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创新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中国不可能独立自主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中国的国情决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至少具备了以下条件。第一，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形态，是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具备爆发革命的形势。第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三，中国革命得到了列宁、共产国际的国际援助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仅用7年时间就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的基本完成，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它证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科学性和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性。
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过，由于过渡时间过短等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上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隐患。
1．“一化三改”
所谓“一化三改”，就是指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0年下半年起，党和政府在广大新解放区按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还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民主改革。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开始就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在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在当时，如果不抓紧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们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限制、阻碍以至破坏。
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内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实现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党中央集中力量，在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是要把我国从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比较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把现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我们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5亿农民，国民经济以小农经济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也日益增大，这就要求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采取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的。通过改造，把小农经济一步一步地改造为集体经济，使个体农民一步一步地转变为集体农民。同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势必对国家的工业化发生深刻影响。
1955年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规划，计划设想到1960年将80%以上的农户组织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然后，再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同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一份《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约有手工业者891万人，其中个体手工业者为770万人，另有农民兼手工业者一千多万人。党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展了对手工业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向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三种基本形式的过渡，逐步把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1955年5月，党中央对手工业改造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要求各地对手工业的原料、品种、产量、销路、劳动力进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手工业者的利益，科学指导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年年底，全国已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0万多个，参加者达500多万人，加上参加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的人员，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2%。这样，就全国范围而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基本完成。
第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用了“和平赎买”办法，即通过对资产阶级企业的赎买，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改造企业与改造资本家相结合，使资产阶级改造成为新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自1949年至1956年，经历了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阶段，逐步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在最后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同年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剥夺资本家占有的全部生产资料，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使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则。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暴力剥夺、强制没收作为唯一的手段。他们也曾设想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收归国有。例如恩格斯曾经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再便宜不过的事情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一度提出对那些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谋求妥协，实行赎买，直接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但是，由于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对比较强大，它非但不愿意与俄国无产阶级配合并接受和平赎买政策，反而在十四国武装入侵俄国的严酷战争环境中，里应外合，进行反革命叛乱，妄图推翻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好以工人赤卫队的暴力无偿剥夺资本家的“资本”，强制实现原本打算和平实现的这一变革。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中国是第一次成功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积极引导，通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愿望，使和平赎买政策得以顺利实现。
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很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也存在一定缺点，本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设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逐步实现，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加上三年恢复时期，总共18年。然而在实际操作上，自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后来长时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艰辛探索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究竟如何建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最大和最难的历史课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取得了宝贵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1．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刻背景
在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全党探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到来，客观现实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首先抓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制定，该“草案”于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通过。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及其严重后果。同年6月和10月先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表明照搬苏联模式的东欧各国也产生了严重后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第四部分敏锐地指出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张，这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居于领先地位。
2．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与经验教训
从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苏联为鉴，决心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上已有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同时对苏联体制弊端又有高度的警觉，因而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尚十分有限，但头脑却比较清醒，观察也比较符合实际。
第二阶段：反思失误，意识到“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1957年至1959年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共产风”“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失误等教训，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毛泽东痛定思痛，对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1960年，毛泽东承认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了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其中多次涉及“规律”问题。他强调：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要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反复实践，认真研究。例如，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还论及了对立统一的科学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经济规律等。
自1960年底至1961年，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重新实事求是地认识了情况的变化，纠正了“左”的错误，制定了《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初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国情的体察，可惜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第三阶段，误入歧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惨痛教训。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四清”之后，到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左”的错误，与之相应，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方面也发生了偏差。毛泽东在晚年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规律”，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最后形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党的九大的基本路线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一个惨痛教训。
3．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成果
由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艰难而曲折。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时段的探索曾有过良好的开端。此后，在纠正“共产风”与“大跃进”的错误时，乃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提出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许多精彩思想，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做了思想准备，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第一，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经批评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来，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毛泽东不仅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具体分析了该矛盾产生的原因、性质、表现，以及矛盾的诸方面情况及其解决的办法。在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以及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分两阶段的重要思想。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这个思想虽然在内涵上还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
第三，规划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战略目标的变化：由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四个现代化。二是发展速度和时间的变化：由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超高速发展，调整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百年发展战略。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到1962年急躁冒进和“共产风”的教训时强调，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时，把时间想得长一点有许多好处，设想得太短了反而有害。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同时又指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三百多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萌发了用一百年时间分两步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多年路程的战略构想和雄心壮志。
第四，探索中国特色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为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重要结论。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有关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入手，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1）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2）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3）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是毛泽东与党中央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与主要方针。
第五，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对“共产风”的反思中，毛泽东提出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评废除商品和货币的极“左”错误，强调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并且批判了那种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要看它是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其商品生产和交换是有计划进行的，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同时，毛泽东纠正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将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的生产活动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如农业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毛泽东还从多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及其交换的积极作用，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可以增加人们的货币收入，实现富裕的目标；可以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还可以开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等等。当然，毛泽东在这里也主张对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加以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重要论断，并要求用有关事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表明，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初步涉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若干主要问题。
第六，确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毛泽东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不受制于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他又提出了要“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向外国学习可以扬长避短。在这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提醒人们注意在学习外国的东西时，要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防止盲目排外和机械照搬这两方面的错误倾向。1964年，毛泽东甚至还具体地设想过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让华侨回国投资建厂的问题。但由于严峻的国际局势，这些设想在当时难以付诸实施。
4．辩证看待毛泽东晚年探索的经验教训
纵观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既有严重的失误，又有宝贵的成果；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看待。
首先，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合理部分和精辟思想，事实上成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其次，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求实作风，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的某些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正确的先导。人们往往在走了弯路之后，才会深刻反思教训，从中悟出事物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当年的失误不仅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种比照，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忠告。
(1) 刘志明：《列宁文献在我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3) 俞良早：《论列宁的东方理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5期。
(4)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59—360页。
(6)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7) 王晓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新进展》，《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28页。
(9) 同上，第630—633页。