》、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 Lenin）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9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又刊登了S.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十月》（电影）、K.埃文斯（Kate Evans）的《红色罗莎：R.卢森堡画传》、I.巴别尔（Isaac Babel）的《红色骑兵军》、M.茨维塔耶娃的《1917年革命日记》、I.布宁（Ivan Bunin）的《受诅咒的岁月：革命日记》、W.比蒂（Warren Beatty）的《赤色分子》（电影）、W.佩列温（Victor Pelewin）的《佛陀的小指》、M.米洛舍维奇（Mira Milosevich）的《俄国革命简史》、D.利恩（David Lean）的《日瓦戈医生》（电影）、C.米维尔（China Mieville）的《十月：俄国革命的故事》、《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事》（电视纪录片）等有关十月革命的7本图书和4部电影及电视纪录片，旨在让世人一起回味那激情动荡的年代。T.阿里认为，要将列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这位天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是如何以一种比其他历史人物要深刻得多的方式来形塑20世纪的历史的。不带功利目的地重读一下1917年的历史以及列宁自己的一些著作，不仅可以唤起许多记忆，也能有许多新的发现，均有助于深化及拓展人们对俄国革命的理解。(27)
（二）国内外对十月革命的反思与再认识
国内外学界、新闻界在对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进行纪念的同时，也对十月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其中包括：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性质与意义、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的影响与价值等。
1．对十月革命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再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是继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最伟大的革命，但是自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之后，思想理论界有人频频怀疑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高放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哲学原理为基础来透视俄国革命的全过程，从剖析当时宏观世界形势、中观俄国国情和微观1917年俄国具体情况入手，把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三次革命连贯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挖掘三者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和系统统一发展。他认为，这三次革命都是为了解决俄国社会内在的矛盾，前两次是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后一次是反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没有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没有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善于洞察俄国社会爆发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巧于利用革命发展中偶然性的有利时机，当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败时，暗中推动群众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夺取二月革命胜利；之后又善于争取群众，利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生的严重危机，巧于公开领导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可见，处理好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俄国革命胜利的关键，而十月革命又是符合世界历史、世界社会主义史和俄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原创，而不是原罪。(28)
周尚文也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有较大的偶然性，但它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面临诸多矛盾的时代产物，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薄弱一环，革命自然不可避免，无法否认这场革命带来的世界性震撼。周尚文指出，围绕“四月提纲”的争论，涉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社会革命的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曾斥责说，俄国工人阶级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执掌政权的地步；苏汉诺夫认为列宁提出了“关于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K.考茨基也以“经济分析”为名，抨击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催生的是一个“早产的婴儿”。其实，列宁不是不知道社会革命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也不是不了解俄国的基本国情，但当革命已在敲门的时候，他需要提出一个激进的革命方针和动员民众的策略口号，投入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周尚文强调，从根本上说，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而这一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在路上。(29)
2．对十月革命性质与意义的再认识
对于十月革命，历来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称之为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伟大革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有人称它为俄国版的“雾月十八日”；有人以为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人认定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周尚文回顾了两场革命接连爆发的历史背景，认为十月革命从性质上来看属于一场“政变式革命”。他指出，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是值得肯定的。但“新纪元”之说，机械地用阶级划分和社会制度变化来界定社会文明程度的“新”“旧”，有失偏颇。就十月武装起义的性质而言，无疑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革命，有革命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目的明确、运筹帷幄、坚毅勇敢、公开发动推翻旧政权的一次革命，但它具有突发性和隐秘性，因而是一次“政变式革命”。(30)
与传统历史教科书将十月革命定性为一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韦定广以列宁在逝世前作为“政治遗嘱”留下的《论我国革命》为依据，阐述了列宁的十月革命观，解读了落后国家走向文明的另一条道路。韦定广指出，列宁曾认为可以“借助于”革命很快在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下，十月革命顺理成章地被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经历了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以及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后，列宁重新将革命直接的迫切任务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同时在提到如何“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和如何“学习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问题时，他明确地告诉人们：试图在革命后立即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先道路”已经被“证明不合适，走不通”，革命最多只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基础，而实现社会主义则需要现代文明作为历史前提。十月革命与“西欧各国的革命”作比较，其“特殊性”仅在于“形式”或“顺序”上的“颠倒”。韦定广认为，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他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可见，革命后所要达成的社会变迁任务与目标，又会使俄国历史的发展重新回归“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一般规律”，如同在长距离条件下细微的弯曲并不构成对直线的否定一样，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似乎是“微不足道”的。(31)
