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与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与《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口授的最后两篇文章，它们都是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文章，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两篇文章丰富和发展了该信中提出的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并从实际出发把改革国家机关的设想和举措进一步具体化了。对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一、写作背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巩固共产党执政基础问题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总结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防止新生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总结了建立“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4)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论著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应用于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之中。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但是，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旧社会官僚主义残余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中时不时地滋长起来。列宁指出，建国初期的苏维埃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25)列宁把当时的苏维埃国家称为“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1918年8月，党中央和莫斯科市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总共有23.1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弊端十分严重，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极度担忧。他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26)“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7)
列宁还深刻地指出，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我们以举世无双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在极其次要的办公制度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辉煌”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去的想象力或耐心。于是，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他说：“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立以前灭亡。”(28)反之，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的机构，搞上若干年，那就会有很大收获，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的保证。正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1918年12月，列宁亲自领导并兴起了精简机构、革新国家机关的“第一个改革热潮”。
在这一改革进程中建立的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由斯大林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察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实际操作和工作效果并非理想。列宁指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
在国家机关的改革中，许多机构一时间都被精简了，人员被分流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可是没过多久，不少机构再撤销以后，又很快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列宁曾经痛心地说，我们改革国家机关的工作瞎忙了五年，实践证明不成功。官僚主义十分顽固，我们把它从大门赶出去，结果它又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了。从1921年至1923年初，列宁曾二十多次论及精简机构、紧缩编制问题。他直到临终前口授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时，仍然念念不忘改革党和国家机关问题。列宁把改造国家机关的任务，作为两大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他口授的五篇论文，有“四篇都论及改革国家机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最后两篇，更是专门就精简机构和改革国家机关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29)
正因为政治制度改革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列宁为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1923年1月初，列宁首先口授了这篇文章的大纲，然后于1月9日和13日分三次口授了该文的初稿《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30)。接着列宁在1月19日、20日、22日、23日期间，口授了文章的第二稿，并于1月23日正式定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3月2日，列宁又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继续深入地拓展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思想，具体地说明了国家机关改革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对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短文中提出的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缺乏科学理解和深刻领悟，以至于在讨论是否发表该文时，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竟然建议单印一份刊印列宁文章的《真理报》，以应付列宁的公开发表要求。1月25日此文发表时，删去了“不顾情面”后面的“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等字句，直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五版出版时才恢复了原样。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印发了致各级党组织的信，暗示列宁当时正在患病之中，此文是在不了解政治情况的状态下写的，因而不足为训，同时声明：“在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工作中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担心‘分裂’的根据的情况。”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列宁的相关建议得不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就不足为奇了。(31)
后来，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拟定了关于改组和改善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代表大会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草案。1923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央委员会所拟定的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案。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增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并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被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
二、基本内容
（一）《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1．改善我们国家机关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工农检查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列宁严肃地指出，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他反对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并且由此举一反三，推而广之，论及整个国家机关的革新和改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于是，列宁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32)列宁说，这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所谓“非常困难”，是指改革国家机关这一深刻变革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根据列宁的分析，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混进国家机关的野心家、阴谋家、“只图升迁的人”，以及“其他败类”的破坏；二是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的反抗；三是各种腐败的因循守旧思想的阻挠。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排除这些阻力。(33)
2．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力量源泉，使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
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列宁觉得应该向过去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当年，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力量源泉。列宁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34)
俄共（布）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则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列宁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
列宁一方面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3．提高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按照列宁的计划，工农检查院留下来的300—400个职员，一方面要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下做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高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处境。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提高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列宁从实际出发，对改革国家机关提出了若干具体设想和建议。例如，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设法把我们共和国现有的12个以上的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中央劳动研究所、科学劳动组织研究所等等）一部分合并，使另一部分的工作协调起来。在把所有这些机构合并成一个和使它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适当分工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折中办法。由于这种改革，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无疑不会少于工农检查院，这个好处就是，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那时，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规定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
4．中央委员会应该形成一个严格集中的威信很高的紧密集体，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从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开始，就担忧党内会出现分裂，时常想着如何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党内分裂。在这里，列宁从改革国家机关的角度再一次论证其战略思路：“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列宁认为，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列宁提出的改革方案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5．俄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巩固工农联盟可以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危险
