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阐释列宁“政治遗嘱”的思想体系
伟大人物的作品是一个神奇的思想宝库。思想遗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1929年1月，苏联早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尼·伊·布哈林(7)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会议上作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长篇报告。布哈林把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形象地称为“政治遗嘱”。
一、列宁的“政治遗嘱”构成一个大的整体
布哈林认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是指“列宁作为自己最后的、最英明的、最有分量的话，作为自己最后的、最周密的指示而留下的那些思想的总和”。列宁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中的最主要的东西，包含在五篇内容十分精彩、思想十分深刻的文章中，即《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社》《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布哈林说：“所有这些文章都被频繁地引用过，几乎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研究过。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个空白点，在这个隆重的纪念晚会上，我想来填补它。这个空白点在于，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试图分析这几篇文章的相互联系，把它们理解为构成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工作的巨大远景计划的一小部分。”(8)
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仔细地阅读列宁的政治遗嘱，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文章不是一些孤立的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构成列宁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大的计划的各个有机部分，这个计划是根据世界革命力量的统帅的英明而敏锐的眼光所预见到的十分明确的前景制订的。
1．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总分析与俄国发展的总方向总方针
列宁论述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观点和对俄国革命作出总体估计的代表作，就是《论我国革命》这篇札记，“就其思想来说，是列宁最有独创性和最大胆的著作之一”。(9)布哈林评价说：列宁在这里针对有些人断言俄国“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充分的客观经济前提和文化前提”的怀疑和“攻击”，“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应当是发达的国家，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常发达、十分“充分的”经济基础的国家，但是也可能有一些由国内外形势的特点所决定的特殊例外。当时的俄国恰恰具有这种形势的特点。俄国革命形势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与三方面形势相联系：第一，同世界大战相联系；第二，同东方千百万各族人民掀起的巨大革命浪潮相联系；第三，同国内阶级力量的一种特别顺利的结合（即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相联系。正是这种十分特殊的和独特的形势，成了俄国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列宁强调在这种独特的形势下，我们可以首先夺取“工农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列宁提出的关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以及关于我们的策略的基础和方针这个总的问题，指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的特殊道路。布哈林认为，列宁“所以需要这些非常大胆的论断，是为了从这里拉一条线通到未来”。(10)在他看来，“一条线”就是工农力量的特殊结合，“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工农力量的特殊结合这条线，就能夺取政权，展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11)
在布哈林看来，列宁沿着“一条线”的思路走下去，便引出了与《论我国革命》紧密相关的《论合作社》一文，列宁在该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俄国“发展的总方向和政策的总方针”问题。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2)布哈林认为，列宁“以最严谨和最热情的政治毅力最清楚地提出”的这个核心观点，是“非常大胆、鲜明、清楚而且特别有力的观点”。(13)当时，俄国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了，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全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列宁讲的“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具体表现是：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工作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布哈林认为，列宁关于俄国发展性质的基本原则是非常正确的，这应当是确定我们重要的策略路线时的理论基础。
2．列宁对国际形势的正确估计是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布哈林提出，列宁是一位国际的革命家、头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当然了解，那些最大的困难、最阴险的威胁和危险都与我们的国际形势有关。他强调，我们有时忘记列宁在政治遗嘱里关于国际形势写了些什么，然而列宁关于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除了少数例外情形，都被以后世界事件的全部进程证明是正确的。
毕竟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的估计，并为解决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和“自救”问题制订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列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点的分析判断是：（1）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分裂，德国被压在底下，各战胜国都在啄食德国，不让它抬起头来。(14)（2）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战胜国，可以向工人阶级作一些让步，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3）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国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人类的大多数正在卷入革命的漩涡。（4）西方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冲突正在成熟。（5）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同物质力量很薄弱的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在成熟。（6）帝国主义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把下一次的革命爆发直接与将要发生的战争联系起来。