3．对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为了回答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有关的各类问题，俄罗斯共产党与《真理报》编辑部“红色路线”电视台在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前夕共同举办了“自由主义的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圆桌会议，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和公众人物、著名学者以及媒体代表等出席了会议，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会上致开幕词。2017年8月8日—9日，俄罗斯《真理报》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发言纪要，集中起来有这样几个观点：（1）不管是尼古拉二世、克伦斯基还是戈尔巴乔夫，均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被迫或主动的改革者，但他们都滑倒在“自由主义的歧路”上，期盼“文明社会”的接纳。随着他们自身的跌倒，也拖垮了一个伟大的强国，所以把今日俄罗斯视为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双重继承者毫无根据。（2）战争极大地激化了所有的矛盾，一个腐朽颓败的政权终于奄奄一息。二月革命给俄罗斯所有政治势力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没有任何组织能为时代所需提供完美的答案。（3）二月革命的悲剧在于，在一个多数人口与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三权分立、公民政治权利相差甚远的国家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为一个高度原子化城市的社会基础，注定会在一个村社型农耕国家难逃厄运，而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和土地国有化显然与农民村社的集聚方式极其类似。俄罗斯当前资产阶级现代化建设的所有方案，同样都是有害无益的乌托邦。（4）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具有不同的目标、动力和结局，十月革命是一场与资产阶级体系脱钩的新型革命，建立起了新的苏维埃共和国体制，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5）俄罗斯人最具创意的发明是强大的集权制国家管理模式，今天也须以此为起点承担起建设未来国家的重任。单凭一个党难以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当下最关键的是要创建人民爱国力量的广泛阵线，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社会正义、劳动光荣、高度灵性和集体主义意识，俄罗斯将不复存在。因此，纪念十月革命不应局限于对过去时代的研究，而应深刻理解当今的现实并寻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案。(32)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纪念活动中，俄罗斯的官方、学界及各派政治力量已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整体，以“1917年俄国革命”的名义展开纪念活动，意在吸取教训，避免社会动荡，促进社会团结。官方的举措顺应了民众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呼声，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评价趋于理性的新变化，对史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具有导向性作用。刘淑春认为，俄罗斯官方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纪念，虽然回避了对两次革命性质的判断，但事实上肯定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刘淑春指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一直流传十月革命是“少数人发动的政变”和“俄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场灾难”，断言十月革命摧毁了二月革命后产生的民主政权的萌芽，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并试图以法律形式将列宁、斯大林和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但如今的俄罗斯官方和主流学者不仅承认十月革命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发生的“历史根源”和客观原因，而且承认十月革命不是某些人搞的“阴谋”，而是一些“坚持自己理想的著名人物”为了“实现祖国的繁荣和世界的美好生活”而在特定环境下采取的行动，这就从道义上肯定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的动机，从事实上肯定了十月革命是一场“俄国大革命”。刘淑春认为，此次纪念活动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俄国大革命”，反映了俄罗斯官方既不回避这个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日子，又试图避免由此而加重国内政治分歧和社会分裂；既避免了左翼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定性，又与右翼所谓的十月“政变”和“阴谋”拉开了距离。(33)
4．对十月革命影响与价值的再认识
徐觉哉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十月革命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中升起的。苏俄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一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换，即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开创着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但是，这场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它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质、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鸿沟。苏联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其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苏联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苏联社会的深层危机。74年之后，这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没有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戏剧般地坍塌于内部意识形态的瓦解。俄国革命如此出人意料地收场，苏联如此迅速不测地解体，使俄罗斯人的心态更为复杂，两种泾渭分明的看法在公众视野中碰撞，似乎不知道该如何看待1917年的革命岁月，在如何纪念的问题上有些“纠结”。不过，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目标虽然被背叛，但并没有被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使全人类获得了最珍贵的启示。(34)
左凤荣则把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价值放到俄国百年来的曲折历程中进行探讨和总结。在左凤荣看来，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很多人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在临时政府无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目标明确的“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等口号，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担当起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职责，为俄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视角看，列宁虽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间不长，但他探索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与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它对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仅促使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经验，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待遇，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左凤荣还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认识到发展商品、货币、市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遗憾的是，列宁所找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之路并没有被坚持下来。列宁一去世，党内便开始了争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主张加速工业化，打击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裕起来的人，剥削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筹集资金；在政治上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后，斯大林接过了他们的主张，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新经济政策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个排除货币和市场关系的大合作社。左凤荣认为，在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其对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今天纪念十月革命，既要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担当精神，更要认真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35)
赵曜从列宁对十月革命的贡献角度论述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赵曜回顾了列宁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在俄国创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主张社会改良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重要关头又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一是提出了崭新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二是以明确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路线武装了全党；三是看到武装起义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及时组织武装起义。赵曜还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世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等方面，论述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强调革命后要及时把改革提上日程，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赵曜认为，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够得上“新世纪”标志的无疑是俄国十月革命。尽管20世纪末发生苏东剧变，但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时代的性质和方向。
