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与治：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
回溯和总结十月革命1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探索历程，对中苏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形式与发展模式进行鲜明比较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提出和回答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难题：在东方人口无比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怎样才从传统的“统治”“管理”走向“治理”，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绕不过去的重大时代课题。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才能在世界上真正站住脚。
1．制度建立和创新历来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开山之作是《乌托邦》，其书名的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者托马斯·莫尔把社会主义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国家制度”。此后50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都是从制度上设想和追求社会主义美好愿景的。圣西门把他“发明”的新社会制度称作“实业制度”；傅立叶主张消灭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谐制度。在和谐制度中，人民按性格组成协作社即“法朗吉”；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家欧文在美国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新和谐公社”，实行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制度。试图把“新和谐公社”建成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尽管他们的理想与实践是一种“乌托邦”，但是，他们追求“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积极思想成果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中，发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并通过革命和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和瞻望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71年巴黎公社是以工人阶级执政的形式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从巴黎公社教训中得出“彻底砸碎旧政权的国家机器”的结论，推崇普选制和低薪制，防止“公仆”变成“主人”等措施，都是事关新社会制度建设与治理的战略思考。其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经济文化落后俄国，如果俄国公社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仍然是从制度层面来考虑问题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连续5年大力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模范机关，实质上就是要防止官僚主义在新生国家机关中复活，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这都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谋划。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要求党内学习和讨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西柏坡的“进京赶考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防变论”，其政治动机都是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江山的万古长青。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等历任高层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既警惕右、又防止“左”，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巩固定型等，都是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问题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战略应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暂时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艰难、复杂而曲折的过程。特别是要防止社会主义政权得而复失，革命成果付之东流的悲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定型和发展。
2．我国初步回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7)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科学地发现了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前景，他们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很多重要原理和治理方案是预测性的。一个世纪之前，列宁撰写了《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一国实践的新时代。革命成功后，列宁开始探索从“说服俄国、夺取俄国”转向实施“管理俄国”的伟大实践，努力探索“国家与建设”的规律，指出发达国家革命难，建设容易；落后国家则相反，革命容易，建设难。可惜，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18)后来，在斯大林主政的时代，“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几任领导人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和实践失误导致这一探索半途而废，落得亡党亡国的悲剧。20世纪社会主义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苏联解体，二是中国崛起。“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19)现在，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从管理到治理，破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题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中国道路。虽然我国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从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和人民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到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当然，必须指出，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并将为人类追求美好制度提供中国方案。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建设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是唯一的上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命题，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治理”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高频词。他非常强调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概括新思想，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从管理走向治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在总结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习近平指出，中国有13亿多人口，治理不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这实际上是在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近几年来，习近平在回答这一重大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国公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丰富论述和深邃思想，对世界各国也有启迪意义。
3．我国制度实践的后半程深化了党和国家制度完善的根本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可能再用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的时候，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如果我们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的实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半程。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后半程，我们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20)
在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后半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特别要警惕和防止出现根本制度上的颠覆性错误。当前，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我们既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既不能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覆辙，也不能回到过去再搞“文化大革命”。全面深化改革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定力。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