布哈林在叙述了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关于国际形势的具体观点之后明确指出：从这样的形势出发，列宁提出“苏维埃国家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如果未来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苏维埃国家怎样才能够在军事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列宁回答说：“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15)在西方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迹象，苏维埃俄国无法获得欧洲革命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布哈林认为，列宁这个策略的特点是“自救”。他说，乍一看来，列宁的这一策略的思想内容不够丰富，缺乏革命的、政治的高度。可是实际上，它的内容既丰富又有政治高度。它强调了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和农民对工人的信任，实质上是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使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巩固。他强调大力节约和铲除浪费现象，是主张把国家的财力用于发展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以便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只有苏维埃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些，才有可能在未来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布哈林从列宁的“自救”策略中，全面揭示了“一个由越来越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一环扣着一环，于是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整个复杂的和活生生的实际情景就呈现出来了”。(16)同时，列宁在上述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还包含着对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将发生大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期盼。布哈林说，列宁从东方寻求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看到东方有革命形势和直接爆发革命的可能，东方各国的历史完全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3．列宁的五篇文章是一个大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除了作上述总体性研究和评述之外，还围绕着列宁的五篇文章就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基本阶级关系问题、文化建设问题、国家机关以及国家的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内容十分广泛，分析比较细腻，叙述层次清晰，论证逻辑严密。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视角和理论阐发，富有新意和特色。
布哈林在援引了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说的“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这个论断之后，明确得出结论：列宁本人是把他的几篇文章看成为一个大的整体。布哈林力图把列宁的五篇文章看作是一个伟大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列宁战略策略的宏大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布哈林说他作报告的任务和目的，是把列宁的整个计划完整地勾画出来。他强调列宁的政治遗嘱不是局部进行舍本逐末的分析，而是一幅宽阔的画面，列宁关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分析就是一幅宽阔的画面。列宁以非凡的力量，以最令人信服的朴实笔调和最大的表现力在这幅画面上描绘了历史过程的一个稳重的步伐。换言之，布哈林把列宁各篇文章的内容，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思想体系。布哈林提出，通盘看一看列宁的“政治遗嘱”，有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总分析，有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有根据国际形势提出的巩固政权的策略，有通过大力节约和提高工作质量来实现工业化的方针，有开展文化革命的口号和具体措施，还有改革国家机关的许多建议。他说，全部计划是宏伟的，是为许多年而制定的，是从最广泛的远景出发的，是建立在列宁的基本原则的坚固基础上的。同时，全部计划又是具体化了的，即作了许多真正实际的指示。
布哈林指出，列宁在逝世前的这些文章里，提出了关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对俄国革命作了总的估计，对俄国发展总路线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描绘，对国际形势作了简短而深刻的分析，论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经济建设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基本的阶级关系问题、国家机关问题、组织群众问题、组织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问题。“实际上，举不出我们政策中任何一个稍微重大的问题，列宁同志最后指示中所阐述的这个总计划没有对它进行过分析。”“他的分析不是对一个小小的局部进行舍本求末的分析，而是一幅宽阔的画面。”(17)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并不是把列宁英明的意见胡乱拼凑起来，人为地联系在一起，而是从列宁的文本出发，把列宁的整个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叙述。
二、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研究的遗漏与空白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内容及精神实质的认识，是比较符合事实和比较深刻的，其科学性和深刻性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理论家的水平”。(18)布哈林对列宁政治遗嘱的解读，在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积极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尽管布哈林表示要填补列宁政治遗嘱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尽管他反复强调把握列宁政治遗嘱的“思想的总和”“大思想体系”“一个大的整体”“总分析”“总计划”“总的估计”“发展的总方向和政策的总方针”，并表示“我打算不漏掉一个列宁的重要思想”；尽管他大量使用了“全部”“所有”“通盘”“总的”“整个”“完整”“整体”“体系”等周延性的特定措辞。但是，严格地说，布哈林对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整体性研究还是漏掉了党的建设、法治建设和民族问题等许多重要内容，他的解读终究还是显得不够全面、完整、系统。因为，他把列宁的政治遗嘱局的“整体性”内容只限于列宁最后的五篇文章，没有具体分析和阐发列宁最后三封信的内容。而这三封信所涉及的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和推进经济建设的法定程序问题、苏联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与国家统一问题等，恰恰是构成列宁政治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列宁政治遗嘱的“大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这些重要内容在布哈林的《列宁的政治遗嘱》中几乎没有触及。而且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恰恰在党建、法治、民族等方面出了大问题，出现了严重失误和挫折，教训至为深刻。这三个问题也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列宁最后的三封信绝不能疏漏，遗漏了就会导致对列宁政治遗嘱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误导性。
当然，客观地说，布哈林不便分析和评述《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封信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由于列宁这三封信涉及斯大林等人与事的敏感政治因素，由于当时苏联党内斗争错综复杂的态势和内部约定俗成的保密要求，由于俄国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孤立无援的艰苦环境等客观因素，谁都不敢主动去触碰《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最敏感的“政治遗嘱”。当时布哈林主动规避政治风险也是迫不得已、身不由己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一大遗漏和一个空白。
总之，列宁最后留给后人的八篇文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整体，正是这八篇文稿构成了列宁“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是阐发列宁“思想的总和”的文本依据和客观基础。由此看来，由于受到党内复杂情况的掣肘和历史的局限，布哈林主观愿望是想填补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列宁的政治遗嘱研究的一个空白点，但他实际上还是留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空白点，即对列宁最后三封信的深度解读及其与五篇文章高度契合、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随着历史的推移、文献的解密、真相的告白、研究的深入，我们理应为布哈林研究列宁政治遗嘱的补白再作进一步的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