三、其他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除了对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争鸣与探讨，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分歧、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道路的对话、时代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律等。
（一）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分歧的再认识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素以学识渊博和著作等身而闻名于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算得上是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评价颇有争议，这根植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其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判断。邓超客观呈现了20世纪复杂的“普列之争”，并对普列汉诺夫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邓超指出，在俄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始终存在着原则分歧。譬如，一战爆发后，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尤其俄国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工业资本在高度发展时期对农业区域进行征服的扩张政策，同时他还将战争区分为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应该与统治阶级一起共同反对侵略者，坚持他的护国立场；而列宁指责他犯了社会沙文主义错误。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主张在俄国国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则认为俄国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相当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足，远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强行推进只会给俄国带来灾祸，并斥责列宁的主张为“梦话”。邓超强调，理解20世纪复杂的普列之争，进而理解这场争论的意义，需要到历史的深处去寻找答案，并从分清历史趋势和局部策略的角度，对历史人物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较早地看清了这个逻辑，然而却在嗷嗷待哺的人民面前，将胜利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列宁的超凡之处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电光石火的革命时机，毫不迟疑地紧抓住了那“震响世界的十天”。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刻已然到来，而普列汉诺夫却固执地给人民大讲“最简单的道理”。今天看来，列宁晚期冷静地思考了这位论敌的批评，并承认昔日老师的合理之处，普列汉诺夫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胜利”。然而，如若他活着看到这一切，这个“胜利”却会如同昔日的失败一样令他痛苦，因为他一定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发展被自己不幸言中，更不愿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到重挫。(36)
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曾经就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能否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吴炜和周全华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条件的争论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吴炜和周全华指出，普列汉诺夫秉持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主张俄国革命必须严格遵循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循序渐进地演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认为俄国当时的任务是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是立刻实施社会主义；而列宁则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失时机地将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吴炜和周全华认为，在这场争论中，就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列宁无疑是胜利者，而从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来说，普列汉诺夫关于革命应有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在革命过程中革命者不可急于求成等观点非但不是“机会主义”，而且具有相当的预见性，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37)
（二）对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道路的对话的再认识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道路的对话有两篇文献，一篇是米海洛夫斯基的《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另一篇是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米海洛夫斯基虽然针对俄国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作了反驳，但是马克思没有接受他的“解护”。由于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一直没有译成中文，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这场对话的认识也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封信上，因此深入研究这场对话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张静展示了这场对话的来龙去脉，并对米海洛夫斯基在这场对话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对公允的评价。张静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根据马克思揭示的规律，认为俄国必然摧毁农村公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不同意这种结论，认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反对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变成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应该利用当时的特殊条件，走一条与西欧不同的道路。因此，在纠正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时，马克思实质上对自己的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承认俄国存在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不幸灾难的机会。当然，他们对利用当时俄国的条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取决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支持俄国的农民革命；米海洛夫斯基则主张通过特殊的俄国道路达到与欧洲资本主义不同的文明。张静认为，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在米海洛夫斯基与马克思的论争中没有给前者一个公正的评价。其实，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庸俗和简单解释马克思理论的茹科夫斯基的回应，而且是把马克思发现的规律运用到俄国的尝试。他把《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百科全书和人类社会历史的里程碑，为俄国人思考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38)
（三）对“时代问题”的再认识
时代问题是我们观察国际问题的一个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已经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因为能否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事关能否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纲领、路线和政策。赵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我们正确认识所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指出，所谓时代是指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中，哪个先进阶级推动历史发展的总潮流和总趋势。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两种不同表述，而1957年《莫斯科宣言》概括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比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表述更为确切。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世界范围的由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并存和历史性竞争；（3）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胜利。赵曜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包括所处时代、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大国关系、周边环境等内容的世情，是我们党制定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39)