当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35)即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列宁认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口授的最后一篇文章，该文以较多的篇幅进一步发挥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设想。列宁不仅对国家机关如何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而且在展望世界革命前景中，明确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在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上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
列宁认为，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人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列宁指出，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列宁强调，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
2．革新国家机关触及的正是文化问题
在列宁看来，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列宁想到了只有两种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说这种人少得可笑。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列宁明确，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3．改善国家机关的准则是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
列宁主张，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由于严酷形势的严峻挑战和缺乏实践经验，俄国最初五年的改革探索充满坎坷和教训。列宁指出：“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
4．建成模范国家机关的质量标准和具体举措
其实，列宁这篇论文的标题，已经凸显了改革国家机关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数量体现质量，质量高于数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而建立的模范机关，必须追求高质量、严要求。列宁要求：“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列宁用了4000多字的篇幅，具体探讨了如何建成模范国家机关的目的、方向、标准、举措等重大问题。
列宁明确，我们要在几年后建成真正模范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要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列宁主张，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首先，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列宁设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们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列宁认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必须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才不至于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列宁建议，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职员候选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考试的初步纲要。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反之，如果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组成的，假定是由官吏型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鼓动型的人，或者排除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列宁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
列宁主张，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要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不但合适，而且应该。
尽管列宁这些设想和建议，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但是，透过字面仔细品味，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列宁临终之前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他那与时俱进、执著追求的精神，高度负责、极其认真的态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风格，实事求是、崇尚实干的作风，为我们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机关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政治智慧。
5．苏维埃俄国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的扼杀所应采取的策略
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的苏维埃俄国，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成为孤立无援的“红色孤岛”。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以小农和极小农为基础的国内经济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俄国要一直坚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利用俄国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尽量破坏俄国经济。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观地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当时，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两种情况：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战胜德国而能够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来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宁想到俄国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人类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6)
但是，列宁指出，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必须采取自救的政策。
6．坚持下去的希望就是从小农国家的水平向着大机器工业水平前进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到底应当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列宁从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的特定角度，初步探索和回答了“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37)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38)在列宁的思想中，他是把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列宁指出，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列宁的这个理由是想要说明，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列宁总结说，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
(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2页。
(2) 同上，第285页。
(3)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一些领导人所形成的思想派别。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于1917年9月，是进行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活动的群众性团体。1918年春，波格丹诺夫等人控制了协会的领导机构和刊物，开始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要求文化自治，拒绝苏维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宣扬摒弃文化遗产，主张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建立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5) 同上，第889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8) 列宁在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以后，赶快声明一下是为了防止引起人们的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他强调，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
(10) 同上，第315页。
(11) 陈媛媛：《关于列宁关于由工农政治军事联盟向工农经济联盟转变的思想》，《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1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1页。1922年9月，列宁曾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索取关于合作社活动的资料。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
(1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7页。
(14) 所谓“亚洲方式做买卖”，是指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商人使用哄骗和欺诈等狡猾手腕的不文明伦理和经商行为比较盛行。所谓“欧洲方式做买卖”，是指文明经商已成为发达市场经济伦理的一个标志。
(1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1页。
(1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3页。
(1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3页。
(18)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学习导读》，《光明日报》2011年7月27日。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21) 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7页。
(22) 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2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694页。
(2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2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页。
(27) 《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28)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页。
(29) 刘永誉、赵威定：《列宁关于改革国家机关的理论与实践》，载《列宁与社会主义建设——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3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2页。
(31) 宋洪训等：《新版〈列宁选集〉导读——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3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页。
(33) 刘永誉、赵威定：《列宁关于改革国家机关的理论与实践》，《列宁与社会主义建设——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34)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是1920年9月22—2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1921年3月8—16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35) 耐普曼（нэпман）系俄文的音译，是由俄文新经济政策的缩略语和俄文复合词后缀（狂热爱好者）构成的合成词，指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产生的小店主，小厂主及投机商，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存在的资本主义分子。苏联的“耐普曼”阶层是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后逐渐形成的新社会阶层，列宁说“耐普曼”是在新经济政策下“繁荣起来的商业的代表”，是“这种新经济政策的人或代表”。因此，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耐普曼”阶层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36)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3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38) 同上，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