但在时代问题上，至今还有人违背或罔顾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使时代问题变得很混乱。一方面，有人将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的定义来表述，强调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给人以“大的历史时代”似乎已改变的错觉；另一方面，又有人不顾当今时代的主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的现实，继续简单地从“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角度去突出强调和定义当今的时代，甚至提出当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大力量、两种命运生死博弈的时代”，似乎整个世界仍处在昔日的“两大阵营”对垒斗争的年代。肖枫通过阐释“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的区别与联系，对这两种极端化的倾向和论断进行了驳斥。他指出，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包括“时代的主题”与“时代的本质”两个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在内的完整体系，“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和统一起来，对当今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才是全面和完整的，这就是“时代主题”转换了而“时代本质”没有变。(40)
（四）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律问题的再认识
作为东方经济和文化落后国家，不少学者都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律。陈文通通过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试图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理论支撑。他提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需要重新认识的几个问题是：（1）一国能否单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2）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3）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而顺便解决；（4）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能否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5）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是否更容易；（6）如何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7）从苏联和东欧的制度剧变引出来的理论思考；（8）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他认为，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但苏东剧变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并不完全成熟。
总而言之，国内外关于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研究，“肯定”与“否定”兼具，争议和深究并存。今天，我们研究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重点不仅在于理论与革命本身，而且在于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及其所彰显的时代价值。近代中国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到底在于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因此，今天研究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就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展现更加光明的前景，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2) 梁化奎：《论“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3) 曾银慧、孙厚权：《列宁主义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
(4) 周一平、邹武龙：《一九二四年瞿秋白提出编译〈列宁文集〉》，《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
(5) 方婷婷：《当代俄罗斯列宁思想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6) 夏卿、徐苑媛、张旭东撰写了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初稿。
(7)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8) 俞良早：《评“西方列宁学”论列宁主义的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9)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2页。
(10)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11) 张传平：《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三大理论走向及其批判》，《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2) 轩传树、马丽雅、门小军：《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列宁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13)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14) 王天僚：《俄媒称列宁主义重新在欧美受欢迎：千禧一代奉列宁为英雄》，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 /world /20171113 /2243018.shtml。
(15) 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279页。
(16) 同上，第294页。
(17) 同上，第294页。
(18) 户晓坤：《“帝国主义”理论与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哲学方法论中的黑格尔环节》，《哲学动态》2017年第3期。
(19) 周尚文、张祥云：《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与苏联解体有关吗》，《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20)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8页。
(21) 安启念：《关于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22) 俞良早：《关于列宁两个“易生歧义”话语的正确解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
(23) 郑异凡：《列宁与斯大林：监督与反监督》，《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
(24)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9—452页。
(25) 张远新、吴素霞：《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26) 肖枫：《论中国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总体态度和基调》，《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27)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8—289页。
(28) 高放：《十月革命的十个问题》，《求索》2017年第5期。
(29) 周尚文：《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30) 周尚文：《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31) 韦定广：《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32)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252页。
(33) 刘淑春：《俄共为迎接十月革命100周年做准备》，《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34) 徐觉哉：《放眼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1—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页。
(35) 左凤荣：《十月革命的百年省思》，《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36) 邓超：《对普列汉诺夫评价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37) 吴炜、周全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在俄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争论》，《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38) 张静：《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道路的对话》，《哲学动态》2017年第6期。
(39) 赵曜：《时代问题是关系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40) 肖枫：《“时代主题”与“时代本质”——全面认识当今时代的两个基本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